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缔造了满门才俊，而且还悉心培养出了三个院士。梁启超对子女的成功教育，可为当今领导者们教育子女提供借鉴。
　　
　　家学深厚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们中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后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俩都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无古人。梁家一门四杰，比起古代苏轼家族的“一门三进士”可谓更胜一筹。
　　当年广东乡试主考官李端十分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与李惠仙一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对第二个妻子王桂荃，梁启超仍像对结发妻子李惠仙一样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缺她不可。”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李惠仙或王桂荃所生的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而真挚，子女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李惠仙、梁启超辞世后，王桂荃成了9个孩子的精神支柱。此后的艰苦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老小，梁家这一代的孩子们，从王桂荃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勤奋”二字。
　　梁启超家族是名门文化的代表。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其对儿女们的成功教育而叹服不已。
　　
　　家教典范
　　
　　梁启超对子女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方面尤为成功的典范。
　　孩子们年幼时，梁启超就让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谈论的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与孩子们面对面的谈话，传递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他在向孩子们诉说着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的同时，也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针对孩子们如何读好书，梁启超曾经总结过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就是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是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指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三步”读书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合—分—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他往往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脱离政治、闭门造车。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儿女们也都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其意是说，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有一次，次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随后就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梁启超还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生涯中，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他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你就会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在选学具体的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便建议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不好意思拒绝父亲的建议，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始终无法对生物学产生兴趣，为此她苦恼万分，忍不住向大哥思成说了这件事。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并深为当初对思庄的引导不安，急忙给她写信。在父亲的重新引导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在如何指导子女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得真知”，不要“死记硬背过后就忘”。他还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精心引导。他告诉子女们，只有勇敢前进，战胜艰难险阻，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还教导说：“切不可骄傲自满，也不可怯弱自馁，要尽自己能力去做，对社会或多或少总会有所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期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太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容易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之根源所在。”他还提醒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往复地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这是爹爹的苦口良言。”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九子思礼就是在只求耕耘中树立起坚强的独立意识。1941年，他出国以后，就自己创造学习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他一直实践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的诺言。按照他母亲的话说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应该像你父亲那样学习，将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在美国，思礼主修无线电，后来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梁家对学术贡献极为重视，这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他们的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讲究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有当今现代色彩。梁启超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他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他以坚强的奋斗精神和乐观风趣的博大情怀教育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能品出味道。什么悲观、厌世，从来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他自己生活俭朴，也这样要求子女。民国初年，他家虽已进入上层社会，但他不改往日的寒士家风。他对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好学、坚韧、勤俭。
　　梁启超名扬四海，官居要职，曾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一类的大官，但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他教育子女“不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做实事”，要他们牢记孟子的教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梁氏家族之后人循此而行，居官者皆清廉，治学者皆严谨，为人师表，皆成楷模。一门四杰，谱写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