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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范畴
知识分子在欧美并不是受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代名词，ILLECTUAL（知识分子）应该是关注社会、人类命运，具备“人文精神”的一族。仅仅具备专业知识的，可以称专业头衔，却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例如律师、医生、作家、工程师等。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什么基本的普遍的特质？也许有很多选项。但“理性精神”或曰“科学精神”是最基本的，是文化人格的核心。
从事文史哲的某些人一听“科学精神”，也许就会排斥，其实不然，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奠定了人类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辨证；虽然另一块基石一般认为是笛卡儿完善的，这就是“批判和置疑”。“辨证”和“批判”构成了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必备养分。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法国哲学家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地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其主要功能就是思索和解答这些问题，把大众带进较广大的秩序中。知识分子是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中，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情景会较易掌握；但在危机和转变中的社会，却是不易掌握外在世界的情景，大众会不安、焦虑，怀疑生命的意义与秩序。知识分子提供他们的见解和解释，以安顿人心，使大众产生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秩序。
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第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第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第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第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第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基于上面的表述，宽泛或通俗些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
我们今天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不论是按照法国哲学家班达还是依萨义德的标准，儒生、士子或士多少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在学的学子、入世的士大夫和退隐的官绅，其中包括获得初级功名的学子。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即所谓的士绅阶层，成为传统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的传播者和维护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统一在一起，共同以实现王道为其目标。
具有坚定的王道信仰和强烈的入世情怀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两大基本特征。从这两大基本特征出发，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具有三个基本观念：忧患意识、拯救意识和圣贤意识。 忧患意识最初是指对天命无常的忧惧，随着人们对天命理解中人文精神的增加，忧患意识逐渐变成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儒者将实现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忧国忧民成为儒者的神圣职责。此外忧患意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还指个人道德修养上注重强调不畏艰难困苦、不受外界富贵穷达等生存境遇的诱惑，要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心态。
拯救意识乃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以拯百姓于水火、解民众之倒悬为己任，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道德实践中以民为本努力实现王道，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下的拯救意识不同。基督教文明中所讲的拯救意识乃是指众生不能靠自力得救必须要靠信仰基督和上帝才能得以拯救，上帝派遣其子基督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众生。
而圣贤意识则是指儒者在坚持以德治教化治理社会的同时，也要求自身加强道德修养以圣贤自任。圣贤就是道德完备的理想人格，不仅王道社会的统治者是圣王的统一辅佐，圣王实现王道的儒者士大夫也同样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上成为君子，希圣希贤。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王道信仰和入世情怀，具有忧患意识、拯救意识和圣贤意识。他们虽然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为荣、服务于皇权，但儒家所具有的坚定的王道信仰和价值理念，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统治和皇权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相对独立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政统和道统之间的矛盾冲突。
皇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和儒家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王道理想与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突的，因此在儒家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社会的批判者，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阶层，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统治阶层。儒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这是由儒家所信奉的理想信念所决定的。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独特的一个群体，它是社会政治的管理者，是文化、知识、价值理念的传承者和守护者。虽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道统不能压倒皇权，但我们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说皇权压倒了道统，道统臣服于皇权完全为专制政权服务。在儒家知识分子中道统和正统在理论上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在现实中发生冲突，儒者应该是以坚持道统为主的。
以儒家为主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地位。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农民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但国家被专制的皇权所垄断、农民阶级只是被统治的阶级。而知识分子则不同，它既是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精神、文化知识、道德理想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社会建设，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国家民族危之的悲惨时刻，他们依旧不屈不挠顽强地持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理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孔夫子的“任重道远”、孟子的“大丈夫”气概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百姓请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流芳百世的名言不仅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本质精神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与皇权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在许多残酷的年代和乱世，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但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坚韧不屈的知识分子的不断抗争，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得以维护和传承。
