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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日，就在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文摘》创刊号面世的同一天，开明书店在《申报》上作了《月报》创刊与预定的广告。广告词是这么说的：“现代生活的诸方面，人类活动的诸形相，政治社会的新趋势，学术文化的新潮流，在这里面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看了《月报》好比看了所有的日报，因为它把各种日报重要的新闻，都编成正确而有系统的情报了；看了《月报》不必再看其他的杂志，因为全世界杂志文字的精华，都已精选搜集在这里面了；看了《月报》你不愁不懂得外国文，因为所有外国报章杂志的重要文字，都在这里译成明白清浅的中国文了。预定全年二元五角，零售每册二角五分。一月十五日创刊。”这则广告除了告知刊物的创刊日期及售价信息外，主要阐明了刊物三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其一，这是一本文摘性质的刊物，既聚合日报消息，又精选杂志文章，虽然它没有文摘之名，也没有像《文摘》那样明确打出“杂志之杂志”的旗号；其二，这是一本反映社会文化动态全貌的杂志，包罗各科，综合万有，也与《文摘》一样，同属于综合性的大型月刊；其三，这是一本兼具国际视野的文摘刊物，摘选文章范围涵盖国外报刊，并专门请人译成中文。而《文摘》创刊号《发刊词》中则明确说“翻译文字暂时不收”。
一、因应学科专业细分的知识需要
对于一月之内，上海接连出现的两种大型的综合性文摘杂志，社会各界不觉其重复，反而给予了众多好评，对于这些评论，两家刊物都注意收罗，并汇刊在自家杂志上，以作自我宣传。《文摘》第3期汇录的《文摘》相关评论计10篇①，《月报》第2期汇录的《月报》相关评论计5篇②，均从上海等各大报纸上转载而来，如《立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社会日报》《申报》《上海日报（日文）》《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期刊中亦见有类似的刊评和介绍文字。《图书展望》第2卷第5期上的《介绍〈月报〉与〈文摘〉》一文，则将这两本杂志并置一处，论述了目前一般求学者在广博与专精难以兼顾的背景下，综合文摘刊物存在的时代需求与知识价值。作者写道：“二三年来，中国杂志的出版，不下千余种，人称比年为‘杂志年’。杂志的好处：范围广泛，内容新颖，价格低廉。但使为求专精的话，则除专门书籍外，只看杂志三五种乃至一两种即是。若使为求广泛的话，仅以本馆杂志室所陈列的而论，已有四百余种之多，再加以外国文的杂志，又不下百余种，若为博览，实为不可能的事。惟一概弃绝，又非合普通认识之道，所以这两种杂志，便是适应而补充此等需要的，代价无多，而对于新知旧闻，凡百学科，皆有简劲的撮要和介绍，使我们人手一编，便有纵览百册之感，对时间和精力，为莫大的节省。”
《图书展望》是浙江图书馆主办的一份读书类杂志。该文作者絜非，从其行文语气中判断，也应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其常年与书刊为伍的职业，应比一般读者，对于杂志近几年的勃兴，有更切实的感知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1937年年初，在中国出现了《月报》和《文摘》这样类似于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杂志，其共享的知识时代背景，则是那个年代知识的专业化及细分化，已然让一般读书人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到了如庄子所言的“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矣”的地步。至于杂志的一时风起云涌，乃是其表征而已。
