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怪异，记事儿起，我就喜欢和大几岁的孩子玩。等到了十几岁，我就喜欢扎在成年人堆里。到了二十岁，我又喜欢上和老年人交流，更多是听他们讲以前的事。我生命里密切接触过三个女性长辈，我太姥姥、姥姥、奶奶。姥姥岁数最小，她是大脚;奶奶比她大十来岁，是开明地主的孩子，也是第一批敢于不裹脚的民国女子;只有太姥姥是小脚，她身体硬朗，走起路一拧一拧的。在她的手臂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刺青，是用绣花针穿上线沾墨汁缝的。我永远无法知道她为什么缝出那些凌乱的黑点，但我猜一定是有意义的，那一定是她记日记的方式。她不会写字。
　　 作家毕飞宇说：虚构是小说家的的权利，也是小说家的骄傲。我深以为然。这篇小说的原型是太姥姥，但故事里的人不是她。我要给那一代人，那一代女人写一点东西，要的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文学真实。就如王安忆所说：现实真实永远是干瘪的，令人失望的。那些令人唏嘘的清末民初的女性，她们也会期待我为她们赋予些形而上的东西吧？
　　 我亲眼见过被裹成残疾的脚，这个画面一直刺激着我，于是我开始写了。
　　 写接近一百年前的事情，无论如何不是标注一个年代就解决了的事，基本的功课必须做充分。比如小说里提到的钱，我为此阅读了民国时期的东北货币简史。读了这些史料，让我下笔的时候能对那个时期有一个温度的把握;为了写胡子抢劫一段，我特意找到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对那个时期的土匪黑话很在行，这些黑话一直流传下来，现在还有人使用。我忽然发现当年我和那些老人的聊天开始起作用了，这些不刻意的准备或许就是冥冥中的安排，让那些百年前的人物在我眼前可以自由走動、说话、奔赴自己的结局。
　　 感谢《短篇小说》发我这篇稿子，在这个纸媒圈子时代，还有这样的质量说话的刊物很不容易。曾经有一个简历很漂亮的作家和我聊天，他说他上过很多大刊物，唯独《短篇小说》上不去，问我有没有办法。其实办法是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写。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