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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
2007 年开春，毕飞宇的一位盲人朋友问他，“毕老师，你为什么不写我们盲人？”之后的一天，毕飞宇将他的盲人朋友全部召集起来，一起吃了一顿饭。
这个吃饭的场景，他写到了小说《推拿》的最后一章《夜宴》，“这是一张由三张方桌拼凑起来的大桌子，呈长方形，长长的，桌面上很快就放满了啤酒、饮料、酒杯、碗筷。壮观了。是路边店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夜宴的头上是天，脚下是地，左侧是开阔而又空旷的马路。它的名字叫将军大道。这哪里是一群盲人普通的消夜，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夜宴。”
整部小说很像这场盛宴的场景。日常、细碎的生活里，围坐着一桌在这个急速奔驰的时代里讨生活的人。这群人要吃、要爱、要梦、要婚礼，真的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动作，一个南京“盲人推拿中心”就变成了一个复杂、嘈杂、深邃的世界。那里没有光、没有白天黑夜，甚至没有时间，它如此隐秘，甚至从前几乎没有作家涉入。
但毕飞宇来了，他没有用正常人的眼睛去看、去说，而是牵引着你，跟着盲人的动作、话语、内心，进入一个黑暗星球，一个与普通人的生活平行共处的世界。一群人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自顾自地生活，“强韧”地活着。
盲人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
《推拿》的开头，是盲人王大夫出场。“外地人很快就在深圳火车站的附近发现了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象，满大街到处都是汹涌的盲人。这座崭新的城市不只是改革和开放的窗口，还是盲人的客厅兼天堂。”时代洪流卷着每个人，盲人群体也无法回避。
王大夫赚钱了，王大夫恋爱了，王大夫的股票被套牢了，王大夫带着女友回到了南京。在老朋友的推拿院里，活泼的小孔、单恋的小马、执着的金嫣、美貌的都红，纷纷登场。
毕飞宇克制又密集地搭建了一个坐标系，以每个坐标点，织起了一张盲人网络，有先天的盲人、后天的盲人、弱视、也有在推拿中心工作的正常人。每一位盲人都有自己的曲折，自己的隐秘、无奈、宿命，甚至不同的视力，也产生了不同的阶层。这是一张和普通人生活几乎没有差别的生存网络，一个为了更好活下去、坚韧的网络。
《推拿》比毕飞宇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日常、细碎。爱、性、权力、恐惧、幻想以及黑暗的感受统统挤进了这所推拿院中，其中夹杂着神秘的内心狂想、悲怆的命运和无处不在的疼痛。
“就像闭着眼睛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把我所知道的盲人的生活，由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关系能够给我带来的联想和想象，所认识到的真实好好写下来。”在毕飞宇心里，他所接触的盲人朋友拥有活生生的力量，他要用的小说虚构，还世人一个真相。
“某种程度上，阅读《推拿》的过程就是经历黑暗的过程，但《推拿》没有使人感觉到盲人是‘另类’。” 文学博士张莉认为，“《推拿》终究书写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的困境
毕飞宇不是猎奇者。大学毕业后，毕飞宇分配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后来常去推拿中心按摩，渐渐有了很熟的一群盲人朋友，但他从没想过要动笔。“我不想冒犯盲人朋友。”
那顿饭后，毕飞宇开始动笔写《推拿》，“吃完了饭，我突然发现，我在潜意识里已经为这个小说准备了很久了”，他终究成了盲人世界的书写者。
生于1967年冬天的毕飞宇，生性沉静、内敛。2011年年底，他出现在广州一间书店，朗诵小说《玉米》，一再将自己称为是小说家，写小说的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毕飞宇也住在一个大众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来自内心的小说世界，他在其中，和世界保持距离，“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
在毕飞宇笔中，他企图描绘的不仅是盲人困境，更是人类的困境。“不管是盲人还是我们，有些东西人类永远都无法抵达，对盲人来说，眼睛他无法抵达，对我们来讲，盲人的世界我们也无法抵达。”
《推拿》出版之后，一些读者感受到了毕飞宇的变化。看似讲述边缘人群，却是毕飞宇作品中最“敞亮”的一部，充满了对生命的追寻和温暖。在此之前，毕飞宇的很多人物都是扭曲、压抑的，悲观的。时间的河流中，毕飞宇也被时代拖出了书斋，他靠近现实，讲述这个“快”的惊人的世界，悲悯之上，还要寻找人的尊严。
2011年8月，毕飞宇依靠《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写道：“毕飞宇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寻常的日子机锋深藏，狭小的人生波澜壮阔。”
我渴望和现实靠得更紧密
中国财富：在广州进行的阅读活动中，你选择阅读了一段小说《玉米》中的文字，读了一段饭桌上的场景。《推拿》的结尾，也是以一场夜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饭桌、喜欢吃饭？
毕飞宇：第一，吃饭是最日常，最普通的事情。第二，是权力。这是饭桌上权力的行使方法。
《玉米》是我一部描写“文革”的书。我想透过文革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这些宏大斗争，考察“文革”是如何走进家庭，走进家庭最细微的部分，走进睡觉，走进吃饭，走进接吻。《玉米》讲述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农家女孩，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熏陶下，学会了如何剥夺别人，在确立自己之后去剥夺别人。我觉得这是“文革”最大的悲剧，拿别人不当人，自己也做不了人，这样的状况走进了每个家庭每一分钟的行为中。
中国财富：在《推拿》中，你描写了城市生活的急速变化和浮躁情绪，盲人也同样身处在这股洪流中。您过去常写农村，这次却将盲人放入了城市的背景下。