“耕”古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
知识分子首先也是需要生存下去的，只有生存下去，才谈得上精神层面的坚持、文化知识的传播。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体制，生存都是第一位的。在农业社会，耕读文化的耕无疑就是生存的基础，先有耕才有读。耕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存在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而逐渐减弱的。但起码在农业社会，耕是经济基础的代名词，因此，本文所说的耕也不仅仅局限在土地的耕作，而是广义的经济收入和经济来源方式。
耕（也就是经济收入）是列在读之前的，可见耕的重要性。历史上的耕是非常传统的、典型的农耕，也就是说大部或全部的经济收入都来源于田地。当然，来自于田地的经济收入也是有许多形式。例如地租、出售农作物或养殖的收入、田地的买卖、转让等等，这也是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由农业社会进入半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耕的内涵与形式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首先是地域上的变化，其实质就是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耕在这时逐渐变成了其他的经济收入形式，田地不再是唯一决定收入的经济来源了。
由于古代经济分工不像现在这样细化，因此，古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基本上由入仕的官员、在学的生员、执教的塾师等几大部分构成。作为官员和官学中就读的知识分子其收入我们不去考究，在私学、乡学、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的学子和教授其经济收入主要是由学田或学院田提供的。这也是耕的另一种形式。其具体表象为支付给学子和教师的膏火、养士费、束脩等几种方式。
学田是指体制内的州县官办学校以及私学所用的田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学田初见于南唐，宋代开始推广。其来源或由皇帝诏赐，或由官府从官田中拨给，或由地方拨款购置，或由私人捐献。宋、元两代学田数额不详。明代学田，按某些州县数额估算，总数当在10万亩以上。清代按《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雍正二年（1724）关内十八省共有学田388679亩，至乾隆十八年（1753），增至 1158600亩，增1.98倍。增加最多是湖南省，次为直隶省（今河北省）。各地学田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
学田地租较早实行实物定额租和货币租。宋元时，绝大部分学田已采取实物定额租制，仅小部分实行分成租制。至明清，几乎所有学田都实行定额租制。宋代，学田中除稻田外，山地、园地、桑园等已收取货币租，至明清，稻田也多收货币租。从《古今图书集成》所辑录224府州县学田事例看，收取货币租的占54%，货币实物兼行的占13.4%，收取实物租的占32.6%。以定额租而言，如山东黄县学田租，明代每亩三升四合至二斗之间；清代每亩六升至二斗五升之间。湖南湘潭县学田租，明代每亩七斗至八斗之间；清代每亩八斗五升至一石一斗之间。以货币租而言，如福建，明代万历至明末每亩由0.11两至0.63两白银，平均每亩0.28两白银。清代从四川汉州嘉庆年间的事例看，低者每亩收钱 612文，高者2733.6文，折中计算为1673文。学田地租剥削率较民田约轻1/3。 府州县学田由学官，即教授、教谕、教导掌管。书院学田由监院、司事、董事经管。租种学田的人多与地方官府或士绅有联系，或由地方吏胥及士绅把持转租。个别地方将学田直接分配给贫士，许其终身耕种。尽管如此，学田佃种者实际上还是农民小生产者，但较多地摆脱了私人地主式的人身压迫，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
封建政府规定，学田不能出卖；地方志中所列“原额”学田，享有免除国家赋税的特权，但书院田须完纳田赋。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官办和高等级民间教育机构外，古时教育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家学或称之为私塾，在其中执教的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单论其数量也是最多的，他们的收入几乎也都源于田地出产的实物或出产折合成的货币。
独立的经济收入是知识分子在人格和创作以及精神层面坚持上最为重要的保证，试想，如果经济收入要仰人鼻息，锱铢必较，还哪里谈得上所谓风骨和独立。
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呈现和意义
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结合上最松散或散漫的一种群体，它的成员也最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而且在纷争起来最不容易妥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理念、真理，而不是利益、物品。但是，“知识分子”又可能是一种精神联系最紧密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也互相竞争或排斥，它却也可以使一个人在最遥远的国度或者最预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同道并矢至不渝。知识分子不是大众，也不是严密的组织，但他们还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各样的“小众”，当然，也可以非常独立地几乎就是他自己。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先决条件是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结构划分为代表型领域和批判型领域，前者主要指公共权力领域，后者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实际上它分属于国家与社会这样两个不同方面，表征着现代社会中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的确立。换言之，批判型公共领域的确立及其与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分离，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其完成相关联。
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释义
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 “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和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
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 “独立”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孤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在一种思想和精神上要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在独立思考之后，知识分子们的观点仍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也许他们掌握的还都是片断的真理，包括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或历史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却是所有这些观点的共性。“独立”也就构成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或者说“底色”。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首先应当独立于权力；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社会条件又不能说是等待而来的，恩赐而来的，于是这种“独立性”还包括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要求，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要为此有实际的努力斗争和争取。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 “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来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另外，争取独立还包括争取观念产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甚至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有一些名望和影响的权力也不刻意拒绝。另一个方面是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不以追求财富或权钱名为自己的目的，对物质的生活适可而止，甚至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真理承担艰难的物质生活与其他压制和迫害。就像《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的。
