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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再次把激情投注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关注着他们在艰难的人世间的浮沉命运，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主题。主流看法是：“巴金在这个小公务员的悲剧中总体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从而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作者本人也说：“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罪在当时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然而。细读全文，本人认为造成小职员汪文宣悲剧的固然有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因素，而人性的弱点。人心的隔阂也对汪文宣的死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汪文宣是一家亦官亦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校对员。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这份单调繁重而薪水菲薄的工作，心存怨言但在行动上都不敢有任何反抗的表现。面对周主任的敌视严厉，他谨小慎微地生活着。没有钱为妻子买生日蛋糕。却在同事的催逼下出钱凑份子为周主任过生日。而周主任却极刻薄冷酷，并没有因他的兢兢业业而赐予认同。更甚的是。在汪文宣病重不能工作而生活难于为继时要求他辞职。如果说周主任是他的领导因阶层的不同而产生压迫是合乎逻辑的状态的话。那么同事对他的冷漠、排斥则似乎就耐人寻思了。都属于被压迫的同一阶层。且汪文宣总是以卑贱忍让的态度和同事共处，他所换来的只是同事没有来由的轻蔑。病休后曾忍着剧烈的病痛再一度上班，一位工友不顾其身体状况，强硬地紧催他完成任务。没有丝毫温情。尤其是得知汪文宣染肺病后，同事竟然联名写信禁止他在食堂用餐。要求他主动辞职。因此繁重的工作、周主任的冷酷、同事的排斥促使他这个早已形如槁木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死亡。
工作的压抑，同事关系的僵滞，只是促成汪文宣悲剧的一个方面。而家庭的矛盾、家庭成员间的人心隔阂以更加急遽的速度加速了他的死亡。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曾有过纯洁真挚的爱情，都有着蓬勃的朝气，共同的教育救国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未举行婚礼便组织了家庭，这缘于他们精神上的契合、志趣上的相投。但是时过境迁，生活的变化，改变了两个人。曾经朝气蓬勃、激情满怀的汪文宣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形容枯槁、卑微委琐，而妻子仍然有着丰腴的身体、旺盛的生命力；曾胸怀壮志的汪文宣变得苟且偷安、忍辱负重，而他的妻子仍然有着强烈的对幸福与自由的向往。从感情上说。曾树生对丈夫汪文宣更多的是怜悯，怜悯汪文宣遇事忍气吞声、凡事牺牲自己成全他人；怜悯他工作任劳任怨而所得仍然不能维持温饱，有时也怜悯他处在婆媳之间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既然是怜悯——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强者对弱者的情感，它不是爱情。正如曾树生去兰州后写的长信即要求断绝夫妻关系的信中所说：“我只能怜悯你，不能爱你。”曾树生在信中简明地道破其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之间缺少一些东西，你不了解我。”
再从汪文宣的角度来分析，汪文宣对妻子是一厢情愿的依恋，妻子常在外应酬娱乐而少在家操持家务。他没有丝毫怨言；看见妻子和男友亲密走在一起而在母亲面前维护妻子的良好形象：吵过架后多是主动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并道歉：尽管妻子多次提出离婚，他仍然耐心劝慰、开导。妻子去兰州后，一次汪文宣经过他们曾经约会过的国际咖啡店，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走进店里。设想妻子与他对饮咖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希望和妻子在阴间相聚，这都有力地证明了汪文宣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至死不渝。但是。汪文宣始终明白，他和妻子之间心灵是隔阂的。他曾坦率地对妻子说：“不只是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心也变了”。他总觉得“他和她们(母亲和妻子)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当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时。他总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毫无疑问母亲和妻子是关心他的，“但是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
从汪文宣与母亲关系看。母亲也是不理解他的。早年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尤其在他生病的时候。为他缝补衣服。为省钱不顾体弱亲自浆洗衣服。变卖婚戒买补品给儿子滋养身体……体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伟大的爱。可是她对儿子的关心也仅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她不懂得在精神上给予儿子应有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不理解儿子对儿媳的感情上。母亲总趁儿媳不在家时风言冷语讲树生的坏话。甚至当面否认他和妻子的婚姻。当他和妻子吵口后妻子离家出走，母亲不但不劝反而希望儿媳别回来。甚至多次劝儿子另娶。后来母亲得知儿媳在兰州写信给儿子脱离关系时。面对儿予的极度痛楚，她想到的不是同情儿子。而是气愤的同时，带着痛快的得意——自以为料事如神。看穿儿媳的面目，还庆幸摆脱了儿媳对她无形却强大的压抑。因此这种亲情外看亲密无间、体贴入微、充满人情美，但内里却是难以调和的隔膜而导致深刻的真正的孤独。
