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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远离的计划经济正在从很多方面向中国社会复归，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它具有强大的惯性
十八至十九世纪，出于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负面现象的不满，欧洲的思想家产生了建立公有制、以计划配置资源，以实现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的想法。他们设想，在这个新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适的房子，可以随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权利⋯⋯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渊源。
到今天，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已是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退出了中国的现实社会。但是，这一体制背后的人性根源和社会演变规律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揭示，公众并没有因为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加深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在公众心目中，依然广泛存在着对社会弊端的简单认识和对政府行为的期待。这就为计划经济的去而复归打开了大门。
公众认识的误区
当前的社会弊端，主要体现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近几年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无钱上学自杀”、“房奴”之类的问题凸现，中国老百姓对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新三座大山”的怨言日益高涨，“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广泛流传。大众对民生问题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对政府包办福利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渴求。
在网络上，一位名为“枫少”的网民对“新三座大山”评价道：“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再这样继续发展，这山就会堆到连最后一线阳光都进不来。”还有人说：“等中央政策进一步完善，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民众的典型心理。在这些领域，本来由于垄断等原因造成的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等现象被归因于市场化，而政府行为，作为公众心目中理想的替代解决办法，开始走向前台。
2006年，中国全国税收将近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幅度超过了20%。这种巨额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产生了强烈的施政愿望。很多政府部门在提出“全民医疗”、“全民教育”、“限价房”等迎合民众心理的计划。从形式上看，这与当年计划经济“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目标很相似，而在其背后，必然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膨胀。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有效制约政府权力膨胀的机制。在社会舆论层面，公众对政府权力膨胀更是没有任何警惕。这样，当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时，原来曾经存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现象，开始重返这个社会。虽然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主导因素清晰可见。
创业难与公务员热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至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却达到了19.3%，尤其是2004年，同比增长高达25.7%，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税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这表明了社会承受的税负十分严重。沉重的税收使得人们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大量中小企业不堪沉重负，退出了市场。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企业方面，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
一方面，人们自己创业的机会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垄断企业和政府官员却占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人们要想过上好生活，不能指望去市场中努力拼搏，而是要想方设法去依附政府，或者干脆直接进入政府，成为一个官员。2006年，公务员报考总人数为383008人，他们将竞争1万多个职位，录取比例为38∶1，不论是报考总人数，还是报考比例都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大学生和机关干部对市场还充满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学者下海经商办公司，那么到了21世纪的现在，这种对市场的渴望和向往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机关干部转行干企业，而青年人选择就业的第一目标就是国家公务员。人们热衷于成为公务员，表明了他们对自我创业不再有信心。
医疗资源向权力集中
大量人力资源进入政府或者由政府主导的垄断企业，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其他的各项资源也在强势政府的压力下，逐渐不再由市场分配，而是越来越多地由行政力量分配，也就是按照官员的意志分配。
强制的医疗保险，决定了病人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决定了医院将得到多少收入。目前在北京，仅仅一个城区的医保中心，每年就有超过10亿元的资金由来源于政府分配。一方面，由此将造成大量的腐败案件，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面将使得医院的关注点更放在主管官员，而不是病人那里。医院与患者之间基本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将被官僚化的等级制所取代。医院更需要的不是患者的肯定，而是主管官员的满意。这时，必然发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更多的医疗资源将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掌控。
计划经济时代，80%－90%的医疗资源是为各级官员服务的，为此，几乎所有大医院都建有专门的高干病房。医疗资源的分配极不合理。市场化的改革使得普通人得到了享受更多、更好医疗服务的机会，但是，随着政府建立起强制医疗保险，这一进程将被逆转。人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更多的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公务员的医保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他们仍然保持原有的全额报销的公费医疗，就是明显的表现。正是因为政府通过医疗保险征收了大量的资金，并有效地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医院，才能保证政府人员在享受医疗服务时的优越地位。
