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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政的、计划或半计划的方式监管，只会使监管成本越来越大，产生腐败的概率越来越高
2006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财政部行政不作为一案，财政部败诉。这是继2006年7月首次败诉后，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案中再尝败绩。
有人认为财政部正在为政府采购法制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背黑锅，问题的根源是前后出台的两部并行的法律在打架。目前，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分别归属于国家的两个部委主管，制定了两部从同一角度规范公共采购行为的法律，一部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投标法》，另一部是由财政部牵头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法》。后者明确了公共采购的主管机关。但这两部相似法律在法律适用、同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着冲突，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同样的违法事实，两部法律有不同的执法标准和执行结果，从而造成案件多头管理，扯皮不断。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来看，招投标制度最早就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组成部分，现在仍是各个国家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应该取消《招标投标法》，将其内容纳入《政府采购法》中，形成一部统一的法律。
但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谁又能相信法律的统一就是根治政府采购腐败案频发的灵丹妙药呢？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即使在有法可依、管辖权限明确的情况下，财政部作为政府招标采购的监管单位，在查处违法案件时也时刻面临投鼠忌器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当对方也是部级单位时情况更麻烦，由于级别相同，财政部也没有权力命令对方。
垄断性采购和计划式监管是腐败之源
我们都知道，在法制社会，法律最根本的任务在于约束权力，而对于《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来说，其约束权力的指向更加明确。但是，如果不能启动对违法犯罪行为惩处和纠正的法律程序，“法不徒以自行”，政府招投标就只是个过场，甚至成为进一步加剧社会内耗、大量耗费民脂民膏的“财富搜刮器”和“腐败加速机”。
以药品招标采购为例，一度被称为“阳光工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行不到一年半便落得个医患产销四方不满的结局！除掉每次招投标的差旅费、资料费不算，按国家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150元买份标书即可。但在全国各地各行其是的不规范面前，任何规定都苍白无力。比如有的招标办规定投标单位要预交10万元投标保证金；有的要求每个中标企业交纳2万元风险金，半天的会议还要交一两千元会务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招标一次，不管中标与否，投标企业都要交1至3万元的管理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根生为此算了一笔账：正大青春宝目前在全国有2500个供货单位，如果这些单位全部实行招标，按向每个招标机构缴纳4万元计，光保证金就要上亿；如果有三个品种中标，则履约保证金要交7500万；按招标机构规定，占销售额1%至2%的中标服务费要交700万至1000万。仅此三项就达2.45亿元之巨！而2001年正大青春宝上交国家利税1亿元，企业利润才5000多万元。冯根生愤怒地说：“如果照此招标，试问6700家药业，能有几家扛得住？”
这还是明的，而招标过程中暗的吃拿卡要更不在话下，所以有人说“新一轮腐败开始了”，“过去是小腐败，现在是大腐败。过去药业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还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加入其中的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多：纠风办、计委、物价局、药监局、中医药管理局、卫生局⋯⋯为了从中渔利，有的招标单位一季度甚至一个月就招标一两次。由于大部分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往往只拿出一小部分药品来招标，意思意思，其他绝大部分药品要销往医院，医药企业仍要去做各环节的“疏通工作”，致使药品销售费用比招标前不降反升。
还有，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只能拥有20%的利润，结果是医院选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至于招标药品，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竞相压价，一些用药单位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药厂为了生存，只好以次充好，或者“新瓶装旧酒”，旧药卖出新特药价。更有甚者，由于某些中标药品进销倒挂，导致出现退出市场、病患有方无药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方面与改革的不彻底有关，医疗单位没有打破垄断，实现资本的自由准入公平竞；另一方面亦即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式的政府监管越多，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用行政的、计划或半计划的方式进行监管，只会使监管成本越来越大，产生腐败的概率越来越高。
启动采购腐败的纠错和问责机制
政府采购属于典型的垄断性采购，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借鉴世界通行的采购招标做法是必要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授标条件分别是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标方法。从1980年试点推行公共采购制度至今二十多年的执行情况来看，综合评标方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低评标价法确定中标供应商的非常罕见。这无疑对价廉物美的供应商和公共资金的享有者不公平，不能降低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而在实践中，通过综合评标方法评定供应商，几乎千篇一律是高报价者胜出，甚至于根本没有资格竞标的单位居然屡屡中标。毫无疑问，背后的“权力寻租”是罪魁祸首。有人认为主要问题出在评审专家身上，专家们的评审意见往往受招标单位左右。为确保招投标工作客观公正，四川省推行了“统一评标专家库制度”，目前专家库已扩大到7000多名评标专家，同时有13名专家因不能公正评标而遭“终身禁止评标”处罚。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秉持公正的专家固然咎由自取，但在整个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巨大腐败链中，专家只不过是一枚小小的卒子和替罪羊而已。
