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明清时期徽州的书商创造了古代出版史上的辉煌，至近代方衰落。徽州的大书商多出身巨商之家，饱读诗书，刻印精善，创造了刻书史上了诸多高峰。徽州书商的经营状况多样，盈利丰厚与破产身灭者兼存。同出身富贵的大书商相比，小书商生活情趣及富俭状况迥异。
关键词：徽州；书商；出版经营；生活
兴衰史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极盛，刻书的数量巨大，书坊众多，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据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府出版的万部以上图书中的家刻、坊刻，就超过1，300余家，刻书品种近万种，占全省刻书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若再加上一些特殊地方文献，如各种志书、政书及私人刻印的地方风物、商品广告、家谱类书，则超过万种，占全省出版物总品种数的五分之四左右，在现今全国通行的约10万种古籍中也占十分之一以上”。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事实上，除了徽州本地的刻书，徽州的书商对金陵、吴兴、杭州等地的刻书业也贡献巨大。本文所言书商，是以书渔利的部分刻书出版人。只刻了自己或祖先、师长的著作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赠送亲友的出版人则不在本文关注之内。
从明中期至清末，徽州书商向外的输出与交流从未停止，带动了各地的版刻风格的交融和技艺的提高。如在金陵的汪廷讷、胡正言，杭州的吴继灼等。明清徽州的书商基本上也是出版商，他们自己选题，甚至本人亲自编辑汇纂、校勘，安排刻印并发行销售。徽州书商大放异彩的阶段，正是书商数量巨大、佳刻丛出、大出版家迭现的时期，如明万历年问、清康乾年间。
明万历时期出版的校勘精刻印佳的大型丛书就有许多：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医统正脉》，程荣《汉魏丛书》，程百二《程氏丛刻》等。刘尚恒《明清徽商的藏书与刻书》中所举明代徽州书商有汪廷讷、汪应鹏、郑思鸣、胡正言、吴勉学、程荣、汪士贤、汪济川、黄凤池、程大约、方于鲁、罗龙文、潘膺祉、汪樵云、程百二、程应衢、程嘉祥、汪机、毕效钦、吴瑁等，总共二十余人，而主要活动在万历时期的竟达十五人。万历时期的吴养春、吴勉学，及寄寓金陵的汪廷讷、胡正言等人，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出版者兼书商。
与徽州的盐商、茶商、典当商一样，徽州的书商们事业扩张的过程也不断向外拓展。其主要的发展区域同其他行业一样，以江浙为多，如在金陵、扬州、杭州、湖州等地刻印销售。书商与其他行业的徽商一样，根在徽州，枝叶繁茂于他乡。
徽州书商向外流动其实是市场决定的。明清江浙人口密集，文化繁荣，书籍销售市场巨大，与徽州相比，在交通和信息上具有强大的优势。金陵、杭州、扬州、湖州等地，历朝都是刻书中心，具有良好的市场要素。徽州书商要想做大做强，势必向这些地方发展。
徽州书商的衰落始自鸦片战争以后，也是雕版刻印渐渐被石印、铅印取代，不再成为印刷书籍的主要手段以后。秦宗财将徽州刻书业的衰败原因归结为与刻书业相关的徽商行业败落造成了徽刻发展的困境；徽商衰落使徽州官刻、私刻失去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等原因。实际上，新学的引进以及印刷方式的巨大进步，才是传统刻印行业衰败的主要原因。这种衰败与盐业、典当业不同，并不是受到国家政策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迅速衰败，仅仅是雕版印刷的刻印成本巨大，无法与先进、高效的石印和铅印技术相抗衡，逐渐失去了市场。
群生相
明清的徽州书商数量巨大，大书商无一例外出身皆是巨商背景，且大多为盐商，或在做书商前一两代为官僚，但再往前追溯，依然是大盐商、典当商之后。小书商亦然，论出身，父祖之辈且商且贾；自己未必入仕，但多为饱学之士，读书求学时间极长。巨商出身的，如吴勉学、吴养春、马日瑁、汪道昆、汪廷讷、程梦星等人，其中后三人又曾入仕，做过不小的官。小商出身，也有祁门人郑之珍。