严格说来，不论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还是黎明书局发行的《文摘》，都不能算是以趣味为主的读物，知识价值、信息价值、资料价值才是这两大刊物共同的核心编辑诉求。“创办这么一个刊物，把国内外的一切意见、主张、创作、感想、新闻、报道、图画、歌曲、地图、统计表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本册子里。为的是每个月发行一次，所以就简称《月报》。”“现在我们立意要使《月报》变成一个文化的苗圃，作品的展览会，定期刊物的样子间。这又好比是一个植物园，寒带、温带、热带所出产的无数的奇花异草都在这里面栽植着，但尽是些精选的品种，纯粹的标本，却不让一根杂草生长着，这样对于矫正文化界单调、紊乱、不平均发展这三个倾向，应该多少有点效果吧。”这是《月报》编者在创刊号中，特地标明的“发行的旨趣和我们努力的目标”。③《文摘》编者也宣称，不抛弃“书生”的态度，对学术的文章不能割爱。④
在这样一个堪称宏大的文化目标下，来摘编这样一本广采博收的综合杂志，显然是一个任务繁难的工作，“既须搜集完备，又须选择适当，更须摘写忠实，而尤须人手够用，所以，不是小规模的同人杂志社所能举办。”⑤文摘社所依托的资源，是以孙寒冰为首的复旦大学师生力量，创刊号便“集合了一百多人，来干选文、编写、分类、排次、校对的工作，附带地还设计封面、做广告、发通讯”⑥；而月报社则以开明书店为强力后盾，由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夏丏尊挂名月报社社长，胡愈之挂帅组成专家编辑团队，采用分栏目编辑的方式，既合作，又分工，共同完成。《月报》各栏目约定的专家分别是：政治栏编辑胡愈之，经济栏编辑孙怀仁，社会栏编辑邵宗汉，学术栏编辑胡仲持，文艺栏编辑叶圣陶。⑦
对于这样两本都用了心力的杂志，作者絜非给出的建议是，读者“不凡可以同时兼收”。因为，一方面两刊所选文字，重复者很少；另一方面两刊各有优长，恰可互为补充。在絜非看来，《文摘》“分类綦杂，容对读者兴趣，更多提撕”，然而《月报》内容编制的规整，则明显要佳于《文摘》。⑧确实，《月报》从一开始，就有周密的栏目编排及内容设计。分栏编辑中的胡愈之、胡仲持、叶圣陶，都是资深编辑出版人，尤其胡愈之，长于编辑出版规划，堪称设计高手。当初《世界知识》杂志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他都予以协助，多有谋划与主张，兼之他长期浸染于大型刊物《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使他对综合性刊物的性质与特点，有切身地体会与认知。由胡愈之来主导编辑《月报》，合作对象又是向来出版一点也不马虎的开明书店，所以才能做到“不出则罢，要出一种新杂志，一定要有文化的价值，而且和人家所出的，完全不同”。⑨《月报》的创新，且不说“选”得质量如何，就“编”的体例而言，确是前所未见的新式样，杂中有专，专中有杂，在内在逻辑结构的多元与统一上，深得综合性文摘之妙谛，可谓高手笔。 二、体例编排的延展与纵深
关于《月报》的编排体例，或可将之比作一本结构谨严的著作。书前有导论，书中有正文章节，书尾有后记。书前“导论”部分，对应于《月报》开篇栏“这一月”，点明该月发生的热点问题、焦点话题和重点议题，既有当月事件罗列，又有编者观点评论，在夹叙夹议之中，一来用以交待栏目内所选文章，皆有所本，诚为精挑细选的“杂志”，而非随手拈来的“杂凑”；二来可以凝练题眼，使各分栏的专题特辑，有其名目上的因由，和立意上的自觉，亦不无导读导向之功能。书中有“正文”五章，互为主题独立，对应于《月报》五个栏目，分别不同门类，先政治栏，次经济栏，次社会栏，次学术栏，文艺栏殿后。书中各章均分两节，对应于《月报》各栏中不同体裁形式的两块内容，一是《月报》所称谓的“情报”部分，相当于时事撮要，又相当于一月内各报刊资讯大盘点，通过集纳分梳材料，整合序化信息，以使读者无须遍读之劳，却坐收综览之益。二是选文的部分，相当于时文选萃，又因某些专题特辑的集中编排，而使各种观点、意见和主张，荟萃在一起，通过呈现不同立场的交锋，为读者观察事件，提供更多的视角，更丰富的观点，和更客观系统的知识。据编者云，选文的原则有三点：“（1）《月报》注重搜辑比较实际的材料，不登载空议论；（2）我们认为报章杂志文勉强节短以后，不免失去原作的真面目，等于断章取义，所以非十分必要，一律选载全文⑩；（3）选材特别注意时间性和现实性。”书尾的“后记”，对应于《月报》的“最后之页”，约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增加读者趣味的部分，如“珂思摩斯室读报札记”和“说说笑笑”；一是与读者交流的部分，如“读者信箱”、“读者意见表”等。书中有插图，对应于《月刊》中的各种漫画、雕刻、油画、写真等，其用意在于轻松化阅读，兴趣化阅读，同时避免因文字过多，而给读者带去单一感和滞重感。
