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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中国各新闻报道领域的研究中，经济报道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出于题材划分的考虑，而是由其特殊的“生长性”（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同步）与“延展性”（由信息传播向情报职能延伸）决定的，它与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发展、上层建筑息息相关。但现阶段的经济报道研究主要集中于业务探讨以及案例或作品评鉴，难以解决经济报道普遍存在的发展背景认识不足、利益表达不清、信息数据库开发不足、智库功能不强、迁延拓展意识缺乏、文本阐释无力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加强理论烛照和跨文化融合研究是当前我国经济报道研究的两大突破口。
关键词：经济报道 经济报道研究 理论烛照 跨文化融合
经济报道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各新闻报道领域的研究中，经济报道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出于题材划分的考虑，而是因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不难看到，它所触及的不只是经济领域，更是辐射了政府职能转化、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民生服务等各个层面。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其实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报道理所当然要描摹和展现这种架构关系，并致力于促进二者的平衡与协调，因此，无论在哪种传播制度下它都是不言而喻的“硬”新闻、主角。同时也正是因应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巨大的辐射作用，经济报道也内在性地获得了向其他报道领域辐射的视角和影响力，是最自然不过的媒体的“宠儿”。
国内经济报道领域的知名记者、学者贺宛男在其《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中专辟绪论一节阐述“从经济报道向财经报道演变”①，或可进一步佐证上述论断。贺著认为，如果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受众分别有三重角色：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传统经济报道以生产者为核心受众，与普通人关系不大。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改革后，市场开始繁荣，中国人丢掉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一跃而为“消费者”。于是，媒体迅速调转船头，把核心受众锁定消费者。最后，“投资者”的出现是小康社会到来，人们解决温饱后手有节余，甚至有一定资产的必然结果。同时，那些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经济话题被单列出来。这样一来，告别传统经济报道的狭隘理解，今天的经济报道包括四种类型：财经报道、产经报道、政经报道和社经报道。
上述经济报道的概念变化生动地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逐步拓展、推进的经济“基本面”给了经济报道丰富的报道内容，促成其不断自我增容、扩容；换个角度说，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报道不应该满足于被动、简单、碎片化地呈现，它必须具有透视、折射时代大进程的充分的饱和度。
然而，经济报道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还不完全止于此，经济报道更引人注目的作用表现为它的情报职能。以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为例，其最知名和最盈利的业务倒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它的金融数据服务。此外，道琼斯金融通讯社、彭博资讯公司，也以其卓越的商业财经信息提供商身份占据着全球经济信息市场的垄断地位。从信息到情报，这使我们恍然意识到，经济报道只是经济信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基础端口，对其的后续开发才是这个链条上的高端业务。所以，经济报道的理想境界乃至最高境界，其实并不仅仅是把一个有关经济活动的故事讲得多么吊人胃口，也不仅仅是揭示了某种经济规律、经济现象，而是构筑一个情报系统、思想库，与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发展、上层建筑息息相关，并为之服务。
事实上，在所有新闻报道类型中，能表现出如此显著的“生长性”，与社会发展高度同步；同时又具有如此显著的“延展性”，能为社会提供宝贵的行动资源，因而为社会高度急需，但鉴于其特有的专业门槛，又很不容易满足社会之急需的，恐怕就非经济报道莫属了。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经济报道、专业化的经济媒体从单一到丰富、从空白到突破，成就斐然，业已成为传媒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相比那些世界级的经济类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中国的报道水平和媒体发展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概括起来，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所处的后发现代化阶段的发展背景认识不足、对相关利益群体的意志表达不清、对经济信息数据库的开发不足、为决策提供智库支持的功能不强、以经济的视角向其他报道领域迁延拓展的意识缺乏、专业化的文本表述与阐释无力等。
经济报道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经济报道的研究，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又尤以一、二类居多。
一是从兼顾理论概述和采写实务的角度探讨经济报道的报道规律和方法。如：刘笑盈编著的《经济学与经济新闻报道》（2006年）；肖鲁仁编著的《经济新闻采写导论》（2008年）；方琦编著的《经济新闻实务》（2009年）等。这之中，特别以对经济报道的子类——财经报道的研究较为突出，如：贺宛男的《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2009年）；周乃蔆的《国际财经新闻知识与报道》（2009年）；孙凤毅的《财经新闻报道研究》（2010年）等。上述论著大都有一个特点，即都从增强记者专业报道背景的角度普及经济学常识，并根据报道题材把经济报道细分为证券新闻、公司新闻等逐一讲解报道要领。这类入门性读本对于经济报道记者职业素养的提高贡献很大。