明代以盐商起家然后经营刻书售书的大出版家，所刻书往往规模巨大，质量精善，对学术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歙县人吴勉学，以“师古斋”为刻书堂号，几乎为明代隆庆至万历时期徽州最大的刻书家。
吴勉学世代业商，本人官至光禄署丞。后弃官专事刻书，所刻之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书、类书并重，特别在校刻医学典籍上贡献最大。子吴中珩，继承父业，专一于刻书，亦为明代著名刻书家。其父子的师古斋刻坊直至清康熙间仍在经营刻书。
另如吴养春，为万历时歙西溪南人，设泊如斋藏书及刻书。吴养春家世代业盐，另有黄山山场2，400亩。其豪阔令人瞠目。朝廷出师征关酋，吴养春上疏捐银30万两饷粮助征。不过吴养春结局不善，后来因冤案而死。但泊如斋刻书历史很长，自明万历时期至清康熙间，其后人仍以泊如斋为号刻书。泊如斋刻书精且多，在版刻史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闺范》皆久负盛名。书中版画由吴养春请新安画派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左千绘图，刻工也是一时名手。《博古图》由歙县虬村刻工黄德时奏刀刻板。《闺范》由虬村黄伯符（应瑞）、黄应淳刻成。
歙县岩镇的汪道昆在金陵设大雅堂刻书，超过百卷。万历间刻自撰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四卷，附徐渭撰《四声猿》四种四卷，所附四幅双面大版，也是为吴养春《闺范》刻画的黄应瑞（伯符）所刻。“汪道昆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商人，父亲汪良彬曾经贩盐于吴越间，为人崇尚侠义，后因为不愿意经商，改而习武。这种生长环境，决定了汪道昆后来写下了许多徽商的传记文字。”汪道昆本人并未参加经商，他22岁考取进士，开始了官僚生涯，42岁时被免职后，余下的二三十年时间则专职创作和刻书，成就非凡。
由官而为书商并寓居徽州之外的，还有休宁籍的汪廷讷。汪廷讷在万历间做过盐运使。他卸任后，修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私家园林——坐隐园，环翠堂即为其主建筑。他喜交游，加之有雄厚的财力，以环翠堂为休闲娱乐之所，文人墨客多聚其间。坐隐园位于金陵还是休宁历来争讼不休，然而版刻史上，环翠堂声名赫赫。汪廷讷以环翠堂为刻坊名，刻书20余种，其中《人镜阳秋》《环翠堂园景图》正是徽派版画中的杰作。《环翠堂园景图》由著名画家钱贡绘稿，镌版名工黄应组操刀笔。 出身盐商巨富，本身入仕途，而后辞官刻书的，还有清代的程梦星。程梦星的祖父程之是两淮盐业总商。从程梦星的父辈起，已从直接业盐的行列里分离出来，由商转儒而仕。程梦星的父亲程文正为翰林院庶吉士，官水部主事。程梦星三十多岁博得功名，后却退居扬州，著书刻书，优游卒岁。
徽州书商中的小商人数量虽多，但姓名流传至今的已不多，他们是书商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其中一些小书商也出版过刻书史上的名品。
明代祁门郑之珍开设的高石山房的刻书流传不多，规模不大，但传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在徽派版画中有重要地位。他的父亲郑云与同族弟侄们且贾且商，并精于卦命，家境小康。郑之珍兄弟七人，他居长，性敏学博，读书过目不忘。但是自入郡学读书，小考很顺，逢大考就失败，遂在家读书经营，有时又游学周围郡县。高石山房刻书流传于今的，仅此一种——《目连救母》，应是当时所刻亦不多的原因。此书为他本人编创，书中版画数十幅，图画生动，迎合市场之需，应当是为贩售而为。
