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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魂魄捋着虫鸣，到了某一个源头
那天晚上两三点钟，我醒来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以后，我听到有些下雨，便走出房间，有毛毛雨，仰望天空，却有星星。我走出院子，虫蚁的鸣叫洗着我的耳朵，还有灵魂。我回房间把儿子喊醒，叫他到院子里也仰望一下天空的星星，也叫星星洗洗他的眼睛和灵魂。然后，他和我到院子外面，试图听出虫儿叫声的禅意，也算是这次他来金门的一个艳遇。
虫儿的鸣叫容易把人带到古代，通向悠远。读书人也许有几个人还记得孔夫子的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伦语·阳货第十七》）那天晚上，虫子的叫声，倒像是《诗经》里面发出来的。儿子进房间睡觉了，我独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一个人霸占着宇宙。出了院子，门口草丛里的虫鸣，极尽风骚地勾引着我，我魂魄出窍，我的魂魄捋着虫鸣，到了某一个源头。一阵风过来，和着小雨，和着虫鸣，顿起秋意，我一下子想念起我的什么情人一样的人，能来和我喝茶饮酒话旧。原来，风、雨、虫鸣皆可致思，招友，惹情思，和月亮一样是魅人的妖精。
虚无或者空寂是灵魂的本原
这样寂静的地方，能把人的头脑倾空，头脑倾空，智慧自然显露。人们总是叫嚷着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过日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得了那样的福，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享那样的福。因为，在另外的意义上说，寂静也是枯寂，枯寂却近乎死亡，思想家把死亡说得仪态万方，思想家还是想活着，他们讨论死亡是为了怎么能够更好地活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他最伟大、也是最难读的著作《存在与时间》里，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是真正的思想，不是现在满街都跑的“思想”：他试图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被死亡包围着”。他没有用“死亡”这个概念，而是用“虚无”，“虚无”是一个更宏大的概念。“虚无”在德语里的意思是“不存在”，与“生命”相对。对世俗的人来说，死亡既是“虚无”，更是“实在”——那个人，譬如，我的父亲毕彦飞，实实在在地死亡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我想的可不是“虚无”，我这些年想得最多的就是他，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用文言可表示为“夫子”，“夫”是指示代词，“子”是人，原来“那个人”是“夫子”！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本真的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叫我们认识生命的脆弱。凡俗之人不能确切认识生命是怎么回事情，却用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的意思，“认识”属于理性和知识的范畴，“体验”是既理性又感性的范畴，海德格尔是叫我们认识生命的本真。在什么样的境遇中认识或者体验生命的本真呢？人只有在“虚无”的地方，才能逸出思想，寂静近乎虚无，虚无或者空寂是灵魂的本原，这是最大的思想。在金门这样寂静的地方，也许能够激发出一点思想呢。
英国伟大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夜莺颂》，对“黑暗”与“死亡”的体认，达到惊艳的美的哲学境界，这样的诗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几个。诗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人类中的精灵，诗人是哲学家中的精灵，济慈是诗人中的精灵。我尝试翻译其中的一小节，以与海德格尔的“虚无”印证：
Darkling I listen； and， for many a time，
黑暗倾听我，我倾听黑暗，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我爱上了死亡，那黑暗与静谧之神，
Call’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hyme，
我用诗歌韵律称颂死亡的名字，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惟有死亡能把我的气息领入苍穹；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
死亡，我的奢侈，
To cease 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
死亡把午夜停止，把痛苦阻断，
While thou art pouring forth thy soul abroad，
夜莺的声音象灵魂倾泄而出，
In such an ecstasy！
如创世纪一般癫狂！
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世界毁灭时夜莺还在唱，我不再用耳朵倾听——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我在坟墓里倾听夜莺的安魂曲。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我涅槃，夜莺永远不死！