二是对典型经济报道案例及其作品的鉴赏与评析，如：樊凡、时统宇编著的《经济新闻范文评析》（2001年）；莫林虎主编的《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2010年）；郭光华、侯迎忠主编的《优秀财经新闻作品评析》（2011年）等。这类案例或文本评鉴式研究是对上一类实务性研究的有益补充，二者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给人以直观、真切的启发。这类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多借鉴文学批评的手法，着力于文本细读。值得一提的是，有少部分研究者尝试引进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新的研究方法来解读经济报道样本，如：吴恩峰的博士论文《基于经济报道标题语料库的概念隐喻研究》（浙江大学授予，2007年）、陈培婵的硕士论文《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授予，2008年）等。
三是借助实证研究的方法構建经济报道传播效果的分析指标体系。堪为一例的是北京工商大学新闻系王擎副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级课题：“北京市属媒体经济信息传播竞争力研究”，该课题提出了一个3级25个指标的分析框架，预计于2011年底结题，届时将会有更具体的内容公开发表。这类量化研究相比质化研究，最积极的意义就是避免了那种凭直觉、传统印象或感性经验来认知、实践的局限，对于业界及时研判、修正、总结报道成效，提高报道水准意义明显，当然，其指标体系的严密性、完整性，尤其是前瞻性和易操作性也是需要谨慎评估的。
经济报道研究的突破口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笔者认为当前的经济报道研究有如下两大不足，而这也就是改善经济报道研究的两大突破口。
不足（一）：耽于感性认知，业务观照；
突破（一）：加强学理建设，理论烛照。
绝大多数的经济报道研究遵循的都是业务角度，以教授记者的采写技能为宗旨。这种基于实践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确实是研究的重要依归。但重要依归是不是最终依归呢？笔者曾和学生一起研读过20年来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的所有经济报道，按说，这足以代表业界的最高水平，可学生的一个普遍反映竟然是：“有些作品不像经济报道。”所谓“不像”，或可回应上文对经济报道不足的总结，同时也可看出，基于经济报道独有的特殊性，人们对它自然有更高的期许，这恐怕不是一般的技术手段能解决的，而必须在展现其应有的生长性和延展性上有自觉的提升。
综观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思想、理论对新闻传播实务的滋养、引导，历历可数，影响深远，而那些新闻传播思想、理论的背后又往往有更为悠久的哲学、社会学元命题为奠基，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报道价值体系。以西方最为主流、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包括属于其演变的社会责任理论）为例，它的学理资源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其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基本理念渗透在西方新闻报道的价值追求中，形成了诸如客观报道、平衡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等业务规范。此外，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传播学研究也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理论以有益的拓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新闻把关、议程设置、受众调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从而把新闻实践带入了一个更自由、更开阔的空间。
可见，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体系自有其系统的学理渊源和有机统一的结构功能，探索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离不开考察这个节点历时性与共时性存在的所有信息，笔者认为，对经济报道的研究就应该开发这种整体思维、系统意识。那么，经济报道的精神依归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致力于带动以下思考：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进程看，经济报道应该体现怎样的价值追求、表达怎样的观念形态，这些价值追求、观念形态的发生机制、哲学前提是什么，体现的发展意识、人伦内涵又是什么……唯有如此，经济报道研究反过来才能对经济报道实践提供更多可资提升的资源，从而让经济报道看上去“更像它本身”。
不足（二）：缺乏融合的视角，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接不够；
突破（二）：开阔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目前，鉴于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全球知名经济类媒体大都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记者站，创办中文版、中文网站，这为近距离研究它们的报道价值取向、新闻采制流程、产品开发特色、信息增值模式、新媒体运用技巧、品牌管理经验等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但我们对此重视不够。
2002年，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曾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开放式的财经新闻教学与科研平台：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②。中心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开发《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高级课程》，旨在让国内从事财经新闻报道的记者、编辑有机会分享国际同行的专业经验，打造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本土化财经新闻高级从业人员，还推荐学员去位于香港的《金融时报》亚洲总部实习。这为增强中外经济报道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迈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但可惜的是，从目前得到的资料看，这种课程培训式的交流与合作，其侧重点还是业务技能层面，此项目开展数年，却并没有理论化的研究成果面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对经济报道的研究仍然未能突破纯技术性思维的瓶颈，即使是参与到跨文化融合中，视野也还不够开阔，理性建构的意识也还未真正树立起来。而更为可惜的是，由于北京大学机构调整的原因，2010年该中心被撤销了。
但无论如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探索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当今社会是个融合的时代，思想、观念、技术、渠道、话语都在融合，经济报道研究自然不能自我封闭于一隅，无论是自我突破还是横向突破，它都必须积极而坚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而且这种合作與交流不单是同行间的，还应多维度地汲取知识领域、学科技术的成果，为拓宽我国经济报道研究的厚度、提升品质、创新观念提供全球化的视野和源源不断的养料。（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979）
