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是广州市东山区原属市的一个老行政区，1917年民国政府即在此设区公所，1951年称大东区，次年改称东区，1961年始称东山区。直到前几年，广州市行政区调整撤并，东山区因与越秀区合并，才被取消。而东山一名，则源于此地的东山岗和明代始建、清代重修的东山庙。
　　我对东山的认识，始自上世纪60年代读中学的时候，但真正开始熟悉它，是在70年代以后。那时，这里也称得上是广州商业比较繁华的地段，有一幢百货大楼，就在东山口南面的署前路边上。百货大楼过去几步远，便是十字路口，往东是庙前直街，一条百十米的小街而已。往西叫庙前西街，也不长。直去是龟岗大马路，说是大马路，其实也是一条小街，有点儿坡度，两旁有些卖鞋、服装类的小商店，坡顶是东山酒家。十字路口拐角的地方，有一家新华书店。在庙前直街，有一家老照相馆比较有名气，我们全家曾经在那儿照过相，其他店铺的门面则都很小。这就是那时东山口一带的大致情况，到现在也变化不大。
　　广州有所谓“西关小姐，东山少爷”一说，原因是从前西关商业繁华，富人较多，而东山则住的官府要员居多。两处的建筑似乎也因此风格不同，那边老广州的传统建筑，俗称“西关大屋”比较集中，这边则是漂亮的西式楼房、别墅四处散布。庙前西街36号，就是毛泽东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原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二楼，肖楚女和沈雁冰住一楼。
　　东山在广州显得重要，主要由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和广州铁路局等大机关的驻地分布在这一带。也因为这样，过去到东百逛街，倒不时可以见到些不错的女子，西关那边反而见到的很少。因为东山一带北方来的人多，北方籍的女孩，一般比广州本地人长得俏些。当然，南方女孩也有优点，就是身材比较娇小玲珑，只是模样要比北方输一些，所以那时的年轻人，骑自行车常常用“后面追死人，前面吓死人”调侃。现在这种情形当然变了，即使东山这一带，怕也是难见到漂亮女子的身影了，她们哪还会在这么个老旧的街区走动呢。
　　我对东山的感情很复杂。上世纪70年代在省电影公司人事科负责员工学习的那段时间，我经常要骑自行车到文化厅汇报、开会。文化厅机关所在地，就在东山培正一横路8号，离上述地方很近，和省委大院只隔着一条河涌，是一栋三层半的旧楼房。1991年到1993年，中间有两年时间，我从电影处副处长的任上，抽调到了文化厅负责全省文化系统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担任厅职改办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所以每天要到文化厅上班。评定工作结束后，我被正式调入文化厅，任办公室主任，两年后调到业务处任处长。2001年，文化厅搬离东山。加起来，我在东山一共工作了10年时间，经历了文化厅在此地时的6任厅长。
　　最先是李雪光，那时还叫文化局长。他从行署领导的岗位调来，担任局长的时间不短，不过我没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他当局长的时候，曾有段时间，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和戏剧家李门都当过副局长。接下来是郑达厅长，他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之前担任文化厅的副厅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本身也有创作经历。因为他夫人在电影公司的缘故，我们虽直接接触不多，但互相比较熟悉，他去世前还赠给我一本自己写的书，是位很好的老领导。大概是在他当厅长时，我被文化厅选为了后备干部。唐瑜接郑达班当厅长时，我还没调到文化厅，但彼此知道。他属于比较喜欢文学艺术的领导，任职期间经常写些散文在报刊发表，文字很干净利落。他的任上，广东创办了现代舞团，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后来他调到省文联当了书记，还亲自打过电话给我，非常热情和诚恳地动员我加入作家协会，我因为一直没有松口，一直有内疚。唐瑜之后，是郑泽才厅长，我跟他很熟，我还在电影公司时，大家就相识了。他很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对我一直比较关注和器重。正是在他当厅长的时候，我被调到了文化厅当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位办事严谨，作风扎实，对待下属十分客气的领导，很看重机关的文字水平。我常对人说，郑厅长在任时，对全省文化工作有两个大贡献，一个是在他的主持下，文化厅制订了一个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20年规划，这在全国是一个创举，对推动当时的全省文化事业发挥了大作用。另一个，是他到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当主任后，牵头提议人大制订一个广东文化事业发展的决议，因我当时在担任厅办公室主任，起草的工作就交给了我。记得，为修改文稿我去了人大两次，对包括他在内的，教科文卫几位老领导那种严谨认真，用心推敲，几乎是字斟句酌的工作态度，印象极深。以人大决议推动地方文化事业，这种做法当时在全国也是一个先例，后来各省都纷纷来向广东要这份决议作参考。