人与死亡或者虚无对话，才是回故乡。济慈回到了他的故乡，也是全人类的故乡。
思想挑选时间、地方、人物和实践对象
思想是挑选时间、地方和人物的，颇像庄稼、蔬菜、水果、树木、花草。思想不是雨点，雨点下在任何一个人头上，思想倒像树上的果子，只砸在那几个人头上。所以，尽管人人都是祖先的转世灵童，来到人世间以后，或者被“猪油蒙了心”，却像赵姨娘那样做了小老婆，或者像太监那样被阉割了；按照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轴心时代”的理论，人类最早的文化（哲学）突破或者终极觉醒，是发生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时间是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了四个地方才出思想家的残酷事实：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伯来（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古印度有释迦牟尼等，中国有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哲学。现在的欧洲文明，不过是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明（即所谓“二两希文明”），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在一个世纪前就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①民族之间不可能平等，也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奴隶绝对没有哲学！ 中国是有文明有思想的国度，这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其它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的道德，就是远绍先人，在先人的思想面前，谦恭谦恭再谦恭。学校教育，就是把先人的思想弄清楚，而不是所谓的“创造”。学校教育中所谓的“思想的创造”，是对祖先和思想最大的猥亵。譬如，《大学》的“至善”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恐怕很少有学者能够说清楚。这里把“至善”简单说一下。“善”或者“至善”是事物本体的性质，达到至善指：（1）事物本身的发展，不需要外力，自然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树木长得堪栋梁大材，不堪栋梁大材亦树木，烧柴可矣。这是树木之“至善”或者“善”的道理；毒草之所以叫毒草，是因为它有毒性，没有毒性就不是毒草，也是草，烧柴可矣。这是毒草之“至善”或“善”的道理。（2）事物在外力下达到的最好状态。人把房子建造成美轮美奂的宫殿，或者建造成一剁肉馅阳台就坍塌的烂房子。这是房子“至善”或者“善”的道理。
“善”或者“至善”，不是伦理道德评价，而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事物的本体，事物生成或者合成的最高目的就是“至善”。至于事物达到“至善”以后作什么用，那不是事物本体的道理，是“用”的道理。用刀（武器）杀人还是救人，就像教育培养人，人行善抑或作恶的道理。不能因为一个人接受了高深教育，有了作恶的本事，就在教育中动手脚，在社会中压制人展限自己的才能。所以，教育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目的本身就是“止于至善”，道德教育就在于实现“至善”，实现“至善”是教育之“用”，这个“用”，在文明社会主要是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
极少数人左右社会
思想只是那么几个人的买卖，人类的学校教育和道德注定不都是很奏效：没有什么典籍、文字和说教，能够保证人的教育与道德。圣贤可以是读圣贤之书读出来的，奸邪之徒不也可以读圣贤之书读出来吗？学校培养英雄，学校本来也培养流氓。也许会说英雄和流氓只是少数人，社会恰恰是少数人纵横狂野的道场，绝大多数人也只是铺衬和在旁边吆喝的人儿，你看那人世间的功业和罪过，不都是那些绝小少数的事业吗？就教育来说，不也是教育儿童青少年向那人类仅有的几粒圣人君子学习吗？我们的道德教育早已经偏了，学校老是教儿童青少年向绝大多数人看齐。我们会批评一个孩子说：你怎么和大家不一样？你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人，向庸人看齐，那可不是孔子说的“见贤思齐”，而是“见庸思齐”。用不着“见庸思齐”，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庸人。其实，道德教育应该教儿童青少年平心静气地看待社会：狂野者在他们的道场狂野，我等庸人享受自己的庸常人生，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不亦说乎？“修身齐家”是庸人的事业，“治国平天下”是圣人的事业，庸人欲担当圣人的事业，那是不自量力。英国文学家王尔德说：“把人分成好的与坏的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庸人固然是庸人，却应该是一个迷人的庸人。