注 释：
①参考自贺宛男：《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北京大学新闻网：http://pkunews.pku.edu.cn/zdlm/2006-09/18/content_109520.htm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经济报道 经济报道研究 理论烛照 跨文化融合
经济报道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各新闻报道领域的研究中，经济报道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并不仅仅出于题材划分的考虑，而是因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不难看到，它所触及的不只是经济领域，更是辐射了政府职能转化、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民生服务等各个层面。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其实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报道理所当然要描摹和展现这种架构关系，并致力于促进二者的平衡与协调，因此，无论在哪种传播制度下它都是不言而喻的“硬”新闻、主角。同时也正是因应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巨大的辐射作用，经济报道也内在性地获得了向其他报道领域辐射的视角和影响力，是最自然不过的媒体的“宠儿”。
国内经济报道领域的知名记者、学者贺宛男在其《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中专辟绪论一节阐述“从经济报道向财经报道演变”①，或可进一步佐证上述论断。贺著认为，如果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受众分别有三重角色：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传统经济报道以生产者为核心受众，与普通人关系不大。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改革后，市场开始繁荣，中国人丢掉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一跃而为“消费者”。于是，媒体迅速调转船头，把核心受众锁定消费者。最后，“投资者”的出现是小康社会到来，人们解决温饱后手有节余，甚至有一定资产的必然结果。同时，那些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经济话题被单列出来。这样一来，告别传统经济报道的狭隘理解，今天的经济报道包括四种类型：财经报道、产经报道、政经报道和社经报道。
上述经济报道的概念变化生动地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逐步拓展、推进的经济“基本面”给了经济报道丰富的报道内容，促成其不断自我增容、扩容；换个角度说，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报道不应该满足于被动、简单、碎片化地呈现，它必须具有透视、折射时代大进程的充分的饱和度。
然而，经济报道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还不完全止于此，经济报道更引人注目的作用表现为它的情报职能。以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为例，其最知名和最盈利的业务倒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它的金融数据服务。此外，道琼斯金融通讯社、彭博资讯公司，也以其卓越的商业财经信息提供商身份占据着全球经济信息市场的垄断地位。从信息到情报，这使我们恍然意识到，经济报道只是经济信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基础端口，对其的后续开发才是这个链条上的高端业务。所以，经济报道的理想境界乃至最高境界，其实并不仅仅是把一个有关经济活动的故事讲得多么吊人胃口，也不仅仅是揭示了某种经济规律、经济现象，而是构筑一个情报系统、思想库，与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发展、上层建筑息息相关，并为之服务。
事实上，在所有新闻报道类型中，能表现出如此显著的“生长性”，与社会发展高度同步；同时又具有如此显著的“延展性”，能为社会提供宝贵的行动资源，因而为社会高度急需，但鉴于其特有的专业门槛，又很不容易满足社会之急需的，恐怕就非经济报道莫属了。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经济报道、专业化的经济媒体从单一到丰富、从空白到突破，成就斐然，业已成为传媒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相比那些世界级的经济类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中国的报道水平和媒体发展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概括起来，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所处的后发现代化阶段的发展背景认识不足、对相关利益群体的意志表达不清、对经济信息数据库的开发不足、为决策提供智库支持的功能不强、以经济的视角向其他报道领域迁延拓展的意识缺乏、专业化的文本表述与阐释无力等。
经济报道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经济报道的研究，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又尤以一、二类居多。
一是从兼顾理论概述和采写实务的角度探讨经济报道的报道规律和方法。如：刘笑盈编著的《经济学与经济新闻报道》（2006年）；肖鲁仁编著的《经济新闻采写导论》（2008年）；方琦编著的《经济新闻实务》（2009年）等。这之中，特别以对经济报道的子类——财经报道的研究较为突出，如：贺宛男的《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2009年）；周乃蔆的《国际财经新闻知识与报道》（2009年）；孙凤毅的《财经新闻报道研究》（2010年）等。上述论著大都有一个特点，即都从增强记者专业报道背景的角度普及经济学常识，并根据报道题材把经济报道细分为证券新闻、公司新闻等逐一讲解报道要领。这类入门性读本对于经济报道记者职业素养的提高贡献很大。
二是对典型经济报道案例及其作品的鉴赏与评析，如：樊凡、时统宇编著的《经济新闻范文评析》（2001年）；莫林虎主编的《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2010年）；郭光华、侯迎忠主编的《优秀财经新闻作品评析》（2011年）等。这类案例或文本评鉴式研究是对上一类实务性研究的有益补充，二者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给人以直观、真切的启发。这类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多借鉴文学批评的手法，着力于文本细读。值得一提的是，有少部分研究者尝试引进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新的研究方法来解读经济报道样本，如：吴恩峰的博士论文《基于经济报道标题语料库的概念隐喻研究》（浙江大学授予，2007年）、陈培婵的硕士论文《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授予，2008年）等。