毕飞宇：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主要和时间有关。我写乡村，会把时间往前推，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如果写九十年代，我更愿意用城市表现中国的当代性。
今天，让中国作家感到困难的就是当代性。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作家生活在今天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面对的、可以写的东西那么多，但它们都是动态的，在疯狂的快当中。
中国财富：你如何捕捉这种“疯狂的快”?
毕飞宇：三四年前，我是一个瞧不起田野调查的人，认为田野调查是小说家的灾难，因为小说家要去想象去再现现实，这样的小说才好看。
最近两三年，我特别看重田野调查，甚至不打算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房，依靠想象去完成写作。我甚至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小说家过分依赖自己的想象有点可耻，你为什么不面对世界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行为和日新月异的世界靠得紧密一点。
我现在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去获取直接经验，当然，最后的文本风貌是怎样的，哪怕有人说我的作品看上去像科幻，我都不在意。我渴望和现实靠近，这是现在的愿望。
中国财富：为什么决定写中国的当代性？
毕飞宇：这个国家是特殊的，这个民族是特殊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只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却不愿意认可普遍性，这种特殊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权力分配就会出现畸形，财富分配、社会形态都会畸形。这种畸形产生、发育到一定火候，很难说“文革”只是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波谷，很难说。
这个时候，我要推敲我的小说，让读者来看，让读者知道你、你的父辈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你愿意荒谬的生活吗？不愿意，所以，不能永远相信特殊性，用特殊性来做借口。
中国财富：《推拿》有很多小故事，都可以扩大为传奇故事，如小马、金嫣的故事，但你只是将他们纳入了一个盲人群体中，你更像一个导览者，带人们进入盲人的世界，感受一种日常的疼痛。
毕飞宇：写作的人都有野心，如果要面对疼痛，一定是面对个体生命的疼痛，但内心的野心促使他不能让疼痛仅仅属于一个人，如果这个疼痛仅仅属于个体生命，他会怀疑自己，怀疑这种疼痛的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一个写作的人有没有必要去呈现它、分析它、感受它、写作它？我也关心疼痛的普遍意义以及普遍性背后的机制，为什么它如此普及，让人无法逃脱。
从前苏联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学思路都是这样，让中国文学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感受真正的个体力量。上世纪90年代，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尽可能不去考虑普遍性，尽可能不从宏观入手，尽可能把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形象塑造好。
念头是这样的念头，行为是这样的行为，努力也是这样努力。所以我写的一系列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每个人都疼。
中国财富：你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写小说的人，创作小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写作，因为快乐，只有真正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比如说，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会爆发出古怪的能量，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作的过程永远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碰到意想不到的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体验，在虚拟的世界完成。写作六七个小时，你会有一刻，突然开窍了，发现你的能量能吓死自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当然这都是谎言，这只是个人的感受。可是谁不喜欢无中生有、激荡人心、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体会。一个小说家，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一定是精神上有自闭症，内心有神秘的体会。
《玉米》
《玉米》描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她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透视了家常场景下一颗颗神不守舍、暗藏杀机的女性灵魂，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推拿》
这是毕飞宇创作中一部极为特殊的小说，讲述了南京一个推拿按摩院里，一群盲人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毕飞宇引领你，穿越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达人性最共通却又最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推拿》出版后连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人民文学》奖、新浪“年度作家”、《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台湾省《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
