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类宗教信仰的复苏一直都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类是真正地将信仰根植于生活，用于灵魂安顿，这类信众多集中于大城市，富人和精英阶层；另一类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希望通过信教而得到神的庇护，免除灾祸，祈求平安、财运、地位。这种精神依恋和神灵庇护的需求，从来都不是儒家所提供的。“如果说宗教本身可以划分为关于群体意义建构的宗教与关于个体生命救赎的宗教的话，以此岸和社会关注为重心的儒家显然属于前者，而基督教则是后者的典型。”陈明说。
　　
　　今天的儒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拒芸芸众生于千里之外的。以曲阜为例，无论是传统留存下来的孔府家庙，还是近年来修建的各种各样的儒家建筑，从建筑形态而言，无不是森严高耸的官府式建筑，从日常功能来说，多是建起高高的围墙，设立保安，收取门票，与一般公众毫无干系。
　　 “汉代以后儒学确实在与政治结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后来更形成诸多弊端，儒学的官学化造成了‘官气十足’。”陕西师范大学儒学研究所所长韩星说，但这只是儒学在政治方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历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过回归先秦孔孟，弘扬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可贵的政治文明传统，在这种精神价值的影响下，我们的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与现代民主接榫。
　　事实上，在10位学者的联名反对信中，同样提到，曲阜建造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基督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须知，古今中外尚未闻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宗教信仰场所由文物部门或旅游部门把持，并向前来朝圣礼拜的人们收取门票费用的做法。
　　 信仰的竞争
　　虽然官方的表态已经让曲阜的教堂风波逐渐归于平静，但网上签名支持10位学者反对建教堂的各界人士依然在滚动增加，热度不减，儒家学说生命力之顽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在陈明看来，文化本身应该无所谓冲突，只是与利益交织。韩星也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
　　今天所出现的争论，与民国初年梁启超建立孔教会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所做出的本能反应。“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剧烈冲突，但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肯定会上演各种宗教文化的竞争。”韩星说。
　　中国正在进行着的道德建设，是一场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道德建设，与早已建立了科学传播模式的基督教相比，孔子那些极具宗教魅力的言行、思想和人格，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播，怎么运用，都还是没有答案的大课题。
　　 在曲阜采访时，记者认识了一位以儒学传播为己任的民间人士段炎平。2005年，他建立了曲阜儒者联合会，致力于培养一批青年国学人才，“也就是培养儒学自己的经师，就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脱离生产，专事讲经。”段炎平说，儒学传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研究者，而在于缺乏传播者，将讲经布道作为职业的一群人。
　　 2010年，段炎平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招到了第一批18名全日制学生，多是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打算。“他们的家长更多的是将我这里看成是一个职业学校一样。”段炎平说，毕业之后，他们要么自己开设私塾，要么就去做书院老师，这类的社会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找工作早就不成问题。不过，记者详细了解后也发现，这18名90后一代的学生，家境条件大都比较优越，事实上并无谋生之忧。
　　段炎平的书院就设在孔府旅游区外不远处的一所破房子里，18个学生日日读《论语》，诵儒家经典，严格按照孔夫子的教导起居学习，每年有专门的时间四处游学。
　　“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共才招到18个孩子。”这让段炎平有点难过，不过，明年报名的已经超过30个了。在段炎平看来，信仰的竞争不该仅仅停留在口水式的争论中，儒学的传播不是庙堂之高的宏大争论，而应该回归民间，深耕基层。将孔子那些朴素而温暖的生活态度最大范围地传播到民间，根植于民众心中。
　　记者离开曲阜的那个下午，正是圣诞赞美歌会的最后一天。丰宗洁在那个简陋的临时教堂中，带领着信徒高声赞美耶稣，赞美歌穿越围墙，回荡在荒凉的鲁南乡村。圣三一堂的奠基石已经被周围建筑工地飞扬的尘土遮蔽得模糊不清。段炎平也在他的陋室中，教孩子们读《三字经》、背《论语》、弹古琴、颂古乐。他们都不大听得懂那些事关文明冲突的宏大争论，但是，信仰正在真切地成为中国人的问题，人们的选择与争论无涉，与权力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