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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连续三年50%以上的迅猛扩张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中和农信小额贷款项目，其贷款余额已突破10亿元，有效客户超过14万户。如何能在公益性小额信贷举步艰难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经验可否供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参考？小额信贷的出路在哪里？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
《中国扶贫》：您认为金融扶贫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有何作用？
刘冬文：过去我们总是谈论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企业扶贫、劳务输出等，其实，金融扶贫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贫困人口要想脱贫，仅靠救济肯定不够。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项目、解决就业，还可以收购他的产品，但同时，当穷人自己有生产上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能帮助他们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扶贫对贫困户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是给龙头企业贴息，通过给他们政策上的优惠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从而增加当地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直接贷款给农户，比如村级互助资金、中和农信小额信贷。
《中国扶贫》：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小额信贷，您如何评价？
刘冬文：国外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市场化运作，这与中国不同。中国贫困人口的特点和国外不一样，生产生活条件也不同。国外的贫困人口大都生活在城市外围，属于无地穷人。在国外，若是有一大片土地，那肯定不是穷人。而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因此，照搬国外小额信贷机构的模式不现实。
机构运行的形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国外可以随便注册小额信贷机构，会有专门的政策法规和监管的办法，而中国则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设计出一种相应的产品和架构，既能满足于特殊受众群体，又能和政府建立很好的联系，这就是在中国发展小额信贷的平衡点。
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了20年，为什么很多机构做不下去？因为他们没有领略到小额信贷的精髓，没有进行本土化改造。
《中国扶贫》：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多少家？运营情况如何？
刘冬文：截至目前，中和农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化网络，在15个省、87个县都有分支机构。1996年至今，共发放小额贷款47.4亿元，目前贷款余额有10.6亿元，贷款户是15.6万人，户均贷款约7000元。
我们的机构是专门为贫困农户做贷款业务而成立的，尽管利息高，但我们不吸储，不进行汇兑。我们中和农信有三个目标：首先是给穷人贷款，第二是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第三是实现中和农信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亏损。去年我们发放了13亿贷款，净利润大约2000万，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可见中和农信的成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帮助穷人赚钱，我们只要可持续发展就好。未来两三年内，我们希望能覆盖超过200个县。
《中国扶贫》：目前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参与金融扶贫的状况如何？
刘冬文：在中国最接近小额信贷机构的是小贷公司。当初小贷公司政策出台时，借鉴了国际小额信贷的经验。但出台后，监管部门对它的管理没有摆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管理思维，准入门槛非常高，这对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很不合适。
现在，让NGO小额信贷机构转型成小贷公司继续做扶贫不太可能，让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做扶贫也不太可能，因为法律规定小贷公司只能在县域经营，这对于希望在全国设点的NGO小额信贷机构就是非常大的限制。此外，小贷公司还要求，必须要有独立的法人和董事会，高管必须要担任过县级金融机构副行长以上职务等。这样，由于管理层大都来自传统金融机构，他所用的管理方法和风险防控的措施，就都受传统金融的思维局限。但是，做扶贫的小额信贷又需要创新的方法和不拘一格的做事风格，这就没法对接，造成现有的机构转不了小贷公司、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又不去做扶贫的局面。
《中国扶贫》：针对扶贫而做的小额信贷，商业银行和扶贫基金会在运作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刘冬文：不管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都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也就是从运营角度来实现机构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传统的金融机构既做大客户又做小客户，业务管理没有进行专业细分，导致大部分的精力和人员还在容易做的大客户那边，对最难做的贫困地区投入不够。而我们的做法是只做小客户，比较单一和有针对性。实际上，针对贫困人口的小额信贷也可以做大，这个大，不是指额度大，而是机构规模扩大，机构管理扁平化，从而降低运营成本。目前，很多机构都是画地为牢，对贫困地区只是捐款，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以金融的手段激发地方发展活力，实现可持续扶贫。
《中国扶贫》：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如何做到让小额信贷产品精确瞄准穷人的？
刘冬文：首先，我们会对自己的客户群体进行分析，针对客户群体设计产品。比如我们的小额信贷不需要公职人员的抵押或担保。另一个是我们的额度很低，单笔不超过2万，对于那些已经脱贫的人来说，这些钱没有必要找我们来借。另外，我们收取市场化的利息，并不优惠，这也会帮助穷人更加冷静地考虑借贷的数额和途径：借多少钱？是从银行借，还是找亲戚，还是找中和农信？