的确，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根源和动力也还在精神，这种精神淡化我们的物欲，将一种更高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要独立，首先他自己在精神人格上要站起来而不趴下，就像他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他自己首先要自尊、自信、自强而不自贬、自污、自辱一样。当然，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他应当努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又准备即便受限受压也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并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也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会有权力、金钱、大众中的两者结盟、甚至三者结盟的情况，这时的 “士”（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仅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且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们现在知道最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来自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
尽管古代知识分子有着学而优则仕和优则仕而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独立性，即使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个性也十分鲜明，有一句近乎座右铭或者古代知识分子圭臬的话始终贯穿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上，既“从道不从君”，当君与道一致时，士大夫与君王是在一个集合内，当君王违反了道甚或站在道的对立面时，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君王的这种举措进行矫正，通常我们所熟知的历朝历代的忠臣、谏臣等等均在这个范畴内。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比较解放，士人们坚持正义，坚持大道理，可以当面批评君主。最典型的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直接批评君主，君主哑口无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那时候，士人的独立人格相对完整，各个国家的君主都在吸引有才能的人。燕昭王在边境上筑高台，摆黄金，吸引才能之士。士人们前来，燕昭王走在前面，用扫帚扫地，让士人走在后面。可见，当时士人很“牛”。士人才华的地位，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这一条“从道不从君”，甚至偶尔的君权相权之争也在这个范畴内，这也算是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一个体现。
除了个体的知识分子呈现出这种薪火相传的独立性之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集体显示也缕缕不绝，这种集体独立性的呈现最早当属东汉末期的太学生。东汉时、太学生有近三万余人，他们针砭时弊、坚持批判的态度对待体制内的皇权和官宦之权。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这样集体独立性的显示我们甚至在清末的邸报和清议中还能见到这样的延续，清末将这些针砭时弊、品评朝政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清流”，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归属于这个范畴。
还是回到东汉太学生这个议题把。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比较早的史例。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情形，体现出黑暗政治势力因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被迫有所收敛。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后汉书·皇甫规传》）。东汉太学生独立性的集体显现可以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也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百姓请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写照。 “耕”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保障
充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仅只有其自身在观念上迥然不同于现存的政治权势和意识形态，而且必须在经济上摆脱对现存的政治权势的仰赖，获得独立自足的经济基础，才能坚持理想主义，维持独立人格和发挥社会批判精神。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自我界定，确乎要求自己承担起社会良心的角色，维护人格之尊严，并展开“议论”和规谏，从道义上制约政治权势。但实现或践行这个自我定义，前提就是要有起码的经济基础。在农耕社会里，“耕”这种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就是普遍的选择了，而这种方式也代代相袭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可见相同的形式下仍有不一样的内涵。我们来看古代知识分子对耕读的自我认识。明代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耕读文化的典范，他 “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曰“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
除去上文所论及的学子、教师等，过耕读生活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有以下三类，耕读在他们这里呈现出另一种意义。
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40岁左右就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40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他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
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 、 “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岁中举，40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
一类是退休或淡出官场的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这三类人与前文所述的学子、教师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既都是仰赖耕，这个方式保有经济上的独立，进而保障思想学术上的独立性。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士人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耕与读正是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重要保障。
耕读作为一种广义的生活方式最早起源于何时，很难确证。“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安身立命，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则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以及派生出的独立性，只能是依附或附庸。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独立稳定的收入是保持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坚持自身观点的前提和基础，而一个具备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进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何种社会形态，如果缺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危险的、停滞的社会。古今中外历史变革发展莫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耕读既是古代知识分子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他们在思想、文化、观点上具有独立性的基本保障。