2007 年开春，毕飞宇的一位盲人朋友问他，“毕老师，你为什么不写我们盲人？”之后的一天，毕飞宇将他的盲人朋友全部召集起来，一起吃了一顿饭。
这个吃饭的场景，他写到了小说《推拿》的最后一章《夜宴》，“这是一张由三张方桌拼凑起来的大桌子，呈长方形，长长的，桌面上很快就放满了啤酒、饮料、酒杯、碗筷。壮观了。是路边店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夜宴的头上是天，脚下是地，左侧是开阔而又空旷的马路。它的名字叫将军大道。这哪里是一群盲人普通的消夜，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夜宴。”
整部小说很像这场盛宴的场景。日常、细碎的生活里，围坐着一桌在这个急速奔驰的时代里讨生活的人。这群人要吃、要爱、要梦、要婚礼，真的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动作，一个南京“盲人推拿中心”就变成了一个复杂、嘈杂、深邃的世界。那里没有光、没有白天黑夜，甚至没有时间，它如此隐秘，甚至从前几乎没有作家涉入。
但毕飞宇来了，他没有用正常人的眼睛去看、去说，而是牵引着你，跟着盲人的动作、话语、内心，进入一个黑暗星球，一个与普通人的生活平行共处的世界。一群人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自顾自地生活，“强韧”地活着。
盲人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
《推拿》的开头，是盲人王大夫出场。“外地人很快就在深圳火车站的附近发现了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象，满大街到处都是汹涌的盲人。这座崭新的城市不只是改革和开放的窗口，还是盲人的客厅兼天堂。”时代洪流卷着每个人，盲人群体也无法回避。
王大夫赚钱了，王大夫恋爱了，王大夫的股票被套牢了，王大夫带着女友回到了南京。在老朋友的推拿院里，活泼的小孔、单恋的小马、执着的金嫣、美貌的都红，纷纷登场。
毕飞宇克制又密集地搭建了一个坐标系，以每个坐标点，织起了一张盲人网络，有先天的盲人、后天的盲人、弱视、也有在推拿中心工作的正常人。每一位盲人都有自己的曲折，自己的隐秘、无奈、宿命，甚至不同的视力，也产生了不同的阶层。这是一张和普通人生活几乎没有差别的生存网络，一个为了更好活下去、坚韧的网络。
《推拿》比毕飞宇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日常、细碎。爱、性、权力、恐惧、幻想以及黑暗的感受统统挤进了这所推拿院中，其中夹杂着神秘的内心狂想、悲怆的命运和无处不在的疼痛。
“就像闭着眼睛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把我所知道的盲人的生活，由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关系能够给我带来的联想和想象，所认识到的真实好好写下来。”在毕飞宇心里，他所接触的盲人朋友拥有活生生的力量，他要用的小说虚构，还世人一个真相。
“某种程度上，阅读《推拿》的过程就是经历黑暗的过程，但《推拿》没有使人感觉到盲人是‘另类’。” 文学博士张莉认为，“《推拿》终究书写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的困境
毕飞宇不是猎奇者。大学毕业后，毕飞宇分配到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后来常去推拿中心按摩，渐渐有了很熟的一群盲人朋友，但他从没想过要动笔。“我不想冒犯盲人朋友。”
那顿饭后，毕飞宇开始动笔写《推拿》，“吃完了饭，我突然发现，我在潜意识里已经为这个小说准备了很久了”，他终究成了盲人世界的书写者。
生于1967年冬天的毕飞宇，生性沉静、内敛。2011年年底，他出现在广州一间书店，朗诵小说《玉米》，一再将自己称为是小说家，写小说的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毕飞宇也住在一个大众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来自内心的小说世界，他在其中，和世界保持距离，“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
在毕飞宇笔中，他企图描绘的不仅是盲人困境，更是人类的困境。“不管是盲人还是我们，有些东西人类永远都无法抵达，对盲人来说，眼睛他无法抵达，对我们来讲，盲人的世界我们也无法抵达。”
《推拿》出版之后，一些读者感受到了毕飞宇的变化。看似讲述边缘人群，却是毕飞宇作品中最“敞亮”的一部，充满了对生命的追寻和温暖。在此之前，毕飞宇的很多人物都是扭曲、压抑的，悲观的。时间的河流中，毕飞宇也被时代拖出了书斋，他靠近现实，讲述这个“快”的惊人的世界，悲悯之上，还要寻找人的尊严。
2011年8月，毕飞宇依靠《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写道：“毕飞宇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寻常的日子机锋深藏，狭小的人生波澜壮阔。”
我渴望和现实靠得更紧密
中国财富：在广州进行的阅读活动中，你选择阅读了一段小说《玉米》中的文字，读了一段饭桌上的场景。《推拿》的结尾，也是以一场夜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饭桌、喜欢吃饭？
毕飞宇：第一，吃饭是最日常，最普通的事情。第二，是权力。这是饭桌上权力的行使方法。
《玉米》是我一部描写“文革”的书。我想透过文革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这些宏大斗争，考察“文革”是如何走进家庭，走进家庭最细微的部分，走进睡觉，走进吃饭，走进接吻。《玉米》讲述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农家女孩，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熏陶下，学会了如何剥夺别人，在确立自己之后去剥夺别人。我觉得这是“文革”最大的悲剧，拿别人不当人，自己也做不了人，这样的状况走进了每个家庭每一分钟的行为中。
中国财富：在《推拿》中，你描写了城市生活的急速变化和浮躁情绪，盲人也同样身处在这股洪流中。您过去常写农村，这次却将盲人放入了城市的背景下。
毕飞宇：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主要和时间有关。我写乡村，会把时间往前推，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如果写九十年代，我更愿意用城市表现中国的当代性。