我们小额贷款的利息是13.5%，这意味着你借了我1万元，一年之后要还11350元。有人质疑，为什么给农民贷款还收这么高的利息？因为大银行给企业贷款也就是10%—12%的利息。这是因为，农民和企业家不一样。比如，北京郊区的一个养鸡个体户需要买鸡仔、购置饲料时，往往不会亲自去养，而是花钱雇外来务工人员，成本较高。而贫困地区的农民养鸡，基本就是自己住在鸡棚中，不需要雇人，有些人甚至自己建鸡棚，因此，他的实际经营成本较少。所以，尽管一个农民借了6000元种蘑菇，到年终要还近7000元，但是他一年产四茬蘑菇，可以挣到1.2万—2万元，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 而那些有钱又想扩大规模的人，一看我们的利率“很高”，就不会来找我们，只有那些有迫切发展需求、又难以从银行贷到款的人，才会流向我们。
之前有位贫困县的领导说要给我们的项目贴息，能贴到5%左右，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贴息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是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如果只贴息一年，明年怎么样我们不清楚。还有，一个地区贴息了，其他地区怎么办？这会造成不公平。第二是贴息会让我们的利息低于银行，这样所有人都会想找我们借钱，结果造成沟通能力更强的、资本更雄厚的人容易借到钱，受益的反而成了那些有钱人，穷人的机会反而变少了，扶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中国扶贫》：除了小额信贷，中和农信还能提供哪些服务？
刘冬文：例如，我们会给贫困户提供一种信贷寿保险。这个保险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同时帮我们维系了好的客户关系。因为，客户如果发生重大伤残或者死亡，我们再去要钱就是不人道了，但他不还钱又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就给他们买保险。
如果让客户自己去买保险，第一不方便，第二价格很高。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北京给客户买好，只要他给我们授权，我们就能帮他代办。而且，让客户单户去买保险，要交理赔金额的千分之五左右，而我们集体购买的话，只要交不到千分之二。我们帮老百姓买保险的成本加在利息里面了，这也是造成我们利息“高”的原因之一。
这种保险的整体效果很不错，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因发生事故获得了保险理赔，2013年上半年就有40多人。现在，我们每个月要为一万多名客户上保险，每年要交几百万元的保费。
《中国扶贫》：近些年，“我开”这样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因资金断链难以为继 ，对类似现象，您有怎样的建议？
刘冬文：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不是很多，做扶贫的就更少。“我开”募集的是赠款不是贷款，其资金链很难保证。作为慈善活动还可以，但做大很难。
我认为，这类机构要想找到出路，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是锁定目标群体，即锁定贫困群体。因为这一层面的市场竞争并不强，只要把这块市场研究透，肯定能找到控制信贷风险的方法。第二是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和管控能力，只依靠捐赠难具持续性，要用商业化的方式吸收资金。另外，人才要专业化，机构运营要商业化、程序化，这样才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时，要收取足够“高”的利息维持自身发展。这些方面若都能把握好，小额信贷就能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服务好、帮助好贫困人群的发展。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
《中国扶贫》：您认为金融扶贫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有何作用？
刘冬文：过去我们总是谈论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企业扶贫、劳务输出等，其实，金融扶贫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贫困人口要想脱贫，仅靠救济肯定不够。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项目、解决就业，还可以收购他的产品，但同时，当穷人自己有生产上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能帮助他们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扶贫对贫困户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是给龙头企业贴息，通过给他们政策上的优惠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从而增加当地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直接贷款给农户，比如村级互助资金、中和农信小额信贷。
《中国扶贫》：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小额信贷，您如何评价？
刘冬文：国外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市场化运作，这与中国不同。中国贫困人口的特点和国外不一样，生产生活条件也不同。国外的贫困人口大都生活在城市外围，属于无地穷人。在国外，若是有一大片土地，那肯定不是穷人。而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因此，照搬国外小额信贷机构的模式不现实。
机构运行的形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国外可以随便注册小额信贷机构，会有专门的政策法规和监管的办法，而中国则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设计出一种相应的产品和架构，既能满足于特殊受众群体，又能和政府建立很好的联系，这就是在中国发展小额信贷的平衡点。
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了20年，为什么很多机构做不下去？因为他们没有领略到小额信贷的精髓，没有进行本土化改造。
《中国扶贫》：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多少家？运营情况如何？
刘冬文：截至目前，中和农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化网络，在15个省、87个县都有分支机构。1996年至今，共发放小额贷款47.4亿元，目前贷款余额有10.6亿元，贷款户是15.6万人，户均贷款约7000元。