歙县虬村黄氏在刻书史上以盛产优秀刻工而闻名，自明至清四五百年不衰。在虬村黄氏子孙中，也有成长为书商的杰出刻工。比较典型的个例有康熙时黄利中、黄启高祖孙。黄利中，字义先，祖先务农为业，常遭水旱灾害，一家积贫积弱，到他这一辈已经贫困不堪。黄利中七岁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农闲时，黄利中跟随族人学习刻书之技。黄利中比较聪明，很快，不仅刻艺精善，且能找到好销的书自刻以售。由于销售不错，黄利中很快略有积蓄，成为富裕之户。黄利中富裕之后更加俭朴，布衣蔬食，但是对于同乡贫困常施慈善。其传记：“康熙五十七年，大水为灾，米腾踊数倍。各乡有力之家皆籴粟转输以散其族党，而君慨然出其所积百余金，亦籴粟以给诸乡人。乡之中遂无捐瘠，虽儿女啼饥号寒弗顾也。”
黄利中的富裕程度是有限的，且至晚年已经败落。其子黄莱如，乾隆时期外出谋生。黄菉如妻程氏在家主持家政。后来菉如的母亲去世，菉如忧伤过度，得病十年未愈，家贫如洗。程氏“勤纺绩，鬻钗环以供医药费。其子皆敝衣垢服无完襦，命其拾薪以给食焉。盖孺人十年中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焚香泣祷，衣袖间泪无干痕。每风凄雨苦，一灯荧荧然。不知人世间有愉快境也”。
菉如之子黄启高亦是一个天分极高的刻工。少年时父亲去世，拾薪养家，十二三岁时下田种地。与祖父利中一样，黄启高农闲时挑着担子卖自刻的书籍。时间长了，他的刻书水平成为全族之冠。他与士大夫交往密切，而且那些等着活干的同族刻工全都要仰仗着他找活计。在生活习惯上，黄启高与祖父完全相同，平常给母亲侍奉“甘脆”，但自己及妻子则“补衣粝食不厌也”。后来黄启高开办书楼，名“延古”，直至晚年，一直兴旺不败，子孙因此得继。
黄利中祖孙算是黄氏刻工中难得的成功案例。黄氏刻工族人也有欲培养子孙读书者，但成功入仕的至道光间竟无记载。乾隆年间，黄启梅之子光灿，幼时极聪明，启梅就送他读书。光灿也非常用功，“每至夜分，寒暑无间，识者咸以远大相期”。然而“性例兀，所为文一守先正法程，不骛时趋，虽两次见赏宗工，列名佾生，卒以是不售”。这恐怕也说明了黄光灿未得良师，文章泥古守古，未得能其法，不能与时俱进得到赏识。因为文章若是守先法，不趋时，却竟然不好，有点说不过去。
洽生景
徽州大书商的经营手段灵活多样，不仅首选适销对路、插图优美的畅销书刻印，也选学术精良的好书精刻精印，服务上方便灵活，给买主各种方便，价格上合理，对大藏书家、大买主还有不少情感联络的手段。
徽州书商在各地不同时期的利润并不相同。据袁逸所考证清代刻书售书之利润，《宋王忠公文集》每册成本25两银，《郊居遗稿》每册成本27.5两银，设该两书各印刷通行100部，则每册成本价分别为2.5钱和2.75钱。我们知悉，清前期书价“平均每册约5.7钱银，则成本与售价比大致为1：2，乃至更高，书商至少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宋王忠公文集》为雍正七年刻本，《郊居遗稿》为乾隆十九年刻本。这个成本与售价之比可以大致反映这个时期的利润。
以嘉庆道光时期，利润似乎还有上涨。袁逸所列举之书平均每页售价2.3文，若印一百部，每页的成本是1文，利润就过半了。若印数达到500，每部的刻板成本就从1文降到0.2文，利润当然更高。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算，因为除了版费及刻费，多印必然还有多出的纸费、墨费、装订费等。毫无疑问的是，平均到每部书的成本是大大地降低了。
大书商们的经营成果，即通过刻售图书总共能挣多少钱，似乎史家并没有在意过，或无从得知，所以所见记录皆不详。清代赵吉士说，吴勉学投资达到了十万两白银，广刻典籍尤其是医书，发了大财。原文为：“歙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乞生……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误，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吾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可见吴勉学在没有刻书之前，有三万两的身家，刻书之后，前后共投入十万。那么就是说，通过刻书售书，他的总成本已经达到了十万，多出来的七万当然是不断投入刻书的利润。这是个不错的经营成果。
刻工成长为书商极为不易，因此小有所成亦谨守俭朴之风，不行奢侈之事。这类小书商所刻多为启蒙读物，或为流行的通俗小说、剧本并配以图画，以低廉公道的价格取得市场份额。
