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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6月25日，身在杭州的我，从冯长春所发微信中，获悉鹏海先生在美国逝世的消息，颇感意外。自他赴美与家人团聚后陆续传来的信息，多半是舒适和惬意，多病的身体状况似乎也有所改善，他甚至还有回一次上海的打算。惊愕之后，意识到他毕竟还是走了，心情一下沉痛起来。望着窗外江南梅雨时节的靡靡细雨，眼前不禁浮现出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与鹏海先生初次相识于1982年。那年暑期为有关中国歌剧的毕业论文作准备，由陈聆群先生陪同，去当时还在上海歌剧院工作的鹏海先生家拜访。迄今谈话的内容业已遗忘，留下的印象一是身为作曲家的鹏海先生却颇为热衷政事，不高的身影也因激情四溢的议论显得不无伟岸起来；二是他那位于淮海路上一栋老式洋房阁楼上的家，极为狭小逼窄。
之后他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要工作似乎是贺绿汀先生的秘书或助理，并编纂黄自全集，同时兼任歌剧院内部发行的《歌剧舞剧资料汇编》编辑。而我也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教，与他成为了两个部门同处一栋小楼的同事。因我俩同姓，还常被人混淆为一人。
这一时期因对中国歌剧音乐的研究有兴趣，所以我与鹏海先生以及曾在东德留学歌剧导演、此时任研究所所长的焦杰先生常相聚探讨一些相关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由焦先生发起，上海歌剧界十余人参加的聚会，听取此间借调在北京的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张拓通报北京禁演歌剧《卡门》的一些情况。张先生据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这部西方著名歌剧所涉及的走私内容和主人公的放荡行为，大谈了一番禁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话音刚落，鹏海先生就按捺不住跳了起来，激动地挟着烟卷绕着他身边来回走动，就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趋势逐一予以批驳，最后痛心疾首地喊道：“张拓啊，你也是国内最早上演《蝴蝶夫人》的导演，如今对上演一些西方歌剧，怎么思想会如此保守僵化呢？没有对外交流，中国歌剧一味故步自封，怎么得了啊！”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只是张拓先生并未为众人言所动，依然固执己见，聚会不欢而散。而我也初次领略了身为湖南人的鹏海先生，所具有的湖湘文化中强烈的“心忧天下”传统秉性，以及他特有的“怎么得了啊”的口头禅。
1987年5月，在北京音乐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的座谈会上，一些老一辈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音乐界的“泛滥”表示了强烈不满，我的论文《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也在会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之一。之后吕骥先生针对我的论文发表了《音乐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在完全肯定了革命音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音乐发展历史同时，对我的文章作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该年深秋，在江阴召开的“中国当代音乐研讨会”上，到会的吕骥先生于致辞中，又认为80年代以来崛起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是“走错了路”，并预言这两种音乐是“不可能得到很大发展的”。对此，与会的鹏海先生当即发表了不同意见，并提出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观照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历史，目的更是学会“如何正确地审视历史，让人们真正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以免重犯前人的错误”{1}。对于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谈音乐的老前辈，鹏海先生的发言颇有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不凡效应，因而这篇随后刊载于《人民音乐》上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我，在敬佩鹏海先生面对权威，敢于直述己见的铮铮铁骨同时，更有“吾道不孤”的知遇之慨！