我们的机构是专门为贫困农户做贷款业务而成立的，尽管利息高，但我们不吸储，不进行汇兑。我们中和农信有三个目标：首先是给穷人贷款，第二是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第三是实现中和农信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亏损。去年我们发放了13亿贷款，净利润大约2000万，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可见中和农信的成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帮助穷人赚钱，我们只要可持续发展就好。未来两三年内，我们希望能覆盖超过200个县。
《中国扶贫》：目前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参与金融扶贫的状况如何？
刘冬文：在中国最接近小额信贷机构的是小贷公司。当初小贷公司政策出台时，借鉴了国际小额信贷的经验。但出台后，监管部门对它的管理没有摆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管理思维，准入门槛非常高，这对于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很不合适。
现在，让NGO小额信贷机构转型成小贷公司继续做扶贫不太可能，让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做扶贫也不太可能，因为法律规定小贷公司只能在县域经营，这对于希望在全国设点的NGO小额信贷机构就是非常大的限制。此外，小贷公司还要求，必须要有独立的法人和董事会，高管必须要担任过县级金融机构副行长以上职务等。这样，由于管理层大都来自传统金融机构，他所用的管理方法和风险防控的措施，就都受传统金融的思维局限。但是，做扶贫的小额信贷又需要创新的方法和不拘一格的做事风格，这就没法对接，造成现有的机构转不了小贷公司、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又不去做扶贫的局面。
《中国扶贫》：针对扶贫而做的小额信贷，商业银行和扶贫基金会在运作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刘冬文：不管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都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也就是从运营角度来实现机构可持续发展。现在很多传统的金融机构既做大客户又做小客户，业务管理没有进行专业细分，导致大部分的精力和人员还在容易做的大客户那边，对最难做的贫困地区投入不够。而我们的做法是只做小客户，比较单一和有针对性。实际上，针对贫困人口的小额信贷也可以做大，这个大，不是指额度大，而是机构规模扩大，机构管理扁平化，从而降低运营成本。目前，很多机构都是画地为牢，对贫困地区只是捐款，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以金融的手段激发地方发展活力，实现可持续扶贫。
《中国扶贫》：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如何做到让小额信贷产品精确瞄准穷人的？
刘冬文：首先，我们会对自己的客户群体进行分析，针对客户群体设计产品。比如我们的小额信贷不需要公职人员的抵押或担保。另一个是我们的额度很低，单笔不超过2万，对于那些已经脱贫的人来说，这些钱没有必要找我们来借。另外，我们收取市场化的利息，并不优惠，这也会帮助穷人更加冷静地考虑借贷的数额和途径：借多少钱？是从银行借，还是找亲戚，还是找中和农信？
我们小额贷款的利息是13.5%，这意味着你借了我1万元，一年之后要还11350元。有人质疑，为什么给农民贷款还收这么高的利息？因为大银行给企业贷款也就是10%—12%的利息。这是因为，农民和企业家不一样。比如，北京郊区的一个养鸡个体户需要买鸡仔、购置饲料时，往往不会亲自去养，而是花钱雇外来务工人员，成本较高。而贫困地区的农民养鸡，基本就是自己住在鸡棚中，不需要雇人，有些人甚至自己建鸡棚，因此，他的实际经营成本较少。所以，尽管一个农民借了6000元种蘑菇，到年终要还近7000元，但是他一年产四茬蘑菇，可以挣到1.2万—2万元，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 而那些有钱又想扩大规模的人，一看我们的利率“很高”，就不会来找我们，只有那些有迫切发展需求、又难以从银行贷到款的人，才会流向我们。
之前有位贫困县的领导说要给我们的项目贴息，能贴到5%左右，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贴息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是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如果只贴息一年，明年怎么样我们不清楚。还有，一个地区贴息了，其他地区怎么办？这会造成不公平。第二是贴息会让我们的利息低于银行，这样所有人都会想找我们借钱，结果造成沟通能力更强的、资本更雄厚的人容易借到钱，受益的反而成了那些有钱人，穷人的机会反而变少了，扶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中国扶贫》：除了小额信贷，中和农信还能提供哪些服务？
刘冬文：例如，我们会给贫困户提供一种信贷寿保险。这个保险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同时帮我们维系了好的客户关系。因为，客户如果发生重大伤残或者死亡，我们再去要钱就是不人道了，但他不还钱又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就给他们买保险。
如果让客户自己去买保险，第一不方便，第二价格很高。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北京给客户买好，只要他给我们授权，我们就能帮他代办。而且，让客户单户去买保险，要交理赔金额的千分之五左右，而我们集体购买的话，只要交不到千分之二。我们帮老百姓买保险的成本加在利息里面了，这也是造成我们利息“高”的原因之一。
这种保险的整体效果很不错，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因发生事故获得了保险理赔，2013年上半年就有40多人。现在，我们每个月要为一万多名客户上保险，每年要交几百万元的保费。
《中国扶贫》：近些年，“我开”这样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因资金断链难以为继 ，对类似现象，您有怎样的建议？
刘冬文：在中国，小额信贷机构不是很多，做扶贫的就更少。“我开”募集的是赠款不是贷款，其资金链很难保证。作为慈善活动还可以，但做大很难。
我认为，这类机构要想找到出路，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是锁定目标群体，即锁定贫困群体。因为这一层面的市场竞争并不强，只要把这块市场研究透，肯定能找到控制信贷风险的方法。第二是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和管控能力，只依靠捐赠难具持续性，要用商业化的方式吸收资金。另外，人才要专业化，机构运营要商业化、程序化，这样才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时，要收取足够“高”的利息维持自身发展。这些方面若都能把握好，小额信贷就能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服务好、帮助好贫困人群的发展。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