徽州书商经营不善而致破产，甚至穷困潦倒而死的也大有人在。休宁的吴继仕为刻书家吴继灼堂弟，家中世代经营盐业，颇有钱财。吴继仕好读书，万历时做过一段时间小官，后辞职回乡刻书著述，刻了不少精美好书。但“由于不事经营，家财万贯也因此耗尽，晚年布衣蓬户，过得很是艰辛，然而不失儒家本色，是一位贾而好儒的典型代表”。同样有破产经历的还有歙县的潘之恒，他在万历间刻书多种，尤以自刻《亘史》近百卷著名。他出身于富裕的徽商大家，“年轻时过着衣马轻裘、优游散漫的富家子弟生活，他为人豪爽，出手阔绰，又耽于诗文，不善治生；晚年侨寓金陵穷困潦倒而死，死时尸不掩腹”。
徽州的大书商无论最终破产与否，生活仍是优裕奢侈、多姿多彩的。秦宗财将徽商的休闲生活概括为七类：读书交友、寄情山水、诗文酒会、聚古敛藏、品茗赏剧、狎妓游乐、其他休闲。其他休闲列举为斗蟋蟀、琴棋书画之类。这些休闲生活的内容将之概括徽州书商也无不适用，而且他们用于诗文酒会之类文人所偏好的活动时间更多，频率更高。
如汪廷讷所筑坐隐园曾招待过汤显祖。寄籍浙江桐乡汪氏三子（汪文桂、汪森、汪文柏）的建袭杼楼、碧巢书屋、古香楼等，黄宗羲、朱彝尊等人也流连交往其中。祁门人扬州二马（马曰瑁、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不仅有当时许多名家常住，就是一般学子前往读书抄书，他们也招待甚周，热闹非凡。歙人汪梧凤，家设不疏园，是江永、戴震、汪肇龙、程瑶田等朴学大师常往观聚之地。
即使是郑之珍这样的小书商，生活也是有姿彩的。他喜欢招待朋友，家中常常络绎不绝。其妻为了招待他的这些朋友们，常常要东拼西凑。与大书商相比，出身贫寒，由刻工发展起来的歙县虬村黄启高就没有这样生活情趣。生意在当地做好以后，他仍是保持着布衣蔬食，对自己及妻子节俭苛刻。
徽州书商的出身不同，经营规模不一，赢利水平迥异，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情趣和行为方式上就有了如此巨大的区别。这些遍及徽州及江浙的徽籍大小书商时出身巨商共同创造了明清时期的出版业繁荣，对这些地区明清时期的文化和科举在全国遥遥领先的地位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也构成了社会史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徽州；书商；出版经营；生活
兴衰史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极盛，刻书的数量巨大，书坊众多，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据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府出版的万部以上图书中的家刻、坊刻，就超过1，300余家，刻书品种近万种，占全省刻书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若再加上一些特殊地方文献，如各种志书、政书及私人刻印的地方风物、商品广告、家谱类书，则超过万种，占全省出版物总品种数的五分之四左右，在现今全国通行的约10万种古籍中也占十分之一以上”。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事实上，除了徽州本地的刻书，徽州的书商对金陵、吴兴、杭州等地的刻书业也贡献巨大。本文所言书商，是以书渔利的部分刻书出版人。只刻了自己或祖先、师长的著作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赠送亲友的出版人则不在本文关注之内。
从明中期至清末，徽州书商向外的输出与交流从未停止，带动了各地的版刻风格的交融和技艺的提高。如在金陵的汪廷讷、胡正言，杭州的吴继灼等。明清徽州的书商基本上也是出版商，他们自己选题，甚至本人亲自编辑汇纂、校勘，安排刻印并发行销售。徽州书商大放异彩的阶段，正是书商数量巨大、佳刻丛出、大出版家迭现的时期，如明万历年问、清康乾年间。