通过构筑栏目块状对应的平行结构，使《月报》在知识面的延展性上有了规律可循，“面面俱到”而不“紊乱”。又通过纵深化的层级设计，使得《月报》在知识点的脉络性上有了清晰类属关系，“井井有条”而不“零散”。以《月报》第3期为例，各栏“情报”文字，总计多达十万余字，得益于多至五级的细目分类，才使方方面面的消息得到了恰当的文本归置。且以“政治栏·情报”举例，看其层级关系。“政治栏”属一级类目；“政治情报（二月）”属二级类目；“政治情报·（甲）中国之部”、“政治情报·（乙）外国之部”属三级类目；“中国之部·三中全会”、“中国之部·西安事变善后”等属于四级类目；“西安事变善后·二二事变”、“西安事变善后·中央军入陕”等属于五级类目。对于这样的层级分类，月报社很是自得，在1937年3月19日《申报》上刊登的“《月报》第三期出版”广告中，也自称为“特创分类方法”。这样堪称完备的编排体例，后来被《文摘》有所选择地借鉴，如增加“特辑”，强调问题分类，以及添加插图等等。
三、内容重构与价值表达
文摘作为一种寄生刊物，虽然从总的来说，其质量好坏，必然地受制于当时所选杂志母体的整体水平状况，但一份选编上乘的文摘杂志，它通过知识信息空间的二次重构与转换，会使原文本文献中的知识产生增值价值。《月报》于此即有所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结构化处理和序化各报刊消息，使零碎的知识信息，变得系统完整，各栏“情报”是也。第二，通过集束不同观点文章，使一家之言在多元表达的参照下，触发出新的理解视角与解释元素，各栏“特辑”是也。第三，即便如《月报》这样的综合性文摘，也不可能真的做到如它广告所言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必然要有所择弃，正是在有关主题内容的选择中，蕴含着编辑者的立场和追求，弥补了文摘杂志在表达自己声音方面的短板。举例如“言论自由”主题，各期“政治情报”中都设立了“言论出版与民众运动”类目，第3期《月报》还做了一个特辑“南北报纸论言论自由”，共收录了《朝报》《中华日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立报》上的五篇文章。相信“言论自由”的主题，当是编者的有心之设与专门拣择出来的突出强调。第四，《月报》不仅做“情报”的“消息汇”，也不仅做“特辑”的“观点汇”，还做于学术研究极有价值的“资料汇”。这一点，尤其成为《月报》各期经济栏的重点。第3期经济栏还专门做了一个“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特辑（特稿）”，包括金融方面的统计资料5种，贸易方面的统计资料6种，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4种，生产及工商方面的统计资料3种，共18种。编者在本期《这一月》中这样写道：“中国经济特辑所搜集的材料，却是编者费去了很大努力得来，而且各项统计，都是经过重编及补充的。虽然有些读者看见了数字会头痛，但是我们认为拿整理过的统计材料，经常供给一般参考，这是《月报》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任务我们是不能放弃的。”
《月报》没有像《文摘》那样，在自家的杂志上公布其销售火热的情况，但《月报》之受读者欢迎，则是肯定的。《月报》共出版了7期，其最终停刊，乃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不得已。1937年11月11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槐青”写的文章《抗战以来的文化街头》，作者不无唏嘘地写道：“开明与世界两书局，整个的印刷工场，都陷于敌人的战区里，损失都很重大。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和《新少年》等杂志，至今不能复刊，即与《文摘》分庭抗礼而最受读者欢迎的《月报》，也只得暂时停刊了。”同样惋惜的还有《月报》文艺栏编辑叶圣陶。1938年1月25日，叶圣陶在汉口，致顾均正信：“此间书摊头看看，薄薄的杂志很多，皆匆促写成，语多一律，毫无看头。一般读者颇牵记《月报》，无奈《月报》无法应读者之热望矣。以‘文摘’名者有三种之多，选来选去，无非这几篇东西，自编自译稿简直一篇都没有。”1939年1月30日，叶圣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致王伯祥信：“学生来者转可多谈，且无回拜之烦，意颇乐之。其中阅《中学生》杂志者不少……。而怀念《新少年》及《月报》者，亦颇有其人。附笔奉告，亦使诸翁知外间对于开明有甚深之友情也。”