1988年底，受刚组建的《中国音乐报》的委托，鹏海先生任该报上海记者站兼职站长，我也忝任兼职记者。这时因他住房紧张，学院在专家楼的底层西北角，给他安排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办公室。就在这昏暗无窗的小屋里，他与我及经常来上海的《中国音乐报》副总编居其宏先生不时聚在一起神侃神聊，所谈内容既有报纸如何选题、组稿，也不无彼此所看书报及所闻各路消息的心得之类，偶尔也会涉及到一些个人生活感怀。当时办报并无经费，为了节约开支，这小屋也是居副总编来沪的下榻之处。也正是在此期间，鹏海先生、其宏与我逐渐有了深交。
当然，人相交，贵相知；如不相知，贵相敬。就关系而言，其宏与鹏海先生当属无话不谈的相知；而我与鹏海先生，大概因相识之初为求教的学子身份和年龄差距的定位，加之其間我又因女儿尚幼，常急于回家做家务，难以与他们尽兴交流，不过我还是发现了鹏海先生颇具孩子气的一面。这时他由贺老结识了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先生，不时会前去拜访，风闻一些政坛内幕，于是更热衷于谈论政事。谈论往往这样开始，“最近××事情你们知道吗？”他坐在椅子上抱臂吸着烟，带着得意又不无神秘地询问。其宏与我自然回说“不知”。他不会马上回答，而是颠着二郎腿感叹一番“这怎么得了啊”后，接着是沉默。会哄人的其宏明知他在显摆，依然急迫地向他打探，而这时缺乏耐心也无意于此的我，往往就告退回家了。所以除报纸工作外，我与鹏海先生的话题不是太多，仅由我们同样住房紧张的话题，得知他家原栖身的阁楼岳母要收回，他将无处可去，以及夫人与女儿准备去美国等。尽管我和鹏海先生的相交，只到亲而不昵的相敬地步，但鹏海先生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还是不止一次深深地触动了我。1992年，我终因住房困难问题无法解决无奈离开了“上音”，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之前他曾询问是否需要帮我找找贺老？虽我不愿为私事烦劳这位可敬的老人家执意拒绝了，但他的热诚相助之情还是使我感动，以至临别执手之际耳闻鹏海先生“怎么得了啊”的口头禅，令我几近落泪。
其后我在北京工作，与鹏海先生的交往不如过去密切，但只要到上海并时间许可，总会前去探望他，也会在不少相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术活动中与之相遇。那二十余年间，鹏海先生变化极大。令人唏嘘而不无欣慰的是，我目睹了六十多岁之后，夫人与女儿已去美国的他，住所条件终于逐步有所改善：先是在学院旁边的复兴路1350弄，他有了一间底层的寓所，虽南有高楼遮挡，少有阳光。之后在他赴美前不久，承蒙当时学院党委书记张慧琴的关照，在湖南路暂借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供他居住，因近上海交响乐团，方便他在乐团食堂搭伙，一定程度上还免除了做饭之苦。欣慰之余我也有所不安，随着他步入老境，多种疾病开始缠身，一个风烛残年的独身老人无人照料，每每想来总是令人堪忧。我也曾问他，为何不早点到美国去与家人团聚，能相互照应？他的回答是，这里还有许多事情没干完，我去美国能干什么？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这一时期鹏海先生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配合他负责策划的一系列黄自、萧友梅、贺绿汀、丁善德、邓尔敬等音乐家的重大纪念活动，及黄自、贺绿汀、赵元任全集或专集、选集等编集工作。在音乐家年谱的撰述上，他也有不少新的探索。他主编《黄自遗作集》时精心编撰的《黄自年谱》，发表以后就因其严谨、求实的精神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撰述年谱中的代表作当属《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鹏海先生不仅将“年谱长编”这一撰著体例第一次引进到了中国音乐家研究的范畴内，而且它细列了谱主一生所为以及相关的人物和社会关系，更由于容纳了大量的历史背景资料，揭示了其“何以为”的因果关联，故完全可以视作谱主一部翔实、深入的传记。鹏海先生在年谱和众多史料性的研究撰述中，求真务实、钩沉索隐的态度极为令人敬佩。小至某一音乐家何时抵达何地，均本着“孤证不立”的精神，搜索相关文献多方求证，并一一列举到文章中。自然，这样的著述在报刊编辑看来难免显得繁琐累赘，会要求他删减，但他的态度则是宁可不刊发也一字不动。
鹏海先生学术上的又一贡献是本世纪初，以其《“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2}一文，明确提出了“重写音乐史”的呼吁，并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在一次相聚时，他曾谈及该文的撰述一是对于汪毓和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遗漏了不少诸如李抱忱等他认为重要的音乐家以及著述所呈现的左倾政治观点有所不满；二是“如今它是各个院校指定的通用教材，成为了范本和导向，这怎么得了啊！”。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看法：我认为他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且意义重大，只是对汪著的评价我与他略有不同。