明万历时期出版的校勘精刻印佳的大型丛书就有许多：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医统正脉》，程荣《汉魏丛书》，程百二《程氏丛刻》等。刘尚恒《明清徽商的藏书与刻书》中所举明代徽州书商有汪廷讷、汪应鹏、郑思鸣、胡正言、吴勉学、程荣、汪士贤、汪济川、黄凤池、程大约、方于鲁、罗龙文、潘膺祉、汪樵云、程百二、程应衢、程嘉祥、汪机、毕效钦、吴瑁等，总共二十余人，而主要活动在万历时期的竟达十五人。万历时期的吴养春、吴勉学，及寄寓金陵的汪廷讷、胡正言等人，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出版者兼书商。
与徽州的盐商、茶商、典当商一样，徽州的书商们事业扩张的过程也不断向外拓展。其主要的发展区域同其他行业一样，以江浙为多，如在金陵、扬州、杭州、湖州等地刻印销售。书商与其他行业的徽商一样，根在徽州，枝叶繁茂于他乡。
徽州书商向外流动其实是市场决定的。明清江浙人口密集，文化繁荣，书籍销售市场巨大，与徽州相比，在交通和信息上具有强大的优势。金陵、杭州、扬州、湖州等地，历朝都是刻书中心，具有良好的市场要素。徽州书商要想做大做强，势必向这些地方发展。
徽州书商的衰落始自鸦片战争以后，也是雕版刻印渐渐被石印、铅印取代，不再成为印刷书籍的主要手段以后。秦宗财将徽州刻书业的衰败原因归结为与刻书业相关的徽商行业败落造成了徽刻发展的困境；徽商衰落使徽州官刻、私刻失去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等原因。实际上，新学的引进以及印刷方式的巨大进步，才是传统刻印行业衰败的主要原因。这种衰败与盐业、典当业不同，并不是受到国家政策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迅速衰败，仅仅是雕版印刷的刻印成本巨大，无法与先进、高效的石印和铅印技术相抗衡，逐渐失去了市场。
群生相
明清的徽州书商数量巨大，大书商无一例外出身皆是巨商背景，且大多为盐商，或在做书商前一两代为官僚，但再往前追溯，依然是大盐商、典当商之后。小书商亦然，论出身，父祖之辈且商且贾；自己未必入仕，但多为饱学之士，读书求学时间极长。巨商出身的，如吴勉学、吴养春、马日瑁、汪道昆、汪廷讷、程梦星等人，其中后三人又曾入仕，做过不小的官。小商出身，也有祁门人郑之珍。
明代以盐商起家然后经营刻书售书的大出版家，所刻书往往规模巨大，质量精善，对学术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歙县人吴勉学，以“师古斋”为刻书堂号，几乎为明代隆庆至万历时期徽州最大的刻书家。
吴勉学世代业商，本人官至光禄署丞。后弃官专事刻书，所刻之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书、类书并重，特别在校刻医学典籍上贡献最大。子吴中珩，继承父业，专一于刻书，亦为明代著名刻书家。其父子的师古斋刻坊直至清康熙间仍在经营刻书。
另如吴养春，为万历时歙西溪南人，设泊如斋藏书及刻书。吴养春家世代业盐，另有黄山山场2，400亩。其豪阔令人瞠目。朝廷出师征关酋，吴养春上疏捐银30万两饷粮助征。不过吴养春结局不善，后来因冤案而死。但泊如斋刻书历史很长，自明万历时期至清康熙间，其后人仍以泊如斋为号刻书。泊如斋刻书精且多，在版刻史上，《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闺范》皆久负盛名。书中版画由吴养春请新安画派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左千绘图，刻工也是一时名手。《博古图》由歙县虬村刻工黄德时奏刀刻板。《闺范》由虬村黄伯符（应瑞）、黄应淳刻成。
歙县岩镇的汪道昆在金陵设大雅堂刻书，超过百卷。万历间刻自撰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四卷，附徐渭撰《四声猿》四种四卷，所附四幅双面大版，也是为吴养春《闺范》刻画的黄应瑞（伯符）所刻。“汪道昆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商人，父亲汪良彬曾经贩盐于吴越间，为人崇尚侠义，后因为不愿意经商，改而习武。这种生长环境，决定了汪道昆后来写下了许多徽商的传记文字。”汪道昆本人并未参加经商，他22岁考取进士，开始了官僚生涯，42岁时被免职后，余下的二三十年时间则专职创作和刻书，成就非凡。