出版家范用在《忘不了愈之先生，忘不了〈月报〉》一文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感谢这本刊物把一个15岁的少年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拓展了我的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从此体会到文摘杂志的好处。”1949年11月《新华月报》创刊，胡愈之已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在公务繁忙之余，依然热心担任该刊的主编。参与其出版工作的范用说，《新华月报》开首几年，从内容到编排，还可以看到《月报》的轨迹。后来《新华月报》一分为二，分别出版文献版和文摘版。而今影响巨大的《新华文摘》，就是这样脱胎而来的。
一、因应学科专业细分的知识需要
对于一月之内，上海接连出现的两种大型的综合性文摘杂志，社会各界不觉其重复，反而给予了众多好评，对于这些评论，两家刊物都注意收罗，并汇刊在自家杂志上，以作自我宣传。《文摘》第3期汇录的《文摘》相关评论计10篇①，《月报》第2期汇录的《月报》相关评论计5篇②，均从上海等各大报纸上转载而来，如《立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社会日报》《申报》《上海日报（日文）》《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期刊中亦见有类似的刊评和介绍文字。《图书展望》第2卷第5期上的《介绍〈月报〉与〈文摘〉》一文，则将这两本杂志并置一处，论述了目前一般求学者在广博与专精难以兼顾的背景下，综合文摘刊物存在的时代需求与知识价值。作者写道：“二三年来，中国杂志的出版，不下千余种，人称比年为‘杂志年’。杂志的好处：范围广泛，内容新颖，价格低廉。但使为求专精的话，则除专门书籍外，只看杂志三五种乃至一两种即是。若使为求广泛的话，仅以本馆杂志室所陈列的而论，已有四百余种之多，再加以外国文的杂志，又不下百余种，若为博览，实为不可能的事。惟一概弃绝，又非合普通认识之道，所以这两种杂志，便是适应而补充此等需要的，代价无多，而对于新知旧闻，凡百学科，皆有简劲的撮要和介绍，使我们人手一编，便有纵览百册之感，对时间和精力，为莫大的节省。”
《图书展望》是浙江图书馆主办的一份读书类杂志。该文作者絜非，从其行文语气中判断，也应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其常年与书刊为伍的职业，应比一般读者，对于杂志近几年的勃兴，有更切实的感知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1937年年初，在中国出现了《月报》和《文摘》这样类似于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杂志，其共享的知识时代背景，则是那个年代知识的专业化及细分化，已然让一般读书人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到了如庄子所言的“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矣”的地步。至于杂志的一时风起云涌，乃是其表征而已。
严格说来，不论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还是黎明书局发行的《文摘》，都不能算是以趣味为主的读物，知识价值、信息价值、资料价值才是这两大刊物共同的核心编辑诉求。“创办这么一个刊物，把国内外的一切意见、主张、创作、感想、新闻、报道、图画、歌曲、地图、统计表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本册子里。为的是每个月发行一次，所以就简称《月报》。”“现在我们立意要使《月报》变成一个文化的苗圃，作品的展览会，定期刊物的样子间。这又好比是一个植物园，寒带、温带、热带所出产的无数的奇花异草都在这里面栽植着，但尽是些精选的品种，纯粹的标本，却不让一根杂草生长着，这样对于矫正文化界单调、紊乱、不平均发展这三个倾向，应该多少有点效果吧。”这是《月报》编者在创刊号中，特地标明的“发行的旨趣和我们努力的目标”。③《文摘》编者也宣称，不抛弃“书生”的态度，对学术的文章不能割爱。④