　　之后的两位厅长分别是阎宪奇和曹淳亮。曹淳亮是2000年3月才从羊城晚报社长任上调来的，一年后就将文化厅从东山迁出。
　　副厅长当中，我打交道较多，印象也较深的有几位。其中王健认识得很早。她是广州军区单副政委的夫人，在文化厅一直负责人事工作。过去人事工作划归在政治处，所以又负责学习教育，因此我们相识很早。不过，我到厅机关工作后，她已离休，但还一直关心我，好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外面有事，忽然接到她一个电话，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近况，让我很是感动。张岳群副厅长，我就认识得更早了，我在电影公司时，他是文化器材供应站（省演出公司前身）站长，他的单位和电影公司只隔着一道墙，因为员工少，听文件传达和学习，几乎都是和电影公司一起的。这是位精明能干，平易近人的领导，记得当副厅长后，还专门找过我到他办公室，征询关于电影工作政策把握的一些意见。薛连山副厅长也是我在电影公司时，进大学读书前后认识的，当时他还是处长，为人性情比较温和。
　　在文化厅的老处长当中，我最熟悉，也最敬重的两位是黄坚毅和吴发则。他们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业务能力很强。其中黄坚毅在70年代末到电影公司蹲点时，就对我十分关心和看重。
　　厅职改办原先的办公室，是设在厅办公大楼对面一栋楼房的底层，靠近楼梯，楼上则是厅的另外两个部门。几个工作人员也都是从厅下属单位临时抽调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就几张破旧桌椅和两张沙发。一年当中，职改办大约只有半年是忙的，另半年比较清闲，有两个月甚至基本无事可做，因此大家可来可不来，我也不强求。但我自己是每日必到的，骑着辆破旧自行车，没什么事做，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静静地看书。
　　我心里清楚，路过我办公室门口的人，那时大概都会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朝我这边望，那意思仿佛在说，他们弄不明白，一个文化厅曾经的培养对象，系统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如今为什么情愿待在这样的地方消磨时光。我不在乎这样的目光，索性常常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别人把我无事清闲的状况看个透彻。他们哪知道，我是在拼命地撷取知识养分，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职改快结束时，办公室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办公地点也移到了厅办公大楼底层的图书室。那间图书室本来已经很挤，里头光线又差，给我们腾出的地方，也就两平方的样子，仅够对摆两张桌子，我们每天是在又挤又暗的条件下办公。但即便无事，我还是每日照例来到这里，工作之余，继续我的读书生活。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体会如何，我自己的情况是，凡过去的一些经历，越是顺利的阶段，我似乎越没留下什么特别感受深的东西；相反，越是艰难困苦，我对逝去那段岁月的怀念反而会越深。我对东山的复杂情感，多半就和那两年的职改工作经历相关，它连着我性格中崇尚知识和自由，喜爱梅花淡雅清香品格的那种追求。
　　当然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离开厅办公室主任岗位，到业务处当处长的那几年，我的办公室又回到了厅办公楼的底层，而且是最潮湿，光线最不好的一间，冬天冷气逼人。就是在那间办公室，我开始了对两个研究方向的努力，一个是文化产业，一个是历史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时，中国文化报的广东记者站就设在厅机关大楼附近，站里仅有的两位编辑和我来往很多，我也不断给他们写稿。站长曾是解放军报社的资深编辑，退了休，本身写小说、杂文，还出了书。他尤其喜欢和我接触，喜欢我写的稿，我们不时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因为他是北京人，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喝的总是二锅头。记得一次是在“白云仙馆”里面的竹林丛中，大家围坐在简易的露天餐桌旁，开怀畅饮、谈兴大发。
　　唉，那样的一些日子如果能够重来，该会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