由官而为书商并寓居徽州之外的，还有休宁籍的汪廷讷。汪廷讷在万历间做过盐运使。他卸任后，修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私家园林——坐隐园，环翠堂即为其主建筑。他喜交游，加之有雄厚的财力，以环翠堂为休闲娱乐之所，文人墨客多聚其间。坐隐园位于金陵还是休宁历来争讼不休，然而版刻史上，环翠堂声名赫赫。汪廷讷以环翠堂为刻坊名，刻书20余种，其中《人镜阳秋》《环翠堂园景图》正是徽派版画中的杰作。《环翠堂园景图》由著名画家钱贡绘稿，镌版名工黄应组操刀笔。 出身盐商巨富，本身入仕途，而后辞官刻书的，还有清代的程梦星。程梦星的祖父程之是两淮盐业总商。从程梦星的父辈起，已从直接业盐的行列里分离出来，由商转儒而仕。程梦星的父亲程文正为翰林院庶吉士，官水部主事。程梦星三十多岁博得功名，后却退居扬州，著书刻书，优游卒岁。
徽州书商中的小商人数量虽多，但姓名流传至今的已不多，他们是书商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其中一些小书商也出版过刻书史上的名品。
明代祁门郑之珍开设的高石山房的刻书流传不多，规模不大，但传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在徽派版画中有重要地位。他的父亲郑云与同族弟侄们且贾且商，并精于卦命，家境小康。郑之珍兄弟七人，他居长，性敏学博，读书过目不忘。但是自入郡学读书，小考很顺，逢大考就失败，遂在家读书经营，有时又游学周围郡县。高石山房刻书流传于今的，仅此一种——《目连救母》，应是当时所刻亦不多的原因。此书为他本人编创，书中版画数十幅，图画生动，迎合市场之需，应当是为贩售而为。
歙县虬村黄氏在刻书史上以盛产优秀刻工而闻名，自明至清四五百年不衰。在虬村黄氏子孙中，也有成长为书商的杰出刻工。比较典型的个例有康熙时黄利中、黄启高祖孙。黄利中，字义先，祖先务农为业，常遭水旱灾害，一家积贫积弱，到他这一辈已经贫困不堪。黄利中七岁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农闲时，黄利中跟随族人学习刻书之技。黄利中比较聪明，很快，不仅刻艺精善，且能找到好销的书自刻以售。由于销售不错，黄利中很快略有积蓄，成为富裕之户。黄利中富裕之后更加俭朴，布衣蔬食，但是对于同乡贫困常施慈善。其传记：“康熙五十七年，大水为灾，米腾踊数倍。各乡有力之家皆籴粟转输以散其族党，而君慨然出其所积百余金，亦籴粟以给诸乡人。乡之中遂无捐瘠，虽儿女啼饥号寒弗顾也。”
黄利中的富裕程度是有限的，且至晚年已经败落。其子黄莱如，乾隆时期外出谋生。黄菉如妻程氏在家主持家政。后来菉如的母亲去世，菉如忧伤过度，得病十年未愈，家贫如洗。程氏“勤纺绩，鬻钗环以供医药费。其子皆敝衣垢服无完襦，命其拾薪以给食焉。盖孺人十年中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焚香泣祷，衣袖间泪无干痕。每风凄雨苦，一灯荧荧然。不知人世间有愉快境也”。
菉如之子黄启高亦是一个天分极高的刻工。少年时父亲去世，拾薪养家，十二三岁时下田种地。与祖父利中一样，黄启高农闲时挑着担子卖自刻的书籍。时间长了，他的刻书水平成为全族之冠。他与士大夫交往密切，而且那些等着活干的同族刻工全都要仰仗着他找活计。在生活习惯上，黄启高与祖父完全相同，平常给母亲侍奉“甘脆”，但自己及妻子则“补衣粝食不厌也”。后来黄启高开办书楼，名“延古”，直至晚年，一直兴旺不败，子孙因此得继。
黄利中祖孙算是黄氏刻工中难得的成功案例。黄氏刻工族人也有欲培养子孙读书者，但成功入仕的至道光间竟无记载。乾隆年间，黄启梅之子光灿，幼时极聪明，启梅就送他读书。光灿也非常用功，“每至夜分，寒暑无间，识者咸以远大相期”。然而“性例兀，所为文一守先正法程，不骛时趋，虽两次见赏宗工，列名佾生，卒以是不售”。这恐怕也说明了黄光灿未得良师，文章泥古守古，未得能其法，不能与时俱进得到赏识。因为文章若是守先法，不趋时，却竟然不好，有点说不过去。
洽生景
徽州大书商的经营手段灵活多样，不仅首选适销对路、插图优美的畅销书刻印，也选学术精良的好书精刻精印，服务上方便灵活，给买主各种方便，价格上合理，对大藏书家、大买主还有不少情感联络的手段。