一部史著总会有主线，汪著主线是音乐创作，以指挥家为主的李抱忱在音乐创作上影响不是太大，不提也未尝不可。对于其所持的历史观点，我也不尽同意，不过这是他的自主选择，应当尊重。至于范本与导向问题，从80年代起，教育部已明文规定，高校不再采用统编教材，在一纲多本的前提下，可以自编自选教材，所以他的看法似有误解。虽对汪先生这部著作评价我们所见有异，可是由鹏海先生引发的“重写音乐史”的讨论，能促使更多有不同历史观点和视角的著述问世，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与他学术上以史料研究为主，甘坐冷板凳的稳健精神相反，鹏海先生晚年在性情上则似乎越来越恣纵放达，不甘寂寞，甚至令人难以相处。我曾眼见或风闻不少他的趣闻轶事：在“上音”，他几近《红楼梦》里的焦大，时不时上院长办公室发表一下他对学校的施政意见，并咒骂一通，以至院领导都躲着他走。一家出版社曾有意出版他的文选，希望他自己筛选出几十万字，他的回答是自己的文章均为精华，无可选择，搞得出版社哭笑不得，文选出版也就此作罢。在一些研讨会上，他会随时打断别人发言，对他所认为的不妥之处发表意见或进行批评，更在2009年中俄音乐研讨会期间举行的汪立三作品音乐会上，当众嚎啕大哭，使得音乐会的演奏差点中断。对于朋友，他一言不合提出“绝交”的也屡见不鲜，连其宏兄他也一度不相往来，倒是彼此相敬的我，同他始终交往如昔。
我也曾揣摩过鹏海先生晚年性情大变的原因。孔子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年老少顾忌言行容易不羁是一个因素，旁人同情暮年之人无意规劝造成的宠溺，致使他日益张狂也是一个因素，但毕竟还有“不逾矩”一说，出身文化人家庭，又知书识礼的鹏海先生，行为处事怎会任何规矩都不顾及？此惑终于在偶尔重阅《世说新语》，再见魏晋时期众多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举止，似有心悟。这是一贯“心忧天下”的他，内心自有难以排遣的沉郁，于率直之下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宣泄而已！尽管他的率直常令人难堪。
在鹏海先生赴美前不久，我刚巧去上海，由他学生孙娟陪同，到他新居拜访，并在就近的淮海路一家餐馆共用了晚餐。与他告别相拥之际，彼此泪眼婆娑，不料就此永诀！
窗外细雨犹如泪水，已去了另一世界的鹏海先生，还会感慨“怎么得了”吗？
{1} 戴鹏海《应该正确审视历史，评估形势——在当代音乐研究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
{2} 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說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戴嘉枋 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高原高峰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我与鹏海先生初次相识于1982年。那年暑期为有关中国歌剧的毕业论文作准备，由陈聆群先生陪同，去当时还在上海歌剧院工作的鹏海先生家拜访。迄今谈话的内容业已遗忘，留下的印象一是身为作曲家的鹏海先生却颇为热衷政事，不高的身影也因激情四溢的议论显得不无伟岸起来；二是他那位于淮海路上一栋老式洋房阁楼上的家，极为狭小逼窄。
之后他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要工作似乎是贺绿汀先生的秘书或助理，并编纂黄自全集，同时兼任歌剧院内部发行的《歌剧舞剧资料汇编》编辑。而我也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教，与他成为了两个部门同处一栋小楼的同事。因我俩同姓，还常被人混淆为一人。
这一时期因对中国歌剧音乐的研究有兴趣，所以我与鹏海先生以及曾在东德留学歌剧导演、此时任研究所所长的焦杰先生常相聚探讨一些相关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由焦先生发起，上海歌剧界十余人参加的聚会，听取此间借调在北京的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张拓通报北京禁演歌剧《卡门》的一些情况。张先生据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这部西方著名歌剧所涉及的走私内容和主人公的放荡行为，大谈了一番禁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话音刚落，鹏海先生就按捺不住跳了起来，激动地挟着烟卷绕着他身边来回走动，就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趋势逐一予以批驳，最后痛心疾首地喊道：“张拓啊，你也是国内最早上演《蝴蝶夫人》的导演，如今对上演一些西方歌剧，怎么思想会如此保守僵化呢？没有对外交流，中国歌剧一味故步自封，怎么得了啊！”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只是张拓先生并未为众人言所动，依然固执己见，聚会不欢而散。而我也初次领略了身为湖南人的鹏海先生，所具有的湖湘文化中强烈的“心忧天下”传统秉性，以及他特有的“怎么得了啊”的口头禅。