要根除政府采购腐败频发的痼疾，一是要求相关法律有足够的对违法犯罪行为惩罚和纠错的条款，凡不公正、不合理、不合法的中标皆应推倒重来，有关官员和商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没有完整的惩罚制度的法律，充其量是个美丽的花瓶，不可能真正成为有效用的法律，如果违法犯罪没有成本，谁还会在乎法律？其二，公民和法人能够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006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财政部行政不作为一案，财政部败诉。这是继2006年7月首次败诉后，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案中再尝败绩。
有人认为财政部正在为政府采购法制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背黑锅，问题的根源是前后出台的两部并行的法律在打架。目前，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分别归属于国家的两个部委主管，制定了两部从同一角度规范公共采购行为的法律，一部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投标法》，另一部是由财政部牵头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法》。后者明确了公共采购的主管机关。但这两部相似法律在法律适用、同一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着冲突，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同样的违法事实，两部法律有不同的执法标准和执行结果，从而造成案件多头管理，扯皮不断。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来看，招投标制度最早就是政府采购制度的组成部分，现在仍是各个国家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应该取消《招标投标法》，将其内容纳入《政府采购法》中，形成一部统一的法律。
但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谁又能相信法律的统一就是根治政府采购腐败案频发的灵丹妙药呢？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即使在有法可依、管辖权限明确的情况下，财政部作为政府招标采购的监管单位，在查处违法案件时也时刻面临投鼠忌器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当对方也是部级单位时情况更麻烦，由于级别相同，财政部也没有权力命令对方。
垄断性采购和计划式监管是腐败之源
我们都知道，在法制社会，法律最根本的任务在于约束权力，而对于《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来说，其约束权力的指向更加明确。但是，如果不能启动对违法犯罪行为惩处和纠正的法律程序，“法不徒以自行”，政府招投标就只是个过场，甚至成为进一步加剧社会内耗、大量耗费民脂民膏的“财富搜刮器”和“腐败加速机”。
以药品招标采购为例，一度被称为“阳光工程”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行不到一年半便落得个医患产销四方不满的结局！除掉每次招投标的差旅费、资料费不算，按国家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150元买份标书即可。但在全国各地各行其是的不规范面前，任何规定都苍白无力。比如有的招标办规定投标单位要预交10万元投标保证金；有的要求每个中标企业交纳2万元风险金，半天的会议还要交一两千元会务费；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招标一次，不管中标与否，投标企业都要交1至3万元的管理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根生为此算了一笔账：正大青春宝目前在全国有2500个供货单位，如果这些单位全部实行招标，按向每个招标机构缴纳4万元计，光保证金就要上亿；如果有三个品种中标，则履约保证金要交7500万；按招标机构规定，占销售额1%至2%的中标服务费要交700万至1000万。仅此三项就达2.45亿元之巨！而2001年正大青春宝上交国家利税1亿元，企业利润才5000多万元。冯根生愤怒地说：“如果照此招标，试问6700家药业，能有几家扛得住？”
这还是明的，而招标过程中暗的吃拿卡要更不在话下，所以有人说“新一轮腐败开始了”，“过去是小腐败，现在是大腐败。过去药业销售人员要公关的对象还只是医院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现在又增加了分管卫生局长、招标办主任、药事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加入其中的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多：纠风办、计委、物价局、药监局、中医药管理局、卫生局⋯⋯为了从中渔利，有的招标单位一季度甚至一个月就招标一两次。由于大部分医院都是以药养医，往往只拿出一小部分药品来招标，意思意思，其他绝大部分药品要销往医院，医药企业仍要去做各环节的“疏通工作”，致使药品销售费用比招标前不降反升。
还有，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只能拥有20%的利润，结果是医院选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至于招标药品，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竞相压价，一些用药单位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药厂为了生存，只好以次充好，或者“新瓶装旧酒”，旧药卖出新特药价。更有甚者，由于某些中标药品进销倒挂，导致出现退出市场、病患有方无药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一方面与改革的不彻底有关，医疗单位没有打破垄断，实现资本的自由准入公平竞；另一方面亦即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式的政府监管越多，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用行政的、计划或半计划的方式进行监管，只会使监管成本越来越大，产生腐败的概率越来越高。
启动采购腐败的纠错和问责机制
政府采购属于典型的垄断性采购，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借鉴世界通行的采购招标做法是必要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授标条件分别是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标方法。从1980年试点推行公共采购制度至今二十多年的执行情况来看，综合评标方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低评标价法确定中标供应商的非常罕见。这无疑对价廉物美的供应商和公共资金的享有者不公平，不能降低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而在实践中，通过综合评标方法评定供应商，几乎千篇一律是高报价者胜出，甚至于根本没有资格竞标的单位居然屡屡中标。毫无疑问，背后的“权力寻租”是罪魁祸首。有人认为主要问题出在评审专家身上，专家们的评审意见往往受招标单位左右。为确保招投标工作客观公正，四川省推行了“统一评标专家库制度”，目前专家库已扩大到7000多名评标专家，同时有13名专家因不能公正评标而遭“终身禁止评标”处罚。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秉持公正的专家固然咎由自取，但在整个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巨大腐败链中，专家只不过是一枚小小的卒子和替罪羊而已。
要根除政府采购腐败频发的痼疾，一是要求相关法律有足够的对违法犯罪行为惩罚和纠错的条款，凡不公正、不合理、不合法的中标皆应推倒重来，有关官员和商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没有完整的惩罚制度的法律，充其量是个美丽的花瓶，不可能真正成为有效用的法律，如果违法犯罪没有成本，谁还会在乎法律？其二，公民和法人能够依法通过法律程序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