在这样一个堪称宏大的文化目标下，来摘编这样一本广采博收的综合杂志，显然是一个任务繁难的工作，“既须搜集完备，又须选择适当，更须摘写忠实，而尤须人手够用，所以，不是小规模的同人杂志社所能举办。”⑤文摘社所依托的资源，是以孙寒冰为首的复旦大学师生力量，创刊号便“集合了一百多人，来干选文、编写、分类、排次、校对的工作，附带地还设计封面、做广告、发通讯”⑥；而月报社则以开明书店为强力后盾，由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夏丏尊挂名月报社社长，胡愈之挂帅组成专家编辑团队，采用分栏目编辑的方式，既合作，又分工，共同完成。《月报》各栏目约定的专家分别是：政治栏编辑胡愈之，经济栏编辑孙怀仁，社会栏编辑邵宗汉，学术栏编辑胡仲持，文艺栏编辑叶圣陶。⑦
对于这样两本都用了心力的杂志，作者絜非给出的建议是，读者“不凡可以同时兼收”。因为，一方面两刊所选文字，重复者很少；另一方面两刊各有优长，恰可互为补充。在絜非看来，《文摘》“分类綦杂，容对读者兴趣，更多提撕”，然而《月报》内容编制的规整，则明显要佳于《文摘》。⑧确实，《月报》从一开始，就有周密的栏目编排及内容设计。分栏编辑中的胡愈之、胡仲持、叶圣陶，都是资深编辑出版人，尤其胡愈之，长于编辑出版规划，堪称设计高手。当初《世界知识》杂志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他都予以协助，多有谋划与主张，兼之他长期浸染于大型刊物《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使他对综合性刊物的性质与特点，有切身地体会与认知。由胡愈之来主导编辑《月报》，合作对象又是向来出版一点也不马虎的开明书店，所以才能做到“不出则罢，要出一种新杂志，一定要有文化的价值，而且和人家所出的，完全不同”。⑨《月报》的创新，且不说“选”得质量如何，就“编”的体例而言，确是前所未见的新式样，杂中有专，专中有杂，在内在逻辑结构的多元与统一上，深得综合性文摘之妙谛，可谓高手笔。 二、体例编排的延展与纵深
关于《月报》的编排体例，或可将之比作一本结构谨严的著作。书前有导论，书中有正文章节，书尾有后记。书前“导论”部分，对应于《月报》开篇栏“这一月”，点明该月发生的热点问题、焦点话题和重点议题，既有当月事件罗列，又有编者观点评论，在夹叙夹议之中，一来用以交待栏目内所选文章，皆有所本，诚为精挑细选的“杂志”，而非随手拈来的“杂凑”；二来可以凝练题眼，使各分栏的专题特辑，有其名目上的因由，和立意上的自觉，亦不无导读导向之功能。书中有“正文”五章，互为主题独立，对应于《月报》五个栏目，分别不同门类，先政治栏，次经济栏，次社会栏，次学术栏，文艺栏殿后。书中各章均分两节，对应于《月报》各栏中不同体裁形式的两块内容，一是《月报》所称谓的“情报”部分，相当于时事撮要，又相当于一月内各报刊资讯大盘点，通过集纳分梳材料，整合序化信息，以使读者无须遍读之劳，却坐收综览之益。二是选文的部分，相当于时文选萃，又因某些专题特辑的集中编排，而使各种观点、意见和主张，荟萃在一起，通过呈现不同立场的交锋，为读者观察事件，提供更多的视角，更丰富的观点，和更客观系统的知识。据编者云，选文的原则有三点：“（1）《月报》注重搜辑比较实际的材料，不登载空议论；（2）我们认为报章杂志文勉强节短以后，不免失去原作的真面目，等于断章取义，所以非十分必要，一律选载全文⑩；（3）选材特别注意时间性和现实性。”书尾的“后记”，对应于《月报》的“最后之页”，约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增加读者趣味的部分，如“珂思摩斯室读报札记”和“说说笑笑”；一是与读者交流的部分，如“读者信箱”、“读者意见表”等。书中有插图，对应于《月刊》中的各种漫画、雕刻、油画、写真等，其用意在于轻松化阅读，兴趣化阅读，同时避免因文字过多，而给读者带去单一感和滞重感。
通过构筑栏目块状对应的平行结构，使《月报》在知识面的延展性上有了规律可循，“面面俱到”而不“紊乱”。又通过纵深化的层级设计，使得《月报》在知识点的脉络性上有了清晰类属关系，“井井有条”而不“零散”。以《月报》第3期为例，各栏“情报”文字，总计多达十万余字，得益于多至五级的细目分类，才使方方面面的消息得到了恰当的文本归置。且以“政治栏·情报”举例，看其层级关系。“政治栏”属一级类目；“政治情报（二月）”属二级类目；“政治情报·（甲）中国之部”、“政治情报·（乙）外国之部”属三级类目；“中国之部·三中全会”、“中国之部·西安事变善后”等属于四级类目；“西安事变善后·二二事变”、“西安事变善后·中央军入陕”等属于五级类目。对于这样的层级分类，月报社很是自得，在1937年3月19日《申报》上刊登的“《月报》第三期出版”广告中，也自称为“特创分类方法”。这样堪称完备的编排体例，后来被《文摘》有所选择地借鉴，如增加“特辑”，强调问题分类，以及添加插图等等。
三、内容重构与价值表达