知识分子在欧美并不是受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代名词，ILLECTUAL（知识分子）应该是关注社会、人类命运，具备“人文精神”的一族。仅仅具备专业知识的，可以称专业头衔，却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例如律师、医生、作家、工程师等。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什么基本的普遍的特质？也许有很多选项。但“理性精神”或曰“科学精神”是最基本的，是文化人格的核心。
从事文史哲的某些人一听“科学精神”，也许就会排斥，其实不然，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奠定了人类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辨证；虽然另一块基石一般认为是笛卡儿完善的，这就是“批判和置疑”。“辨证”和“批判”构成了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必备养分。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法国哲学家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地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
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其主要功能就是思索和解答这些问题，把大众带进较广大的秩序中。知识分子是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中，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情景会较易掌握；但在危机和转变中的社会，却是不易掌握外在世界的情景，大众会不安、焦虑，怀疑生命的意义与秩序。知识分子提供他们的见解和解释，以安顿人心，使大众产生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秩序。
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第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第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第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第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第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基于上面的表述，宽泛或通俗些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
我们今天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不论是按照法国哲学家班达还是依萨义德的标准，儒生、士子或士多少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在学的学子、入世的士大夫和退隐的官绅，其中包括获得初级功名的学子。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即所谓的士绅阶层，成为传统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的传播者和维护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统一在一起，共同以实现王道为其目标。
具有坚定的王道信仰和强烈的入世情怀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两大基本特征。从这两大基本特征出发，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具有三个基本观念：忧患意识、拯救意识和圣贤意识。 忧患意识最初是指对天命无常的忧惧，随着人们对天命理解中人文精神的增加，忧患意识逐渐变成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儒者将实现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忧国忧民成为儒者的神圣职责。此外忧患意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还指个人道德修养上注重强调不畏艰难困苦、不受外界富贵穷达等生存境遇的诱惑，要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心态。
拯救意识乃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以拯百姓于水火、解民众之倒悬为己任，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道德实践中以民为本努力实现王道，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下的拯救意识不同。基督教文明中所讲的拯救意识乃是指众生不能靠自力得救必须要靠信仰基督和上帝才能得以拯救，上帝派遣其子基督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众生。
而圣贤意识则是指儒者在坚持以德治教化治理社会的同时，也要求自身加强道德修养以圣贤自任。圣贤就是道德完备的理想人格，不仅王道社会的统治者是圣王的统一辅佐，圣王实现王道的儒者士大夫也同样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上成为君子，希圣希贤。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王道信仰和入世情怀，具有忧患意识、拯救意识和圣贤意识。他们虽然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为荣、服务于皇权，但儒家所具有的坚定的王道信仰和价值理念，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统治和皇权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相对独立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政统和道统之间的矛盾冲突。
皇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和儒家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王道理想与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突的，因此在儒家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社会的批判者，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阶层，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统治阶层。儒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这是由儒家所信奉的理想信念所决定的。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独特的一个群体，它是社会政治的管理者，是文化、知识、价值理念的传承者和守护者。虽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道统不能压倒皇权，但我们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说皇权压倒了道统，道统臣服于皇权完全为专制政权服务。在儒家知识分子中道统和正统在理论上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在现实中发生冲突，儒者应该是以坚持道统为主的。
以儒家为主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地位。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农民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但国家被专制的皇权所垄断、农民阶级只是被统治的阶级。而知识分子则不同，它既是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精神、文化知识、道德理想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社会建设，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国家民族危之的悲惨时刻，他们依旧不屈不挠顽强地持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理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孔夫子的“任重道远”、孟子的“大丈夫”气概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百姓请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流芳百世的名言不仅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本质精神的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与皇权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在许多残酷的年代和乱世，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但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坚韧不屈的知识分子的不断抗争，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得以维护和传承。