曾树生和汪母存在着纠缠不清的矛盾，两个人水火不相容，有人说她们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则未免把问题简单化，而遮蔽了人性的复杂。如汪母一方面认为曾树生只是儿子的“姘头”，不承认她和儿子的婚姻，另一方面有时争执时又把曾树生看作是自己的儿媳，所以觉得自己有权利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双重标准，简直无理取闹，无非想在精神上获胜压倒儿媳，从中也看出了汪母的乖戾的性格。在是否去兰州事上，汪母也作无端的猜测，冷语讽刺并一口咬定儿媳一定会抛家弃子、独自享乐。这促使举棋不定的树生为报复母亲而作出最后的决定：调职兰州。文化的差异，人性中的自私等各种原因，使婆媳二人年复一年作无聊单调的争吵，给暗淡空寂的生活带来些许热闹。但更多的是烦躁、疲惫。累积着咬牙切齿的憎恨，直至最后家庭的分崩离析。
还值得一提是曾树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从情理上说，小宣应对母亲十分眷恋；曾树生应对唯一的儿子十分宠爱。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可他们形同陌路，小宣寄宿学校。在难得的相聚时刻，小宣对母亲也并不亲热。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作为母亲的曾树生看到“贫血、老成、冷静，在他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的小宣，不但没有引起她的母爱本能反而激起她的厌恶之情。汪文宣想让妻子看在小宣的份上不要离婚，妻并不显示丝毫犹豫，而是果断地表示不愿接纳儿子。试想：如果曾树生和儿子小宣的母子关系融洽、互相眷恋的话，也许可以缓解家庭矛盾。可是令人悲哀的是，母子也形同陌路，两人的隔阂也催化着悲剧的发生。
同事的冷漠——毫无温情的人心隔阂：母子间的难以沟通、夫妻间的无法理解——温情包裹中的人心隔阂，如一张铺天盖地的网罩住汪文宣。欲挣脱这张网而靠近别人获取理解、温暖却终不可能。只能远远相隔。品味孤寂直至最后望眼欲穿无望而死。所以汪文宣的死固然有着无法抗拒的社会政治因素，却也不可忽视其中的人性、心理。“人的命运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命运所制约的深层机制是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探索人心灵的奥秘就成为巴金的创作个性之一”。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从社会政治层面看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丰富的人性、心理出发，还原作品。《寒夜》正是全面深刻地挖掘了人的内心深处，直指人性的复杂，不同的读者因其素养、阅历的不同所看到的也就不同，从而使文本具有再创造的无限可能，这也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年，274
②巴金，巴金文集谈《寒夜》第二十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年，503
③-⑧均出自巴金，寒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H{版社。2005，252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不可一世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汪文宣是一家亦官亦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校对员。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这份单调繁重而薪水菲薄的工作，心存怨言但在行动上都不敢有任何反抗的表现。面对周主任的敌视严厉，他谨小慎微地生活着。没有钱为妻子买生日蛋糕。却在同事的催逼下出钱凑份子为周主任过生日。而周主任却极刻薄冷酷，并没有因他的兢兢业业而赐予认同。更甚的是。在汪文宣病重不能工作而生活难于为继时要求他辞职。如果说周主任是他的领导因阶层的不同而产生压迫是合乎逻辑的状态的话。那么同事对他的冷漠、排斥则似乎就耐人寻思了。都属于被压迫的同一阶层。且汪文宣总是以卑贱忍让的态度和同事共处，他所换来的只是同事没有来由的轻蔑。病休后曾忍着剧烈的病痛再一度上班，一位工友不顾其身体状况，强硬地紧催他完成任务。没有丝毫温情。尤其是得知汪文宣染肺病后，同事竟然联名写信禁止他在食堂用餐。要求他主动辞职。因此繁重的工作、周主任的冷酷、同事的排斥促使他这个早已形如槁木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死亡。
工作的压抑，同事关系的僵滞，只是促成汪文宣悲剧的一个方面。而家庭的矛盾、家庭成员间的人心隔阂以更加急遽的速度加速了他的死亡。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曾有过纯洁真挚的爱情，都有着蓬勃的朝气，共同的教育救国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未举行婚礼便组织了家庭，这缘于他们精神上的契合、志趣上的相投。但是时过境迁，生活的变化，改变了两个人。曾经朝气蓬勃、激情满怀的汪文宣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形容枯槁、卑微委琐，而妻子仍然有着丰腴的身体、旺盛的生命力；曾胸怀壮志的汪文宣变得苟且偷安、忍辱负重，而他的妻子仍然有着强烈的对幸福与自由的向往。从感情上说。曾树生对丈夫汪文宣更多的是怜悯，怜悯汪文宣遇事忍气吞声、凡事牺牲自己成全他人；怜悯他工作任劳任怨而所得仍然不能维持温饱，有时也怜悯他处在婆媳之间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既然是怜悯——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强者对弱者的情感，它不是爱情。正如曾树生去兰州后写的长信即要求断绝夫妻关系的信中所说：“我只能怜悯你，不能爱你。”曾树生在信中简明地道破其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之间缺少一些东西，你不了解我。”