文摘作为一种寄生刊物，虽然从总的来说，其质量好坏，必然地受制于当时所选杂志母体的整体水平状况，但一份选编上乘的文摘杂志，它通过知识信息空间的二次重构与转换，会使原文本文献中的知识产生增值价值。《月报》于此即有所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结构化处理和序化各报刊消息，使零碎的知识信息，变得系统完整，各栏“情报”是也。第二，通过集束不同观点文章，使一家之言在多元表达的参照下，触发出新的理解视角与解释元素，各栏“特辑”是也。第三，即便如《月报》这样的综合性文摘，也不可能真的做到如它广告所言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必然要有所择弃，正是在有关主题内容的选择中，蕴含着编辑者的立场和追求，弥补了文摘杂志在表达自己声音方面的短板。举例如“言论自由”主题，各期“政治情报”中都设立了“言论出版与民众运动”类目，第3期《月报》还做了一个特辑“南北报纸论言论自由”，共收录了《朝报》《中华日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立报》上的五篇文章。相信“言论自由”的主题，当是编者的有心之设与专门拣择出来的突出强调。第四，《月报》不仅做“情报”的“消息汇”，也不仅做“特辑”的“观点汇”，还做于学术研究极有价值的“资料汇”。这一点，尤其成为《月报》各期经济栏的重点。第3期经济栏还专门做了一个“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特辑（特稿）”，包括金融方面的统计资料5种，贸易方面的统计资料6种，物价方面的统计资料4种，生产及工商方面的统计资料3种，共18种。编者在本期《这一月》中这样写道：“中国经济特辑所搜集的材料，却是编者费去了很大努力得来，而且各项统计，都是经过重编及补充的。虽然有些读者看见了数字会头痛，但是我们认为拿整理过的统计材料，经常供给一般参考，这是《月报》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任务我们是不能放弃的。”
《月报》没有像《文摘》那样，在自家的杂志上公布其销售火热的情况，但《月报》之受读者欢迎，则是肯定的。《月报》共出版了7期，其最终停刊，乃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不得已。1937年11月11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槐青”写的文章《抗战以来的文化街头》，作者不无唏嘘地写道：“开明与世界两书局，整个的印刷工场，都陷于敌人的战区里，损失都很重大。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和《新少年》等杂志，至今不能复刊，即与《文摘》分庭抗礼而最受读者欢迎的《月报》，也只得暂时停刊了。”同样惋惜的还有《月报》文艺栏编辑叶圣陶。1938年1月25日，叶圣陶在汉口，致顾均正信：“此间书摊头看看，薄薄的杂志很多，皆匆促写成，语多一律，毫无看头。一般读者颇牵记《月报》，无奈《月报》无法应读者之热望矣。以‘文摘’名者有三种之多，选来选去，无非这几篇东西，自编自译稿简直一篇都没有。”1939年1月30日，叶圣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致王伯祥信：“学生来者转可多谈，且无回拜之烦，意颇乐之。其中阅《中学生》杂志者不少……。而怀念《新少年》及《月报》者，亦颇有其人。附笔奉告，亦使诸翁知外间对于开明有甚深之友情也。”出版家范用在《忘不了愈之先生，忘不了〈月报〉》一文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感谢这本刊物把一个15岁的少年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拓展了我的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从此体会到文摘杂志的好处。”1949年11月《新华月报》创刊，胡愈之已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在公务繁忙之余，依然热心担任该刊的主编。参与其出版工作的范用说，《新华月报》开首几年，从内容到编排，还可以看到《月报》的轨迹。后来《新华月报》一分为二，分别出版文献版和文摘版。而今影响巨大的《新华文摘》，就是这样脱胎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