1987年5月，在北京音乐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的座谈会上，一些老一辈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音乐界的“泛滥”表示了强烈不满，我的论文《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也在会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之一。之后吕骥先生针对我的论文发表了《音乐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在完全肯定了革命音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音乐发展历史同时，对我的文章作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该年深秋，在江阴召开的“中国当代音乐研讨会”上，到会的吕骥先生于致辞中，又认为80年代以来崛起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是“走错了路”，并预言这两种音乐是“不可能得到很大发展的”。对此，与会的鹏海先生当即发表了不同意见，并提出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观照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历史，目的更是学会“如何正确地审视历史，让人们真正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以免重犯前人的错误”{1}。对于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谈音乐的老前辈，鹏海先生的发言颇有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不凡效应，因而这篇随后刊载于《人民音乐》上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我，在敬佩鹏海先生面对权威，敢于直述己见的铮铮铁骨同时，更有“吾道不孤”的知遇之慨！
1988年底，受刚组建的《中国音乐报》的委托，鹏海先生任该报上海记者站兼职站长，我也忝任兼职记者。这时因他住房紧张，学院在专家楼的底层西北角，给他安排了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办公室。就在这昏暗无窗的小屋里，他与我及经常来上海的《中国音乐报》副总编居其宏先生不时聚在一起神侃神聊，所谈内容既有报纸如何选题、组稿，也不无彼此所看书报及所闻各路消息的心得之类，偶尔也会涉及到一些个人生活感怀。当时办报并无经费，为了节约开支，这小屋也是居副总编来沪的下榻之处。也正是在此期间，鹏海先生、其宏与我逐渐有了深交。
当然，人相交，贵相知；如不相知，贵相敬。就关系而言，其宏与鹏海先生当属无话不谈的相知；而我与鹏海先生，大概因相识之初为求教的学子身份和年龄差距的定位，加之其間我又因女儿尚幼，常急于回家做家务，难以与他们尽兴交流，不过我还是发现了鹏海先生颇具孩子气的一面。这时他由贺老结识了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先生，不时会前去拜访，风闻一些政坛内幕，于是更热衷于谈论政事。谈论往往这样开始，“最近××事情你们知道吗？”他坐在椅子上抱臂吸着烟，带着得意又不无神秘地询问。其宏与我自然回说“不知”。他不会马上回答，而是颠着二郎腿感叹一番“这怎么得了啊”后，接着是沉默。会哄人的其宏明知他在显摆，依然急迫地向他打探，而这时缺乏耐心也无意于此的我，往往就告退回家了。所以除报纸工作外，我与鹏海先生的话题不是太多，仅由我们同样住房紧张的话题，得知他家原栖身的阁楼岳母要收回，他将无处可去，以及夫人与女儿准备去美国等。尽管我和鹏海先生的相交，只到亲而不昵的相敬地步，但鹏海先生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还是不止一次深深地触动了我。1992年，我终因住房困难问题无法解决无奈离开了“上音”，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之前他曾询问是否需要帮我找找贺老？虽我不愿为私事烦劳这位可敬的老人家执意拒绝了，但他的热诚相助之情还是使我感动，以至临别执手之际耳闻鹏海先生“怎么得了啊”的口头禅，令我几近落泪。
其后我在北京工作，与鹏海先生的交往不如过去密切，但只要到上海并时间许可，总会前去探望他，也会在不少相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术活动中与之相遇。那二十余年间，鹏海先生变化极大。令人唏嘘而不无欣慰的是，我目睹了六十多岁之后，夫人与女儿已去美国的他，住所条件终于逐步有所改善：先是在学院旁边的复兴路1350弄，他有了一间底层的寓所，虽南有高楼遮挡，少有阳光。之后在他赴美前不久，承蒙当时学院党委书记张慧琴的关照，在湖南路暂借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供他居住，因近上海交响乐团，方便他在乐团食堂搭伙，一定程度上还免除了做饭之苦。欣慰之余我也有所不安，随着他步入老境，多种疾病开始缠身，一个风烛残年的独身老人无人照料，每每想来总是令人堪忧。我也曾问他，为何不早点到美国去与家人团聚，能相互照应？