民间教育受压制
在教育领域，计划经济时代，低学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初等教育等级化。高等教育成为少数幸运儿的特享，初等教育则充满了重点中学、普通中学这样的等级分化。那些最好的学校从来都是优先为掌握权力的人的子女准备的。教育的片面市场化并没有改变垄断的格局，供给依然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教育的全面市场化，依靠供给的大量增加。而中止市场化的进程，转而由政府统一管理教育，支付所有费用，不但不能增加供给，反而使得普通人得到高质量教育产品的机会更小。同时，纳税人还肯定将为此面对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
目前，民间的教育机构始终被压制。在北京，教育主管部门打着正规化的旗号，把初步解决了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民工子弟学校突然一律关闭，使得大量民工子女失学。政府垄断资源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当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以后，人们除了将继续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外，还将被迫参与各种非经济的、基于身份和等级的竞争。比如，为了使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家长将被迫在户籍警察、街道办事处和学校之间奔波，因为教育资源往往是按照户籍来进行分配的；或者忍受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敲诈，付出各种各样的“赞助”费。当承受了所有这些额外成本以后，再想想政府包办国民教育的承诺，他们的心肯定是凉的。
国家福利制的梦魇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福利保障基本上都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单位领导的实际权力比看上去的要大得多。那时，一个人如果被开除出单位，失去职业，是极为可怕的惩罚，甚至在单位内部，一个人如果与领导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也将面临时时处处的“穿小鞋”。所以，那时的人际关系极为重要，人们的生活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这种制度要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承担主要的责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逐渐使人们得到了独立的地位。市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人们有了摆脱人身依附性的单位制度的可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已大不如前。这正是人们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福利制度的国家化，可能将又一次剥夺人们的这种独立性。
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征收了大量的费用，承诺将利用这些钱为公民建立福利保障体系。撇开这些钱的来源是否合理不谈，单就其管理和使用来讲，问题多多，弊端丛生。一方面，长期的事业和官员任期的短期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无可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尚未建立起一套公正、合理、高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这是导致目前社保基金腐败大案多发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象，如果公民未来的福利保障完全由国家掌握，那么，公民必然失去面对国家时的独立地位。到那时，一个官员的刁难、少盖一个公章、少跑一个部门、忽略一个文件，都将直接造成一个人的福利收入受损。面对国家，人们永远别想得到市场中消费者面对经营者时的那种主动地位，人们将反复品尝低声下气、忍气吞声的滋味。
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由一个冷冰冰的官僚机器所控制，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的梦魇，而这个梦魇正随着国家行动的不受限制向我们一步步走来。
走出“计划”陷阱
当然，无论是在学界、舆论界，还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都存在对抗、抑制政府权力膨胀的因素和力量。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默认政府权力的膨胀，有些人甚至美化起过去曾带来巨大社会倒退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们中的极端者已经开始公然主张重返“伊甸园”。
手握巨额财政收入的政府，一方面得到了这种“民意”的支持，另一方面，官员们的“设租”行为在每日每时推动自身权力的膨胀。在这种局面下，计划经济伴随着各种管制和垄断卷土重来决非危言耸听。原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贫困和封闭的环境中，很快造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而新的计划经济再现之时，社会已经初步实行了富足和开放，这时人们看到的计划经济形态，就是广泛的官员腐败和社会经济活力的逐渐萎缩。人们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受制于政府官员，是官员们的意志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了资源的分配。
这种局面究其根源，是由于市场开放和产权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当前社会中贫富分化、民生困难、诚信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促使社会舆论寻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资源的再分配，而这种舆论正好契合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由此导致管制与寻租的强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走出恶性循环，我们至少需要推进以下改革：
第一，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扩大地方经济自由。通过地方竞争，一方面促进市场化改革，包括产权保护和土地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减少地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距和失衡。
第二，进一步扩大投资自由，在医疗、教育、住房、保险等领域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通过市场解决大部分民众的社保福利问题，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从各垄断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只通过税收来实现其职能。
第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增加政府收支的透明度，加强民意机构和新闻舆论对政府收支的监督，由此尽量避免政府在调配公共资源时可能出现的腐败。