人既然是人类祖先的转世灵通，那么，个人的聪明与智慧，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人类。祖先赐予我们智慧，是要把个人与人类的哀哭捆绑在一起，智慧并不仅仅为个人提供超然，智慧就是要使人染上人间烟火，使个人荷担人类的苦难。学校教育出来的人，即使才能平庸的人，只在风花雪月上说话，那不是一个高贵的人，不关注社会与时代，是一个简陋的人，了无可说。
刹那的超脱与坚守伟大的心智
荷担人类苦难的人生，就是《论语·里仁》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人愿意荷担苦难，是因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这个荣誉心，就是应该干与他的身份相称的事情，才能体会人之为人的光荣与高尚；人，还须在道德上有一个对照人物——我们谁也不能以孔子为对照，圣人是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俗人不值得我们俗人去学，我们毕竟在俗人的道场里，最终还是出不了俗人的那个坟墓。我们的超脱，只能在哪一个刹那。刹那的超脱，在于有心于“刹那即永恒”。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只要在某一个刹那超拔。世间的聪明人，应该以那超人式的思想家为归依。
世俗的人，是年龄的人，每个年龄都应该有那个年龄的坚守：中老年可以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坚守，这更多的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要求，在世俗中过出刹那的不世俗；布衣则是忠于世俗生活，他们是守护老老小小的家园，使老年人可以安享；中年人知道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少年到底坚守什么呢？他们本来是祖先的灵童转世，在教育普及的时代，却成了罪儿。少年应该坚守“伟大的心智”。
教育的起点是引导出儿童灵魂中固有的伟大的心智，并不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人的形态，如圣人、君子、公民之类。因为“圣人、君子、公民之类”的意图，本身也是一个限制，把人限制在“圣人、君子、公民之类”的那种预设之中，那也就限制了人的心智。引导人的伟大心智，在于使人性之无限可能性伸展开来，人在人世间成佛成魔，在于教育能够使人性无限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教育往往被某一个听起来道德的人的形态如君子、公民给限制住了，人的心智不可限制，预设不得。你不能设想水只能行船、浇地，也应该知道水还会覆舟与泛滥。
学校里有人吗
有人伊始，人注定不是一个好伺候的好东西。有学校伊始，学校注定是一个孵化之地，那是英雄和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或者在学校沉沦，或者在学校成功。“三人行，必有我师”是一番道理，还有一番道理：三人行，说不定有一个人不是好东西，学校不止三个人呢。
人类不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孩童在什么样的地方长大。我们的经历只是，学校教育没有必要的年代，把孩童扔在家里，由奶奶爷爷带大，奶奶用祖辈传说的“阿弥陀佛，妖精呀，狼外婆呀，孝敬爹娘祖宗呀，孟姜女哭长城呀，梁山伯祝英台呀，天地良心呀，仁义道德呀”把孩童哄大；学校教育有必要的世纪，把孩童供在学校里，由老师“教育”，老师用“之乎者也，关关雎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声光电化，ABCD，牛顿定律，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自由民主”把学生哄大。人类的智慧实在不济，就那样这样地将就着把孩童要么放在家里散养，要么放在学校里圈养。散养是批发式，不要花费几多钱财，孩童还能够为家里操持些家务呢。圈养是零售式，贵得很，几乎是倾家庭之财力和心力，这样伺候孩子，孩子最后的命运，肯定是一个异数。在中国，不管父母怎么鼓捣孩子，最后的智慧都是一个古老的阴谋：孩子结婚滚蛋！自己当年不也是从父母那里滚出来的吗？结婚，不用特意教育，是人的生物伦理之大本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孩童受不受学校教育，都是一样的结局。这也是众生平等，人都是一样的人，达观的父母不会为孩童的学校教育那么焦心，人怎么不也是活一辈子吗？倒是那些受了高教育的父母，看不开，把自己孩子的教育看成命。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灵魂困境。当代教育的准确定义是：老师和学生以考试为生命本原。这个考试，成为教育的噩梦，青少年的噩梦，道德的噩梦。“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①没有思想的老师，能够成就道德教育吗？没有思想的学生，道德教育有什么必要？没有思想，能够自诩为教育吗？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什么时候形成呢？中小学是应该形成思想的阶段。何兆武（1921—）先生说：“我想一个人的思想到二十多岁就基本定型，当然你可以进步，但思维方式不会再有根本的改变。比如有人年轻时接受的是斗争哲学，可以终其一生斗争到老，而像我这样的人总觉得那是件伤神的事，不愿意去干。”
当代，儿童青少年的思想一般从教育生发，思想的显现是道德、伦理与知识，间或还有技术。纯粹的技术，却使人粗鄙。在这个以技术为王道的时代，人的粗鄙与技术的发达与精细相表里。技术多意味着实际利益和实用，而那些学起来不能立杆见影、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恰恰才能填补生命的空缺与生活的空缺。人类教育精神总归是四大类：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只有四者一起才能济润焦枯。不具有这几种精神的教育是残缺教育，残缺教育，只能培养残缺的人。