“耕”古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
知识分子首先也是需要生存下去的，只有生存下去，才谈得上精神层面的坚持、文化知识的传播。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体制，生存都是第一位的。在农业社会，耕读文化的耕无疑就是生存的基础，先有耕才有读。耕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存在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而逐渐减弱的。但起码在农业社会，耕是经济基础的代名词，因此，本文所说的耕也不仅仅局限在土地的耕作，而是广义的经济收入和经济来源方式。
耕（也就是经济收入）是列在读之前的，可见耕的重要性。历史上的耕是非常传统的、典型的农耕，也就是说大部或全部的经济收入都来源于田地。当然，来自于田地的经济收入也是有许多形式。例如地租、出售农作物或养殖的收入、田地的买卖、转让等等，这也是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由农业社会进入半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耕的内涵与形式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首先是地域上的变化，其实质就是逐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耕在这时逐渐变成了其他的经济收入形式，田地不再是唯一决定收入的经济来源了。
由于古代经济分工不像现在这样细化，因此，古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基本上由入仕的官员、在学的生员、执教的塾师等几大部分构成。作为官员和官学中就读的知识分子其收入我们不去考究，在私学、乡学、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的学子和教授其经济收入主要是由学田或学院田提供的。这也是耕的另一种形式。其具体表象为支付给学子和教师的膏火、养士费、束脩等几种方式。
学田是指体制内的州县官办学校以及私学所用的田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学田初见于南唐，宋代开始推广。其来源或由皇帝诏赐，或由官府从官田中拨给，或由地方拨款购置，或由私人捐献。宋、元两代学田数额不详。明代学田，按某些州县数额估算，总数当在10万亩以上。清代按《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雍正二年（1724）关内十八省共有学田388679亩，至乾隆十八年（1753），增至 1158600亩，增1.98倍。增加最多是湖南省，次为直隶省（今河北省）。各地学田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
学田地租较早实行实物定额租和货币租。宋元时，绝大部分学田已采取实物定额租制，仅小部分实行分成租制。至明清，几乎所有学田都实行定额租制。宋代，学田中除稻田外，山地、园地、桑园等已收取货币租，至明清，稻田也多收货币租。从《古今图书集成》所辑录224府州县学田事例看，收取货币租的占54%，货币实物兼行的占13.4%，收取实物租的占32.6%。以定额租而言，如山东黄县学田租，明代每亩三升四合至二斗之间；清代每亩六升至二斗五升之间。湖南湘潭县学田租，明代每亩七斗至八斗之间；清代每亩八斗五升至一石一斗之间。以货币租而言，如福建，明代万历至明末每亩由0.11两至0.63两白银，平均每亩0.28两白银。清代从四川汉州嘉庆年间的事例看，低者每亩收钱 612文，高者2733.6文，折中计算为1673文。学田地租剥削率较民田约轻1/3。 府州县学田由学官，即教授、教谕、教导掌管。书院学田由监院、司事、董事经管。租种学田的人多与地方官府或士绅有联系，或由地方吏胥及士绅把持转租。个别地方将学田直接分配给贫士，许其终身耕种。尽管如此，学田佃种者实际上还是农民小生产者，但较多地摆脱了私人地主式的人身压迫，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
封建政府规定，学田不能出卖；地方志中所列“原额”学田，享有免除国家赋税的特权，但书院田须完纳田赋。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官办和高等级民间教育机构外，古时教育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家学或称之为私塾，在其中执教的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单论其数量也是最多的，他们的收入几乎也都源于田地出产的实物或出产折合成的货币。
独立的经济收入是知识分子在人格和创作以及精神层面坚持上最为重要的保证，试想，如果经济收入要仰人鼻息，锱铢必较，还哪里谈得上所谓风骨和独立。
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呈现和意义
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结合上最松散或散漫的一种群体，它的成员也最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而且在纷争起来最不容易妥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理念、真理，而不是利益、物品。但是，“知识分子”又可能是一种精神联系最紧密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也互相竞争或排斥，它却也可以使一个人在最遥远的国度或者最预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同道并矢至不渝。知识分子不是大众，也不是严密的组织，但他们还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各样的“小众”，当然，也可以非常独立地几乎就是他自己。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先决条件是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结构划分为代表型领域和批判型领域，前者主要指公共权力领域，后者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实际上它分属于国家与社会这样两个不同方面，表征着现代社会中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关系的确立。换言之，批判型公共领域的确立及其与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分离，是与西方现代化进程及其完成相关联。
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释义
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 “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和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
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 “独立”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孤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在一种思想和精神上要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在独立思考之后，知识分子们的观点仍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也许他们掌握的还都是片断的真理，包括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或历史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却是所有这些观点的共性。“独立”也就构成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或者说“底色”。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首先应当独立于权力；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社会条件又不能说是等待而来的，恩赐而来的，于是这种“独立性”还包括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要求，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要为此有实际的努力斗争和争取。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 “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来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另外，争取独立还包括争取观念产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甚至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有一些名望和影响的权力也不刻意拒绝。另一个方面是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不以追求财富或权钱名为自己的目的，对物质的生活适可而止，甚至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真理承担艰难的物质生活与其他压制和迫害。就像《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的。
