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在1994年获得过“诺贝尔奖”，当然，这个诺贝尔奖不是瑞典颁发的，而是美国颁发的“搞笑诺贝尔奖”(又称“另类诺贝尔奖”)，具体获奖类型是“心理学奖”。至于获奖的原因，是他把随地吐痰视为一种“罪行”，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使得新加坡随地吐痰的现象已经绝迹。
　　在人类历史上，随地吐痰曾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都一样。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城市里，人类的粪便依然是直接倒在街道上。那时候的英国，随地吐痰现象因为太普遍、太正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西方对于随地吐痰现象的高度敏感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转化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当时的产业工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生活环境极为糟糕，导致流行病大规模爆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肺结核。在之后很多年里，肺结核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之一，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今天的艾滋病。欧洲历史上，死于肺结核的名人也比比皆是，拜伦、肖邦、勃朗特姐妹等等。
　　在链霉素发明之前，很多医生也试图治疗肺结核。但是始终没有好办法，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晒太阳。由于西欧、北欧阳光不够充足，英国阴冷天气较多，因此，很多人都到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晒太阳，治疗肺结核。拜伦到希腊去，一方面是去搞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去治疗肺结核。但是，到南方地区晒太阳治疗肺结核，只能是少数有钱人的行为，对于大多数被肺结核折磨的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太过奢侈的行为，而且还不能绝对保证治好。
　　到了19世纪，肺结核开始向全世界大规模蔓延。统计材料表明，19世纪末期，每年约有700万人死于此病。后来，一些致力于治疗肺结核的医生逐渐发现，肺结核病菌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于是当时的欧洲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开始注意随地吐痰等公共卫生问题。1886年，法国出台了全世界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立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肺结核的传播。开始发起反随地吐痰运动。
　　反观中国，当肺结核最初在西方肆虐时，对中国的影响还不算很大。等到西方人开始注重随地吐痰等公共卫生问题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清朝政府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种小问题。大约从20世纪开始，世界规模的肺结核传播也严重波及到中国，但是，战乱不已的中国也没有精力关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府曾经搞过一个短暂的“新生活运动”，也只是在部分城市激起一点水花，对于广阔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影响。
　　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在中国也有，只不过处罚力度不如新加坡。新加坡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罚包括教育、罚款、监禁、鞭笞等多种手段。李光耀为了禁止随地吐痰，甚至禁止新加坡生产、进口和销售口香糖，为了公共卫生，连随地拉屎的鸽子在新加坡也是违禁物品。
　　1994年，美国颁发给李光耀“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完全是站在西方人的观念上。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早就视为不良行为的随地吐痰现象，在西方社会根本已经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李光耀居然要用法律来禁止它，多少有点好笑。但是，他们是否还记得。100多年前，法国人也同样这么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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