责任编辑 徐向阳
那天晚上两三点钟，我醒来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以后，我听到有些下雨，便走出房间，有毛毛雨，仰望天空，却有星星。我走出院子，虫蚁的鸣叫洗着我的耳朵，还有灵魂。我回房间把儿子喊醒，叫他到院子里也仰望一下天空的星星，也叫星星洗洗他的眼睛和灵魂。然后，他和我到院子外面，试图听出虫儿叫声的禅意，也算是这次他来金门的一个艳遇。
虫儿的鸣叫容易把人带到古代，通向悠远。读书人也许有几个人还记得孔夫子的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伦语·阳货第十七》）那天晚上，虫子的叫声，倒像是《诗经》里面发出来的。儿子进房间睡觉了，我独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一个人霸占着宇宙。出了院子，门口草丛里的虫鸣，极尽风骚地勾引着我，我魂魄出窍，我的魂魄捋着虫鸣，到了某一个源头。一阵风过来，和着小雨，和着虫鸣，顿起秋意，我一下子想念起我的什么情人一样的人，能来和我喝茶饮酒话旧。原来，风、雨、虫鸣皆可致思，招友，惹情思，和月亮一样是魅人的妖精。
虚无或者空寂是灵魂的本原
这样寂静的地方，能把人的头脑倾空，头脑倾空，智慧自然显露。人们总是叫嚷着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过日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得了那样的福，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享那样的福。因为，在另外的意义上说，寂静也是枯寂，枯寂却近乎死亡，思想家把死亡说得仪态万方，思想家还是想活着，他们讨论死亡是为了怎么能够更好地活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他最伟大、也是最难读的著作《存在与时间》里，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是真正的思想，不是现在满街都跑的“思想”：他试图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被死亡包围着”。他没有用“死亡”这个概念，而是用“虚无”，“虚无”是一个更宏大的概念。“虚无”在德语里的意思是“不存在”，与“生命”相对。对世俗的人来说，死亡既是“虚无”，更是“实在”——那个人，譬如，我的父亲毕彦飞，实实在在地死亡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我想的可不是“虚无”，我这些年想得最多的就是他，就是那个人！“那个人”，用文言可表示为“夫子”，“夫”是指示代词，“子”是人，原来“那个人”是“夫子”！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本真的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叫我们认识生命的脆弱。凡俗之人不能确切认识生命是怎么回事情，却用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的意思，“认识”属于理性和知识的范畴，“体验”是既理性又感性的范畴，海德格尔是叫我们认识生命的本真。在什么样的境遇中认识或者体验生命的本真呢？人只有在“虚无”的地方，才能逸出思想，寂静近乎虚无，虚无或者空寂是灵魂的本原，这是最大的思想。在金门这样寂静的地方，也许能够激发出一点思想呢。
英国伟大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夜莺颂》，对“黑暗”与“死亡”的体认，达到惊艳的美的哲学境界，这样的诗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几个。诗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人类中的精灵，诗人是哲学家中的精灵，济慈是诗人中的精灵。我尝试翻译其中的一小节，以与海德格尔的“虚无”印证：
Darkling I listen； and， for many a time，
黑暗倾听我，我倾听黑暗，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我爱上了死亡，那黑暗与静谧之神，
Call’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hyme，
我用诗歌韵律称颂死亡的名字，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惟有死亡能把我的气息领入苍穹；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
死亡，我的奢侈，
To cease 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
死亡把午夜停止，把痛苦阻断，
While thou art pouring forth thy soul abroad，
夜莺的声音象灵魂倾泄而出，
In such an ecstasy！
如创世纪一般癫狂！
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世界毁灭时夜莺还在唱，我不再用耳朵倾听——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我在坟墓里倾听夜莺的安魂曲。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我涅槃，夜莺永远不死！