的确，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根源和动力也还在精神，这种精神淡化我们的物欲，将一种更高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要独立，首先他自己在精神人格上要站起来而不趴下，就像他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他自己首先要自尊、自信、自强而不自贬、自污、自辱一样。当然，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他应当努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又准备即便受限受压也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并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也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会有权力、金钱、大众中的两者结盟、甚至三者结盟的情况，这时的 “士”（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仅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且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们现在知道最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来自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
尽管古代知识分子有着学而优则仕和优则仕而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独立性，即使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个性也十分鲜明，有一句近乎座右铭或者古代知识分子圭臬的话始终贯穿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上，既“从道不从君”，当君与道一致时，士大夫与君王是在一个集合内，当君王违反了道甚或站在道的对立面时，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君王的这种举措进行矫正，通常我们所熟知的历朝历代的忠臣、谏臣等等均在这个范畴内。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比较解放，士人们坚持正义，坚持大道理，可以当面批评君主。最典型的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直接批评君主，君主哑口无言，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那时候，士人的独立人格相对完整，各个国家的君主都在吸引有才能的人。燕昭王在边境上筑高台，摆黄金，吸引才能之士。士人们前来，燕昭王走在前面，用扫帚扫地，让士人走在后面。可见，当时士人很“牛”。士人才华的地位，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这一条“从道不从君”，甚至偶尔的君权相权之争也在这个范畴内，这也算是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一个体现。
除了个体的知识分子呈现出这种薪火相传的独立性之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集体显示也缕缕不绝，这种集体独立性的呈现最早当属东汉末期的太学生。东汉时、太学生有近三万余人，他们针砭时弊、坚持批判的态度对待体制内的皇权和官宦之权。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这样集体独立性的显示我们甚至在清末的邸报和清议中还能见到这样的延续，清末将这些针砭时弊、品评朝政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清流”，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归属于这个范畴。
还是回到东汉太学生这个议题把。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比较早的史例。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情形，体现出黑暗政治势力因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被迫有所收敛。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后汉书·皇甫规传》）。东汉太学生独立性的集体显现可以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也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百姓请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写照。 “耕”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保障
充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仅只有其自身在观念上迥然不同于现存的政治权势和意识形态，而且必须在经济上摆脱对现存的政治权势的仰赖，获得独立自足的经济基础，才能坚持理想主义，维持独立人格和发挥社会批判精神。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自我界定，确乎要求自己承担起社会良心的角色，维护人格之尊严，并展开“议论”和规谏，从道义上制约政治权势。但实现或践行这个自我定义，前提就是要有起码的经济基础。在农耕社会里，“耕”这种最基本的经济来源就是普遍的选择了，而这种方式也代代相袭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可见相同的形式下仍有不一样的内涵。我们来看古代知识分子对耕读的自我认识。明代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耕读文化的典范，他 “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曰“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
除去上文所论及的学子、教师等，过耕读生活的古代知识分子还有以下三类，耕读在他们这里呈现出另一种意义。
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40岁左右就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40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他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
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 、 “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30岁中举，40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
一类是退休或淡出官场的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这三类人与前文所述的学子、教师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既都是仰赖耕，这个方式保有经济上的独立，进而保障思想学术上的独立性。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士人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耕与读正是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重要保障。
耕读作为一种广义的生活方式最早起源于何时，很难确证。“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安身立命，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则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以及派生出的独立性，只能是依附或附庸。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独立稳定的收入是保持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坚持自身观点的前提和基础，而一个具备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进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何种社会形态，如果缺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危险的、停滞的社会。古今中外历史变革发展莫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耕读既是古代知识分子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他们在思想、文化、观点上具有独立性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