今天，让中国作家感到困难的就是当代性。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作家生活在今天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面对的、可以写的东西那么多，但它们都是动态的，在疯狂的快当中。
中国财富：你如何捕捉这种“疯狂的快”?
毕飞宇：三四年前，我是一个瞧不起田野调查的人，认为田野调查是小说家的灾难，因为小说家要去想象去再现现实，这样的小说才好看。
最近两三年，我特别看重田野调查，甚至不打算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房，依靠想象去完成写作。我甚至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小说家过分依赖自己的想象有点可耻，你为什么不面对世界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行为和日新月异的世界靠得紧密一点。
我现在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去获取直接经验，当然，最后的文本风貌是怎样的，哪怕有人说我的作品看上去像科幻，我都不在意。我渴望和现实靠近，这是现在的愿望。
中国财富：为什么决定写中国的当代性？
毕飞宇：这个国家是特殊的，这个民族是特殊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只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却不愿意认可普遍性，这种特殊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权力分配就会出现畸形，财富分配、社会形态都会畸形。这种畸形产生、发育到一定火候，很难说“文革”只是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波谷，很难说。
这个时候，我要推敲我的小说，让读者来看，让读者知道你、你的父辈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你愿意荒谬的生活吗？不愿意，所以，不能永远相信特殊性，用特殊性来做借口。
中国财富：《推拿》有很多小故事，都可以扩大为传奇故事，如小马、金嫣的故事，但你只是将他们纳入了一个盲人群体中，你更像一个导览者，带人们进入盲人的世界，感受一种日常的疼痛。
毕飞宇：写作的人都有野心，如果要面对疼痛，一定是面对个体生命的疼痛，但内心的野心促使他不能让疼痛仅仅属于一个人，如果这个疼痛仅仅属于个体生命，他会怀疑自己，怀疑这种疼痛的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一个写作的人有没有必要去呈现它、分析它、感受它、写作它？我也关心疼痛的普遍意义以及普遍性背后的机制，为什么它如此普及，让人无法逃脱。
从前苏联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学思路都是这样，让中国文学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感受真正的个体力量。上世纪90年代，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尽可能不去考虑普遍性，尽可能不从宏观入手，尽可能把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形象塑造好。
念头是这样的念头，行为是这样的行为，努力也是这样努力。所以我写的一系列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每个人都疼。
中国财富：你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写小说的人，创作小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写作，因为快乐，只有真正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比如说，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会爆发出古怪的能量，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作的过程永远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碰到意想不到的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体验，在虚拟的世界完成。写作六七个小时，你会有一刻，突然开窍了，发现你的能量能吓死自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当然这都是谎言，这只是个人的感受。可是谁不喜欢无中生有、激荡人心、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体会。一个小说家，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一定是精神上有自闭症，内心有神秘的体会。
《玉米》
《玉米》描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她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透视了家常场景下一颗颗神不守舍、暗藏杀机的女性灵魂，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推拿》
这是毕飞宇创作中一部极为特殊的小说，讲述了南京一个推拿按摩院里，一群盲人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毕飞宇引领你，穿越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达人性最共通却又最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推拿》出版后连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人民文学》奖、新浪“年度作家”、《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台湾省《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