总之，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远离的计划经济正在从很多方面向中国社会复归，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它具有强大的惯性。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很可能滑入“计划经济”陷阱，长期徘徊不前。
十八至十九世纪，出于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负面现象的不满，欧洲的思想家产生了建立公有制、以计划配置资源，以实现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的想法。他们设想，在这个新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适的房子，可以随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权利⋯⋯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渊源。
到今天，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已是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退出了中国的现实社会。但是，这一体制背后的人性根源和社会演变规律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揭示，公众并没有因为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加深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在公众心目中，依然广泛存在着对社会弊端的简单认识和对政府行为的期待。这就为计划经济的去而复归打开了大门。
公众认识的误区
当前的社会弊端，主要体现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近几年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无钱上学自杀”、“房奴”之类的问题凸现，中国老百姓对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新三座大山”的怨言日益高涨，“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广泛流传。大众对民生问题的不满，逐渐演变为对政府包办福利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渴求。
在网络上，一位名为“枫少”的网民对“新三座大山”评价道：“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再这样继续发展，这山就会堆到连最后一线阳光都进不来。”还有人说：“等中央政策进一步完善，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民众的典型心理。在这些领域，本来由于垄断等原因造成的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等现象被归因于市场化，而政府行为，作为公众心目中理想的替代解决办法，开始走向前台。
2006年，中国全国税收将近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幅度超过了20%。这种巨额的财政收入使得政府产生了强烈的施政愿望。很多政府部门在提出“全民医疗”、“全民教育”、“限价房”等迎合民众心理的计划。从形式上看，这与当年计划经济“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目标很相似，而在其背后，必然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膨胀。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有效制约政府权力膨胀的机制。在社会舆论层面，公众对政府权力膨胀更是没有任何警惕。这样，当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时，原来曾经存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现象，开始重返这个社会。虽然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主导因素清晰可见。
创业难与公务员热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至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却达到了19.3%，尤其是2004年，同比增长高达25.7%，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税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这表明了社会承受的税负十分严重。沉重的税收使得人们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大量中小企业不堪沉重负，退出了市场。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企业方面，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
一方面，人们自己创业的机会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垄断企业和政府官员却占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人们要想过上好生活，不能指望去市场中努力拼搏，而是要想方设法去依附政府，或者干脆直接进入政府，成为一个官员。2006年，公务员报考总人数为383008人，他们将竞争1万多个职位，录取比例为38∶1，不论是报考总人数，还是报考比例都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大学生和机关干部对市场还充满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学者下海经商办公司，那么到了21世纪的现在，这种对市场的渴望和向往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机关干部转行干企业，而青年人选择就业的第一目标就是国家公务员。人们热衷于成为公务员，表明了他们对自我创业不再有信心。
医疗资源向权力集中
大量人力资源进入政府或者由政府主导的垄断企业，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其他的各项资源也在强势政府的压力下，逐渐不再由市场分配，而是越来越多地由行政力量分配，也就是按照官员的意志分配。
强制的医疗保险，决定了病人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决定了医院将得到多少收入。目前在北京，仅仅一个城区的医保中心，每年就有超过10亿元的资金由来源于政府分配。一方面，由此将造成大量的腐败案件，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面将使得医院的关注点更放在主管官员，而不是病人那里。医院与患者之间基本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将被官僚化的等级制所取代。医院更需要的不是患者的肯定，而是主管官员的满意。这时，必然发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更多的医疗资源将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掌控。
计划经济时代，80%－90%的医疗资源是为各级官员服务的，为此，几乎所有大医院都建有专门的高干病房。医疗资源的分配极不合理。市场化的改革使得普通人得到了享受更多、更好医疗服务的机会，但是，随着政府建立起强制医疗保险，这一进程将被逆转。人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更多的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公务员的医保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他们仍然保持原有的全额报销的公费医疗，就是明显的表现。正是因为政府通过医疗保险征收了大量的资金，并有效地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医院，才能保证政府人员在享受医疗服务时的优越地位。
民间教育受压制