人与死亡或者虚无对话，才是回故乡。济慈回到了他的故乡，也是全人类的故乡。
思想挑选时间、地方、人物和实践对象
思想是挑选时间、地方和人物的，颇像庄稼、蔬菜、水果、树木、花草。思想不是雨点，雨点下在任何一个人头上，思想倒像树上的果子，只砸在那几个人头上。所以，尽管人人都是祖先的转世灵童，来到人世间以后，或者被“猪油蒙了心”，却像赵姨娘那样做了小老婆，或者像太监那样被阉割了；按照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轴心时代”的理论，人类最早的文化（哲学）突破或者终极觉醒，是发生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时间是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了四个地方才出思想家的残酷事实：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伯来（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古印度有释迦牟尼等，中国有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哲学。现在的欧洲文明，不过是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明（即所谓“二两希文明”），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在一个世纪前就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①民族之间不可能平等，也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奴隶绝对没有哲学！ 中国是有文明有思想的国度，这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其它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的道德，就是远绍先人，在先人的思想面前，谦恭谦恭再谦恭。学校教育，就是把先人的思想弄清楚，而不是所谓的“创造”。学校教育中所谓的“思想的创造”，是对祖先和思想最大的猥亵。譬如，《大学》的“至善”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恐怕很少有学者能够说清楚。这里把“至善”简单说一下。“善”或者“至善”是事物本体的性质，达到至善指：（1）事物本身的发展，不需要外力，自然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树木长得堪栋梁大材，不堪栋梁大材亦树木，烧柴可矣。这是树木之“至善”或者“善”的道理；毒草之所以叫毒草，是因为它有毒性，没有毒性就不是毒草，也是草，烧柴可矣。这是毒草之“至善”或“善”的道理。（2）事物在外力下达到的最好状态。人把房子建造成美轮美奂的宫殿，或者建造成一剁肉馅阳台就坍塌的烂房子。这是房子“至善”或者“善”的道理。
“善”或者“至善”，不是伦理道德评价，而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事物的本体，事物生成或者合成的最高目的就是“至善”。至于事物达到“至善”以后作什么用，那不是事物本体的道理，是“用”的道理。用刀（武器）杀人还是救人，就像教育培养人，人行善抑或作恶的道理。不能因为一个人接受了高深教育，有了作恶的本事，就在教育中动手脚，在社会中压制人展限自己的才能。所以，教育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目的本身就是“止于至善”，道德教育就在于实现“至善”，实现“至善”是教育之“用”，这个“用”，在文明社会主要是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
极少数人左右社会
思想只是那么几个人的买卖，人类的学校教育和道德注定不都是很奏效：没有什么典籍、文字和说教，能够保证人的教育与道德。圣贤可以是读圣贤之书读出来的，奸邪之徒不也可以读圣贤之书读出来吗？学校培养英雄，学校本来也培养流氓。也许会说英雄和流氓只是少数人，社会恰恰是少数人纵横狂野的道场，绝大多数人也只是铺衬和在旁边吆喝的人儿，你看那人世间的功业和罪过，不都是那些绝小少数的事业吗？就教育来说，不也是教育儿童青少年向那人类仅有的几粒圣人君子学习吗？我们的道德教育早已经偏了，学校老是教儿童青少年向绝大多数人看齐。我们会批评一个孩子说：你怎么和大家不一样？你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人，向庸人看齐，那可不是孔子说的“见贤思齐”，而是“见庸思齐”。用不着“见庸思齐”，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庸人。其实，道德教育应该教儿童青少年平心静气地看待社会：狂野者在他们的道场狂野，我等庸人享受自己的庸常人生，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不亦说乎？“修身齐家”是庸人的事业，“治国平天下”是圣人的事业，庸人欲担当圣人的事业，那是不自量力。英国文学家王尔德说：“把人分成好的与坏的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庸人固然是庸人，却应该是一个迷人的庸人。
人既然是人类祖先的转世灵通，那么，个人的聪明与智慧，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人类。祖先赐予我们智慧，是要把个人与人类的哀哭捆绑在一起，智慧并不仅仅为个人提供超然，智慧就是要使人染上人间烟火，使个人荷担人类的苦难。学校教育出来的人，即使才能平庸的人，只在风花雪月上说话，那不是一个高贵的人，不关注社会与时代，是一个简陋的人，了无可说。