他的回答是，这里还有许多事情没干完，我去美国能干什么？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这一时期鹏海先生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配合他负责策划的一系列黄自、萧友梅、贺绿汀、丁善德、邓尔敬等音乐家的重大纪念活动，及黄自、贺绿汀、赵元任全集或专集、选集等编集工作。在音乐家年谱的撰述上，他也有不少新的探索。他主编《黄自遗作集》时精心编撰的《黄自年谱》，发表以后就因其严谨、求实的精神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撰述年谱中的代表作当属《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鹏海先生不仅将“年谱长编”这一撰著体例第一次引进到了中国音乐家研究的范畴内，而且它细列了谱主一生所为以及相关的人物和社会关系，更由于容纳了大量的历史背景资料，揭示了其“何以为”的因果关联，故完全可以视作谱主一部翔实、深入的传记。鹏海先生在年谱和众多史料性的研究撰述中，求真务实、钩沉索隐的态度极为令人敬佩。小至某一音乐家何时抵达何地，均本着“孤证不立”的精神，搜索相关文献多方求证，并一一列举到文章中。自然，这样的著述在报刊编辑看来难免显得繁琐累赘，会要求他删减，但他的态度则是宁可不刊发也一字不动。
鹏海先生学术上的又一贡献是本世纪初，以其《“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2}一文，明确提出了“重写音乐史”的呼吁，并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在一次相聚时，他曾谈及该文的撰述一是对于汪毓和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遗漏了不少诸如李抱忱等他认为重要的音乐家以及著述所呈现的左倾政治观点有所不满；二是“如今它是各个院校指定的通用教材，成为了范本和导向，这怎么得了啊！”。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看法：我认为他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且意义重大，只是对汪著的评价我与他略有不同。一部史著总会有主线，汪著主线是音乐创作，以指挥家为主的李抱忱在音乐创作上影响不是太大，不提也未尝不可。对于其所持的历史观点，我也不尽同意，不过这是他的自主选择，应当尊重。至于范本与导向问题，从80年代起，教育部已明文规定，高校不再采用统编教材，在一纲多本的前提下，可以自编自选教材，所以他的看法似有误解。虽对汪先生这部著作评价我们所见有异，可是由鹏海先生引发的“重写音乐史”的讨论，能促使更多有不同历史观点和视角的著述问世，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与他学术上以史料研究为主，甘坐冷板凳的稳健精神相反，鹏海先生晚年在性情上则似乎越来越恣纵放达，不甘寂寞，甚至令人难以相处。我曾眼见或风闻不少他的趣闻轶事：在“上音”，他几近《红楼梦》里的焦大，时不时上院长办公室发表一下他对学校的施政意见，并咒骂一通，以至院领导都躲着他走。一家出版社曾有意出版他的文选，希望他自己筛选出几十万字，他的回答是自己的文章均为精华，无可选择，搞得出版社哭笑不得，文选出版也就此作罢。在一些研讨会上，他会随时打断别人发言，对他所认为的不妥之处发表意见或进行批评，更在2009年中俄音乐研讨会期间举行的汪立三作品音乐会上，当众嚎啕大哭，使得音乐会的演奏差点中断。对于朋友，他一言不合提出“绝交”的也屡见不鲜，连其宏兄他也一度不相往来，倒是彼此相敬的我，同他始终交往如昔。
我也曾揣摩过鹏海先生晚年性情大变的原因。孔子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年老少顾忌言行容易不羁是一个因素，旁人同情暮年之人无意规劝造成的宠溺，致使他日益张狂也是一个因素，但毕竟还有“不逾矩”一说，出身文化人家庭，又知书识礼的鹏海先生，行为处事怎会任何规矩都不顾及？此惑终于在偶尔重阅《世说新语》，再见魏晋时期众多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举止，似有心悟。这是一贯“心忧天下”的他，内心自有难以排遣的沉郁，于率直之下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宣泄而已！尽管他的率直常令人难堪。
在鹏海先生赴美前不久，我刚巧去上海，由他学生孙娟陪同，到他新居拜访，并在就近的淮海路一家餐馆共用了晚餐。与他告别相拥之际，彼此泪眼婆娑，不料就此永诀！
窗外细雨犹如泪水，已去了另一世界的鹏海先生，还会感慨“怎么得了”吗？
{1} 戴鹏海《应该正确审视历史，评估形势——在当代音乐研究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
{2} 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說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戴嘉枋 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高原高峰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