在教育领域，计划经济时代，低学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初等教育等级化。高等教育成为少数幸运儿的特享，初等教育则充满了重点中学、普通中学这样的等级分化。那些最好的学校从来都是优先为掌握权力的人的子女准备的。教育的片面市场化并没有改变垄断的格局，供给依然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教育的全面市场化，依靠供给的大量增加。而中止市场化的进程，转而由政府统一管理教育，支付所有费用，不但不能增加供给，反而使得普通人得到高质量教育产品的机会更小。同时，纳税人还肯定将为此面对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
目前，民间的教育机构始终被压制。在北京，教育主管部门打着正规化的旗号，把初步解决了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民工子弟学校突然一律关闭，使得大量民工子女失学。政府垄断资源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当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教育资源以后，人们除了将继续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外，还将被迫参与各种非经济的、基于身份和等级的竞争。比如，为了使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家长将被迫在户籍警察、街道办事处和学校之间奔波，因为教育资源往往是按照户籍来进行分配的；或者忍受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敲诈，付出各种各样的“赞助”费。当承受了所有这些额外成本以后，再想想政府包办国民教育的承诺，他们的心肯定是凉的。
国家福利制的梦魇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福利保障基本上都是通过单位制度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单位领导的实际权力比看上去的要大得多。那时，一个人如果被开除出单位，失去职业，是极为可怕的惩罚，甚至在单位内部，一个人如果与领导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也将面临时时处处的“穿小鞋”。所以，那时的人际关系极为重要，人们的生活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这种制度要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承担主要的责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逐渐使人们得到了独立的地位。市场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人们有了摆脱人身依附性的单位制度的可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已大不如前。这正是人们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福利制度的国家化，可能将又一次剥夺人们的这种独立性。
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征收了大量的费用，承诺将利用这些钱为公民建立福利保障体系。撇开这些钱的来源是否合理不谈，单就其管理和使用来讲，问题多多，弊端丛生。一方面，长期的事业和官员任期的短期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无可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尚未建立起一套公正、合理、高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这是导致目前社保基金腐败大案多发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象，如果公民未来的福利保障完全由国家掌握，那么，公民必然失去面对国家时的独立地位。到那时，一个官员的刁难、少盖一个公章、少跑一个部门、忽略一个文件，都将直接造成一个人的福利收入受损。面对国家，人们永远别想得到市场中消费者面对经营者时的那种主动地位，人们将反复品尝低声下气、忍气吞声的滋味。
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由一个冷冰冰的官僚机器所控制，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的梦魇，而这个梦魇正随着国家行动的不受限制向我们一步步走来。
走出“计划”陷阱
当然，无论是在学界、舆论界，还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都存在对抗、抑制政府权力膨胀的因素和力量。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默认政府权力的膨胀，有些人甚至美化起过去曾带来巨大社会倒退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们中的极端者已经开始公然主张重返“伊甸园”。
手握巨额财政收入的政府，一方面得到了这种“民意”的支持，另一方面，官员们的“设租”行为在每日每时推动自身权力的膨胀。在这种局面下，计划经济伴随着各种管制和垄断卷土重来决非危言耸听。原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贫困和封闭的环境中，很快造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而新的计划经济再现之时，社会已经初步实行了富足和开放，这时人们看到的计划经济形态，就是广泛的官员腐败和社会经济活力的逐渐萎缩。人们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受制于政府官员，是官员们的意志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了资源的分配。
这种局面究其根源，是由于市场开放和产权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当前社会中贫富分化、民生困难、诚信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促使社会舆论寻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资源的再分配，而这种舆论正好契合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由此导致管制与寻租的强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走出恶性循环，我们至少需要推进以下改革：
第一，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扩大地方经济自由。通过地方竞争，一方面促进市场化改革，包括产权保护和土地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减少地方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差距和失衡。
第二，进一步扩大投资自由，在医疗、教育、住房、保险等领域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通过市场解决大部分民众的社保福利问题，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从各垄断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只通过税收来实现其职能。
第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增加政府收支的透明度，加强民意机构和新闻舆论对政府收支的监督，由此尽量避免政府在调配公共资源时可能出现的腐败。
总之，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远离的计划经济正在从很多方面向中国社会复归，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它具有强大的惯性。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很可能滑入“计划经济”陷阱，长期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