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正义；荆轲]
　　荆轲没去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说他。
　　燕国既灭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说他。
　　阿房一炬两千多年了，人们还在说他……
　　士之勇，有目共睹，士之忠，汗青在陈，士之行，辉昭日月，我们还在争论什么？
　　没错，是道义，是他此行的目的。褒者如云，貶者如数。说他义，扶危济困，无畏强暴，视死如归……说他不义，匹夫之勇，不足为取，亡益速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时代不同的个体都在用自己所认为的道义把荆轲和如数似他的风云人物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惜哉，斯人既没，无法为自己辩驳，只有任人评说，不可胜数……
　　然而，也许历史早就笑了，就像个恶作剧，他等着我们辩论得累了，翻开他厚重的法典，如临白玉之陛，九天之阙，颤巍巍地打开，战战兢兢地想要从浩如烟海的字句中查找正义的真谛，来给此案一个公结……然后，我们愕然，他大笑，原来法典上留下的，正是我们当年的字迹！
　　我们忘了，我们书写了历史的所谓道义。
　　正义，是有的，但不是历史的；道义，是有的。但不是历史的；绳墨，是有的，但不是历史的。就说荆轲吧，他已经和那易水上曾激荡的悲风一起停在了那个永远不会更易的时间节点。但历史和时代是不会随着他的功过驻足的，于是后人便有机会依据自己时代所通行的规矩绳墨来丈量先人的是非曲直了。所以，无论持哪种观点，我们都可以释怀了，因为这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折衷。
　　没错，我们可能一时难以接受这种似乎过于唯心的观点。我们也许都坚信存在一套放之四海，纵横古今而皆准的公理，从字面来看也的确如此，先儒先哲们所云“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难道不是长久的焕发着生机吗？那些为人之本的道德品质，又何错之有，何过时之有？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高空，溯洄千年，掠过无数个亦或辉煌，亦或耻辱的时代，寻找答案。
　　我们会愕然，礼非互谦君子之礼，乃是殷周庙堂之礼；仁非广济博爱之仁，乃是纲常伦理之仁；所谓温良恭俭，亦多半做了维护统治的堂上之匾……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历代的至圣先师错了？都没错，只不过我们相隔了两千多度春秋。礼崩乐坏，需要如孔子般的先哲续写华夏史诗；自由平等，需要有新时代的我们探索未知的道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都有自己的乐章，无谓好坏，但只有在特定的时刻和场合演奏才能有如天籁流水的效果。历史，没有公理，除了改变，除了发展。
　　常有人用这样一句话点评古希腊历史：“在斯巴达的时代，我们应当赞美雅典。”纵使粗砺的直接民主导演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但在那个人类文明才洪荒初开的时代，泛滥专制的沙漠中就已然盛开了这样一朵民主的奇葩，瑕又焉可掩玉呢？之于中国，荆轲所刺秦王，正是后来一扫六合之始皇帝。然而，纵然他毕其功于一役，奋六世之余烈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业，车同轨，书同文，开创秦制至今仍在影响着时代的政治脉络，但后世却一厢情愿地用自身时代的社会道德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他们无法想象时代的功过是非。他的暴政，不正是后世帝王赖以统治的基石吗？用儒的丝绸饰套来包裹法的凌厉内锋，对于一个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权，其内质又何曾改变过？
　　其实，人类的前进，必然是不断蜕变的过程。只是，当我们历经无数次不会停止的蜕变更加强大，总会嘲笑当初自己的足迹与牺牲怎么那么稚拙。然而，小心，别太肆意，未来的时代总有一天会站在历史的肩头对着渺小的我们哑然失笑呢！
　　所以，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的地方，公元前227年的咸阳宫里，一个孤独者在图穷匕见的时刻尽到了所有责任，太子丹的，作为一个侠士的，他背后一个与后世截然不同的时代的，他不得不默默负担起的责任。至于成败利钝，就不是我们能够求全责备的了。他尽力了，这也许是最简单但最公允的评价。
　　历史无所谓正义，是我们对于正义的衡量标准，印证了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