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上海博物馆公布的战国楚竹书有被定名为《从政》的文献，其中记载了这样的言论：“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据我们研究，这是子思所记述的孔子之言，这批可靠的出土文献，引发了对孔子言行观的思考。孔子主张言出必行，不讲浮夸不实之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言与行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视行。上博竹书《从政》篇中这句话与《礼记》记载一致。《礼记·缁衣》记孔子说：“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游言，即浮夸、虚浮、浮华不实的言论，也就是不真、不实、不信之言。在上位的人要带头不说“游言”，可说而不可做的话不说，可做而不可说的事不做，民众就会言行一致，做好该做的事情。孔子还说：“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为政者少说话而以行动成就自己的信用，民众就不夸大自己的好处而掩饰自己的毛病。《论语》记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是说古人不轻易许诺，是因为他们以行动不能兑现许诺为耻。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他勉励人们重视实际行动，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
　　我国有言出必行的优良传统，说到做到，不尚空谈，话说出口，一般就不能再收回，行动才是硬道理，负责才是真本事。孔子欣赏子路“无宿诺”，即称赞子路答应做的事情从来不拖延。曾子说：“不能行而言之，诬也。”认为不能只说不做。子贡请教孔子关于“君子”的标准，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甚至强调先做后言。子贡说：“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意思与《邓析子》所说“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一致。后人把这些话总结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不宿诺”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标准，沉淀出许多相似的成语，如“一字千钧”、“一言为定”、“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比比皆是，言行一致受人尊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信口雌黄则遭人鄙视。
　　言出必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其言要“善”。《尚书·无逸》说：“其惟不言，言乃雍。”这是说不轻易说话，只要一说出来就很恰当和善。《尚书·周官》“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以慎言为言出必行的前提，是说执政者应该谨慎发命令，命令发出就必须彻底实行，所以《逸周书·官人》强调“言不过行，行不过道”。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如《易传》所记载的孔子之言：“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所以，出言之要，在于可从。只有其言可从，方可施之于用，国家治道就在于此。孔子同样强调为政者慎言，他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对于为政治国而言，一言一行都不可不慎！这就像《老子》所说“轻诺必寡信”，所以《墨子·公孟》记墨子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荀子》也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治国者应该“敬其宝”。
　　言出必行，其言要善，而善则体现在合乎“义”。言出必行，不倡游言，这是“信”的要求。中华民族历来讲求信，信是我们几千年来优良品质，一般情况下，话说出口一定要做到，然而，这个“信”是大信，绝不是愚信墨守。孔子强调“慎言”，强调“于其言无所苟”，与他格外注重的“义”的原则相互一致。讲话慎重，不随便马虎，然而，一旦出言有错，言语失当，这时也不可拘泥，不可不知变通。在孔子看来，如果失言或者说错了话，就要勇于改过，不能苟且。所以，子贡问怎么做才是合格的士人，孔子显然并不赞成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如果过于偏执，其行为就流于“硁硁然小人哉”之类，故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孟子则表述更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子、孟子的说法在精神上与孔子完全一致。
　　言行体现着品性，如何规范个人的言行意味着怎样立身处世。人怎样做才能通达无碍，孔子提出了六字方针：言忠信，行笃敬。忠信则不倡游言，笃敬则言不宿诺。如此看来，人们踏实按照孔子的言行观去做，就处处畅达，“走遍天下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