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大约有1亿人,占60%之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给予了重点关注,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进一步的政策完善将会出现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中。据权威人士透露,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推进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落实。五中全会最关键的文件将把它专门作为一节,进一步明确政策落实的措施。
　　而此背后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通过政策调整拉动内需”,二是“实现农民工权益公平”。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变化将带来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流动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随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将会给政府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未来我国制定新生代农民工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崔传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
　　
　　新生代集中在东部
　　
　　记者:日前农民工出现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流动转移,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向和就业地域分布情况有什么变化?
　　盛来运: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2009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在流动格局上,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开始下降。
　　在我国主要的农民工务工区域,2009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务工数量比上年减少954万人,长江三角洲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在返乡的农民工中,其中绝大部分是年龄大的农民工,他们对家乡的、土地的感情比较深,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率很低。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暂时返乡也很快又回到了城市,继续追寻他们的城市梦。
　　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平均工资比东部低5%左右,但东部生活消费支出大,差别超过10%。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数量较大,比重分别为47.6%和9%。
　　崔传义:从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数量是增加了,但转移至中西部的主要是上一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倾向于向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
　　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沿海地区更繁荣;再有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对农民工的供需依然旺盛。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为例来说,原来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金融危机风暴过后,开始实行产业升级,加快了继续改造和升级的步伐,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又有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到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
　　记者:农民工从东部向中西部的流动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
　　盛来运:未来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很难判定,主要取决于东中西部产业发展的速度。从目前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一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升级速度比较快,随着企业技术含量的提高,肯定会减少用工量,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也会带动部分农民工相应转移到中西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快,就业效应也在增大。
　　 要看未来哪种就业发展情况如何,很难说是一种趋势。关键在于国家未来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措施及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就业措施,以及地方政策的配套情况。
　　
　　 “用工荒”主要在新生代
　　
　　记者: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变化中有哪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盛来运: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做了监测调查。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基础、就业特点、价值观念上都明显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92.9%,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1%。
　　新生代农民工挣钱少、花钱多,消费倾向较高。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和月消费分别为1243元和478元,消费率是38.5%,而上一代农民工月均收入和月均消费分别为1475元和422元,消费率是28.6%。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思维观念是横向的,而上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念是纵向的。上一代农民工经常和自己比、跟过去比;但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横向比较,与城市同龄人比,即使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只要自己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心里总是充满不平衡和被歧视的感觉,希望改变城市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最近两年没有从事过一天农业生产劳动。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时没有得到土地,不少还是黑户口,不懂或不屑于做农活,喜欢城市也喜欢城市生活方式,不愿意再回农村。
　　郑风田:我们学院调研发现的情况是,与前些年偶尔出现的“用工荒”吃紧所不同,今年“用工荒”不再是仅仅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出现缺工问题。“用工荒”已波及到全国,成为整体性、常见性的大问题。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人,超过了农民工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今年出现的“用工荒”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用工荒”表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城市靠流动人口、便宜用工的时代已经结束。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去广东打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是800多元,广东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全国各地的物价也在大涨,可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也就是1000多元。农民工至少有10年没有涨工资。
　　城市如果想长远解决“用工荒”问题,靠小修小补的对策已不起作用,国家应该采取新的对策,通过大力发展城镇化,放松农民户籍制度问题,快速实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
　　崔传义:我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1.5亿的农民工劳动分配不合理,他们得的报酬过少、偏低;再有,因为户口问题,他们只能在城市工作,但不能定居,还要把孩子、老人都留在农村。这恰恰是城市第三产业得不到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的工资不仅低,更享受不到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根据我们的调查,有70%以上甚至80%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不到像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保险。
　　
　　 五中全会助推政策落实
　　
　　记者:这些变化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哪些影响?政府相应的配套管理能否跟上?
　　盛来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乃至新的变化,肯定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是,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发达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用工荒”,非常不利于当地经济生产的稳定,不利于当地产业的稳定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市民化,使他们相对就业稳定。
　　崔传义:应该说,不是农民工的流动影响了我们的服务管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能否适应农民工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转移。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并没对城市管理造成多大的压力,而是城市的企业需要他们。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达到98%以上,并非是无业情况,他们主要在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剩余工作”,基本都在“脏、苦、累、险”的岗位上。
　　党国英:和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有就业的流动。流动后的农民工并不存在就业难问题,而且他们也在城市住下来了。
　　农民工的流动对服务管理带来的难度也不大。农民工的人口登记是城市服务管理的最基础工作,户口又是管理的前提。现在最关键是要把农民工纳入养老社会保障。
　　记者:今年将会颁布哪些新的农民工政策?未来我国制定新生代农民工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盛来运:1.5亿外出农民工中将近60%是1980年后出生的,大约9000万人;1990年后出生的大约占6%,约是900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
　　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方略,农民工城市化将是下一阶段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就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崔传义:以前推进农民工政策落实的情况很不好。要真正贯彻落实中央的农民工政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破除各种障碍。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国家 “十二五”规划,10月份将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都将会对农民工相关政策落实有深入推进作用;特别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有更明确更得力的农民工政策落实措施,这将对保护农民工权益,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