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一些东亚国家的网络语境下，声讨“田园女权”“伪女权”的声浪不断。
　　日本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到，“厌女”同时来自男性和女性，男性蔑视女性，女性则自我厌恶。她从文学作品、社会事件、家庭关系等各方面，来分析日本社会的“厌女症”。在韩国，女星如果被认为大肆宣扬赋权女性，便会被公众和粉丝挞伐。
　　“女性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但在近两个世纪，因被广泛使用而生成了不同意义。简言之，女性主义肇因于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企图以行动谋求改善。
　　女性主义有不同流派，从时间轴上，有三波浪潮。19世纪以来，第一波女性主义致力于公领域和法律上的權利，例如教育、投票权、财产权等。第二波女性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代，女性要求在职场同工同酬、反对玻璃天花板，并将家庭议题如生育、堕胎、离婚等政治化，提出“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
　　到了80年代末期，第一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也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反对者认为，这两波都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为主的运动，但其实女性之间的位阶和差异也应该被考虑，遂纳入不同肤色、不同阶级、性少数的“多元女性”。
　　随着互联网进入大众生活，女性主义者也开始讨论：网络的存在到底对其是好是坏？
　　由于那时网络尚未普及，女性主义者认为互联网会为女性带来虚拟增权，因为互联网抹除了身体的界限。这一讨论，源自“性别不平等的一切来源是身体”的理论背景。
　　美国社会主义学者、生物学家Donna Haraway在20世纪末期提出了“赛博格”（Cybory=Cybernetic Organism）的概念，她认为网络出现后，人和机器的关系变得模糊，人是有机体和机器的混种。
　　当“人”的概念都被打破时，“男人”和“女人”的概念也自然被消弭了。“赛博格”的存在，颠覆了主宰西方论述的二元对立论：男/女、黑人/白人、心智/身体、有机体/机器等，创造了对于“没有性别的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读者可以从《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等电影中，更直观地来理解“赛博格”概念。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对于网络的想象也许过于乐观，网络不过是现实的延伸。但当时提出的，线上空间可以形成关于性别的集体行动，从2017年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中就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而在印度，女性的基本生活权益也愈发得到社会主流的重视。宝莱坞作品《护垫侠》《厕所英雄》就反映了这一主题，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热议，甚至推动了实际政策的出台。
　　虽然网络不可能真正抹除身体的差异，对于“赛博格”的想象也不免超前，但女性日常生活中可见的改变，需要打破僵化的界限和秩序，从混沌中摸索更多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