徽州书商在各地不同时期的利润并不相同。据袁逸所考证清代刻书售书之利润，《宋王忠公文集》每册成本25两银，《郊居遗稿》每册成本27.5两银，设该两书各印刷通行100部，则每册成本价分别为2.5钱和2.75钱。我们知悉，清前期书价“平均每册约5.7钱银，则成本与售价比大致为1：2，乃至更高，书商至少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宋王忠公文集》为雍正七年刻本，《郊居遗稿》为乾隆十九年刻本。这个成本与售价之比可以大致反映这个时期的利润。
以嘉庆道光时期，利润似乎还有上涨。袁逸所列举之书平均每页售价2.3文，若印一百部，每页的成本是1文，利润就过半了。若印数达到500，每部的刻板成本就从1文降到0.2文，利润当然更高。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算，因为除了版费及刻费，多印必然还有多出的纸费、墨费、装订费等。毫无疑问的是，平均到每部书的成本是大大地降低了。
大书商们的经营成果，即通过刻售图书总共能挣多少钱，似乎史家并没有在意过，或无从得知，所以所见记录皆不详。清代赵吉士说，吴勉学投资达到了十万两白银，广刻典籍尤其是医书，发了大财。原文为：“歙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乞生……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误，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吾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可见吴勉学在没有刻书之前，有三万两的身家，刻书之后，前后共投入十万。那么就是说，通过刻书售书，他的总成本已经达到了十万，多出来的七万当然是不断投入刻书的利润。这是个不错的经营成果。
刻工成长为书商极为不易，因此小有所成亦谨守俭朴之风，不行奢侈之事。这类小书商所刻多为启蒙读物，或为流行的通俗小说、剧本并配以图画，以低廉公道的价格取得市场份额。
徽州书商经营不善而致破产，甚至穷困潦倒而死的也大有人在。休宁的吴继仕为刻书家吴继灼堂弟，家中世代经营盐业，颇有钱财。吴继仕好读书，万历时做过一段时间小官，后辞职回乡刻书著述，刻了不少精美好书。但“由于不事经营，家财万贯也因此耗尽，晚年布衣蓬户，过得很是艰辛，然而不失儒家本色，是一位贾而好儒的典型代表”。同样有破产经历的还有歙县的潘之恒，他在万历间刻书多种，尤以自刻《亘史》近百卷著名。他出身于富裕的徽商大家，“年轻时过着衣马轻裘、优游散漫的富家子弟生活，他为人豪爽，出手阔绰，又耽于诗文，不善治生；晚年侨寓金陵穷困潦倒而死，死时尸不掩腹”。
徽州的大书商无论最终破产与否，生活仍是优裕奢侈、多姿多彩的。秦宗财将徽商的休闲生活概括为七类：读书交友、寄情山水、诗文酒会、聚古敛藏、品茗赏剧、狎妓游乐、其他休闲。其他休闲列举为斗蟋蟀、琴棋书画之类。这些休闲生活的内容将之概括徽州书商也无不适用，而且他们用于诗文酒会之类文人所偏好的活动时间更多，频率更高。
如汪廷讷所筑坐隐园曾招待过汤显祖。寄籍浙江桐乡汪氏三子（汪文桂、汪森、汪文柏）的建袭杼楼、碧巢书屋、古香楼等，黄宗羲、朱彝尊等人也流连交往其中。祁门人扬州二马（马曰瑁、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不仅有当时许多名家常住，就是一般学子前往读书抄书，他们也招待甚周，热闹非凡。歙人汪梧凤，家设不疏园，是江永、戴震、汪肇龙、程瑶田等朴学大师常往观聚之地。
即使是郑之珍这样的小书商，生活也是有姿彩的。他喜欢招待朋友，家中常常络绎不绝。其妻为了招待他的这些朋友们，常常要东拼西凑。与大书商相比，出身贫寒，由刻工发展起来的歙县虬村黄启高就没有这样生活情趣。生意在当地做好以后，他仍是保持着布衣蔬食，对自己及妻子节俭苛刻。
徽州书商的出身不同，经营规模不一，赢利水平迥异，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情趣和行为方式上就有了如此巨大的区别。这些遍及徽州及江浙的徽籍大小书商时出身巨商共同创造了明清时期的出版业繁荣，对这些地区明清时期的文化和科举在全国遥遥领先的地位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也构成了社会史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