再从汪文宣的角度来分析，汪文宣对妻子是一厢情愿的依恋，妻子常在外应酬娱乐而少在家操持家务。他没有丝毫怨言；看见妻子和男友亲密走在一起而在母亲面前维护妻子的良好形象：吵过架后多是主动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并道歉：尽管妻子多次提出离婚，他仍然耐心劝慰、开导。妻子去兰州后，一次汪文宣经过他们曾经约会过的国际咖啡店，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走进店里。设想妻子与他对饮咖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希望和妻子在阴间相聚，这都有力地证明了汪文宣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至死不渝。但是。汪文宣始终明白，他和妻子之间心灵是隔阂的。他曾坦率地对妻子说：“不只是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心也变了”。他总觉得“他和她们(母亲和妻子)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当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时。他总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毫无疑问母亲和妻子是关心他的，“但是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
从汪文宣与母亲关系看。母亲也是不理解他的。早年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让他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尤其在他生病的时候。为他缝补衣服。为省钱不顾体弱亲自浆洗衣服。变卖婚戒买补品给儿子滋养身体……体现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伟大的爱。可是她对儿子的关心也仅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她不懂得在精神上给予儿子应有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不理解儿子对儿媳的感情上。母亲总趁儿媳不在家时风言冷语讲树生的坏话。甚至当面否认他和妻子的婚姻。当他和妻子吵口后妻子离家出走，母亲不但不劝反而希望儿媳别回来。甚至多次劝儿子另娶。后来母亲得知儿媳在兰州写信给儿子脱离关系时。面对儿予的极度痛楚，她想到的不是同情儿子。而是气愤的同时，带着痛快的得意——自以为料事如神。看穿儿媳的面目，还庆幸摆脱了儿媳对她无形却强大的压抑。因此这种亲情外看亲密无间、体贴入微、充满人情美，但内里却是难以调和的隔膜而导致深刻的真正的孤独。
曾树生和汪母存在着纠缠不清的矛盾，两个人水火不相容，有人说她们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则未免把问题简单化，而遮蔽了人性的复杂。如汪母一方面认为曾树生只是儿子的“姘头”，不承认她和儿子的婚姻，另一方面有时争执时又把曾树生看作是自己的儿媳，所以觉得自己有权利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双重标准，简直无理取闹，无非想在精神上获胜压倒儿媳，从中也看出了汪母的乖戾的性格。在是否去兰州事上，汪母也作无端的猜测，冷语讽刺并一口咬定儿媳一定会抛家弃子、独自享乐。这促使举棋不定的树生为报复母亲而作出最后的决定：调职兰州。文化的差异，人性中的自私等各种原因，使婆媳二人年复一年作无聊单调的争吵，给暗淡空寂的生活带来些许热闹。但更多的是烦躁、疲惫。累积着咬牙切齿的憎恨，直至最后家庭的分崩离析。
还值得一提是曾树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从情理上说，小宣应对母亲十分眷恋；曾树生应对唯一的儿子十分宠爱。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可他们形同陌路，小宣寄宿学校。在难得的相聚时刻，小宣对母亲也并不亲热。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作为母亲的曾树生看到“贫血、老成、冷静，在他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的小宣，不但没有引起她的母爱本能反而激起她的厌恶之情。汪文宣想让妻子看在小宣的份上不要离婚，妻并不显示丝毫犹豫，而是果断地表示不愿接纳儿子。试想：如果曾树生和儿子小宣的母子关系融洽、互相眷恋的话，也许可以缓解家庭矛盾。可是令人悲哀的是，母子也形同陌路，两人的隔阂也催化着悲剧的发生。
同事的冷漠——毫无温情的人心隔阂：母子间的难以沟通、夫妻间的无法理解——温情包裹中的人心隔阂，如一张铺天盖地的网罩住汪文宣。欲挣脱这张网而靠近别人获取理解、温暖却终不可能。只能远远相隔。品味孤寂直至最后望眼欲穿无望而死。所以汪文宣的死固然有着无法抗拒的社会政治因素，却也不可忽视其中的人性、心理。“人的命运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命运所制约的深层机制是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探索人心灵的奥秘就成为巴金的创作个性之一”。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从社会政治层面看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丰富的人性、心理出发，还原作品。《寒夜》正是全面深刻地挖掘了人的内心深处，直指人性的复杂，不同的读者因其素养、阅历的不同所看到的也就不同，从而使文本具有再创造的无限可能，这也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年，274
②巴金，巴金文集谈《寒夜》第二十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年，503
③-⑧均出自巴金，寒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H{版社。2005，252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不可一世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