刹那的超脱与坚守伟大的心智
荷担人类苦难的人生，就是《论语·里仁》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个人愿意荷担苦难，是因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这个荣誉心，就是应该干与他的身份相称的事情，才能体会人之为人的光荣与高尚；人，还须在道德上有一个对照人物——我们谁也不能以孔子为对照，圣人是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俗人不值得我们俗人去学，我们毕竟在俗人的道场里，最终还是出不了俗人的那个坟墓。我们的超脱，只能在哪一个刹那。刹那的超脱，在于有心于“刹那即永恒”。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只要在某一个刹那超拔。世间的聪明人，应该以那超人式的思想家为归依。
世俗的人，是年龄的人，每个年龄都应该有那个年龄的坚守：中老年可以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坚守，这更多的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要求，在世俗中过出刹那的不世俗；布衣则是忠于世俗生活，他们是守护老老小小的家园，使老年人可以安享；中年人知道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少年到底坚守什么呢？他们本来是祖先的灵童转世，在教育普及的时代，却成了罪儿。少年应该坚守“伟大的心智”。
教育的起点是引导出儿童灵魂中固有的伟大的心智，并不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人的形态，如圣人、君子、公民之类。因为“圣人、君子、公民之类”的意图，本身也是一个限制，把人限制在“圣人、君子、公民之类”的那种预设之中，那也就限制了人的心智。引导人的伟大心智，在于使人性之无限可能性伸展开来，人在人世间成佛成魔，在于教育能够使人性无限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教育往往被某一个听起来道德的人的形态如君子、公民给限制住了，人的心智不可限制，预设不得。你不能设想水只能行船、浇地，也应该知道水还会覆舟与泛滥。
学校里有人吗
有人伊始，人注定不是一个好伺候的好东西。有学校伊始，学校注定是一个孵化之地，那是英雄和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或者在学校沉沦，或者在学校成功。“三人行，必有我师”是一番道理，还有一番道理：三人行，说不定有一个人不是好东西，学校不止三个人呢。
人类不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孩童在什么样的地方长大。我们的经历只是，学校教育没有必要的年代，把孩童扔在家里，由奶奶爷爷带大，奶奶用祖辈传说的“阿弥陀佛，妖精呀，狼外婆呀，孝敬爹娘祖宗呀，孟姜女哭长城呀，梁山伯祝英台呀，天地良心呀，仁义道德呀”把孩童哄大；学校教育有必要的世纪，把孩童供在学校里，由老师“教育”，老师用“之乎者也，关关雎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声光电化，ABCD，牛顿定律，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自由民主”把学生哄大。人类的智慧实在不济，就那样这样地将就着把孩童要么放在家里散养，要么放在学校里圈养。散养是批发式，不要花费几多钱财，孩童还能够为家里操持些家务呢。圈养是零售式，贵得很，几乎是倾家庭之财力和心力，这样伺候孩子，孩子最后的命运，肯定是一个异数。在中国，不管父母怎么鼓捣孩子，最后的智慧都是一个古老的阴谋：孩子结婚滚蛋！自己当年不也是从父母那里滚出来的吗？结婚，不用特意教育，是人的生物伦理之大本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孩童受不受学校教育，都是一样的结局。这也是众生平等，人都是一样的人，达观的父母不会为孩童的学校教育那么焦心，人怎么不也是活一辈子吗？倒是那些受了高教育的父母，看不开，把自己孩子的教育看成命。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灵魂困境。当代教育的准确定义是：老师和学生以考试为生命本原。这个考试，成为教育的噩梦，青少年的噩梦，道德的噩梦。“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①没有思想的老师，能够成就道德教育吗？没有思想的学生，道德教育有什么必要？没有思想，能够自诩为教育吗？一个人的思想大概什么时候形成呢？中小学是应该形成思想的阶段。何兆武（1921—）先生说：“我想一个人的思想到二十多岁就基本定型，当然你可以进步，但思维方式不会再有根本的改变。比如有人年轻时接受的是斗争哲学，可以终其一生斗争到老，而像我这样的人总觉得那是件伤神的事，不愿意去干。”
当代，儿童青少年的思想一般从教育生发，思想的显现是道德、伦理与知识，间或还有技术。纯粹的技术，却使人粗鄙。在这个以技术为王道的时代，人的粗鄙与技术的发达与精细相表里。技术多意味着实际利益和实用，而那些学起来不能立杆见影、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恰恰才能填补生命的空缺与生活的空缺。人类教育精神总归是四大类：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只有四者一起才能济润焦枯。不具有这几种精神的教育是残缺教育，残缺教育，只能培养残缺的人。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