三是借助实证研究的方法構建经济报道传播效果的分析指标体系。堪为一例的是北京工商大学新闻系王擎副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级课题：“北京市属媒体经济信息传播竞争力研究”，该课题提出了一个3级25个指标的分析框架，预计于2011年底结题，届时将会有更具体的内容公开发表。这类量化研究相比质化研究，最积极的意义就是避免了那种凭直觉、传统印象或感性经验来认知、实践的局限，对于业界及时研判、修正、总结报道成效，提高报道水准意义明显，当然，其指标体系的严密性、完整性，尤其是前瞻性和易操作性也是需要谨慎评估的。
经济报道研究的突破口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笔者认为当前的经济报道研究有如下两大不足，而这也就是改善经济报道研究的两大突破口。
不足（一）：耽于感性认知，业务观照；
突破（一）：加强学理建设，理论烛照。
绝大多数的经济报道研究遵循的都是业务角度，以教授记者的采写技能为宗旨。这种基于实践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确实是研究的重要依归。但重要依归是不是最终依归呢？笔者曾和学生一起研读过20年来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的所有经济报道，按说，这足以代表业界的最高水平，可学生的一个普遍反映竟然是：“有些作品不像经济报道。”所谓“不像”，或可回应上文对经济报道不足的总结，同时也可看出，基于经济报道独有的特殊性，人们对它自然有更高的期许，这恐怕不是一般的技术手段能解决的，而必须在展现其应有的生长性和延展性上有自觉的提升。
综观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思想、理论对新闻传播实务的滋养、引导，历历可数，影响深远，而那些新闻传播思想、理论的背后又往往有更为悠久的哲学、社会学元命题为奠基，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报道价值体系。以西方最为主流、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包括属于其演变的社会责任理论）为例，它的学理资源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其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基本理念渗透在西方新闻报道的价值追求中，形成了诸如客观报道、平衡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等业务规范。此外，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传播学研究也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理论以有益的拓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新闻把关、议程设置、受众调查等诸多方面的认识，从而把新闻实践带入了一个更自由、更开阔的空间。
可见，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体系自有其系统的学理渊源和有机统一的结构功能，探索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离不开考察这个节点历时性与共时性存在的所有信息，笔者认为，对经济报道的研究就应该开发这种整体思维、系统意识。那么，经济报道的精神依归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致力于带动以下思考：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进程看，经济报道应该体现怎样的价值追求、表达怎样的观念形态，这些价值追求、观念形态的发生机制、哲学前提是什么，体现的发展意识、人伦内涵又是什么……唯有如此，经济报道研究反过来才能对经济报道实践提供更多可资提升的资源，从而让经济报道看上去“更像它本身”。
不足（二）：缺乏融合的视角，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接不够；
突破（二）：开阔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目前，鉴于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全球知名经济类媒体大都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记者站，创办中文版、中文网站，这为近距离研究它们的报道价值取向、新闻采制流程、产品开发特色、信息增值模式、新媒体运用技巧、品牌管理经验等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但我们对此重视不够。
2002年，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曾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开放式的财经新闻教学与科研平台：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②。中心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开发《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高级课程》，旨在让国内从事财经新闻报道的记者、编辑有机会分享国际同行的专业经验，打造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本土化财经新闻高级从业人员，还推荐学员去位于香港的《金融时报》亚洲总部实习。这为增强中外经济报道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迈出了很有意义的一步，但可惜的是，从目前得到的资料看，这种课程培训式的交流与合作，其侧重点还是业务技能层面，此项目开展数年，却并没有理论化的研究成果面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对经济报道的研究仍然未能突破纯技术性思维的瓶颈，即使是参与到跨文化融合中，视野也还不够开阔，理性建构的意识也还未真正树立起来。而更为可惜的是，由于北京大学机构调整的原因，2010年该中心被撤销了。
但无论如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探索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当今社会是个融合的时代，思想、观念、技术、渠道、话语都在融合，经济报道研究自然不能自我封闭于一隅，无论是自我突破还是横向突破，它都必须积极而坚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而且这种合作與交流不单是同行间的，还应多维度地汲取知识领域、学科技术的成果，为拓宽我国经济报道研究的厚度、提升品质、创新观念提供全球化的视野和源源不断的养料。（本文为北京市“专业建设—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979）
注 释：
①参考自贺宛男：《财经报道概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北京大学新闻网：http://pkunews.pku.edu.cn/zdlm/2006-09/18/content_109520.htm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