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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上自己的名片，在今天的国际国内交往中已经成了一种普遍习惯，不仅领导干部、公务员、工厂企业职工用，连原本种地的农民也都在使用了。这无非是为了方便自我介绍和互相联系。笔者由于工作之便，还曾从伟人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处征集到一张周恩来使用过的名片。那是他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印制的。这张名片不仅极为普通，而且内容也极简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几个字。他对他所担任的其他十几个职务一个都没有提。可每当我端详起这张质朴无华的名片时，总不由想起伟人周恩来与名片的几个小故事，有的还是惊心动魄的呢!
无名片骗过敌人
那还是1928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要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根据组织决定，邓颖超作为“六大”列席代表与其同行。
那可是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啊!
蒋介石为了残杀共产党人，已悬赏30万大洋买周恩来的头颅。而且，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这一年多来，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的伴侣为了不致引起特务、侦探们的注意，还从来没有一起外出过一次。由于他俩早期参加社会活动多，无论是天津、上海还是广州，认识他俩的熟人都很多，这一次联袂外出，自然要加倍小心。
。
出发前，他俩都进行了一番化装，特别是那张准备出国证件上用的照片，照出来后连跟随周恩来多年的黄埔一期学生陈赓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扮成一位古董商大老板，西装革雇，蓄着长长的胡须，飘然若仙；邓颖超身着半新旗袍，也俨然一位阔少妇。夫妻俩按照组织上规定，旁若无人地坐上由日本人经营的上海至大连的客轮头等舱。当时坐得起头等舱的客人都是地位显赫的官员或有钱的阔老，他们即便坐船，也是每天更换一套新衣服，尤其像邓颖超这样的“阔”少妇，更是应该每天必换。可是他俩离开上海前，却因住处被特务侦知，得到内部紧急情报后他俩是立即紧急转移登上轮船的，哪有几套洗换的衣服呢?而且，坐这种客轮又没法呆在舱内不出来，因为每天都得到餐厅就餐。这样，船到青岛，他们就引起了两位操天津口音的旅客的注意。船到大连时，日本的便衣侦探上船盘查。好在周恩来、邓颖超青年时期都演过戏，都能沉着、镇定地应付。但敌人还是有怀疑，又把周恩来一个人带到日本警厅。邓颖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提出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当即厉声呵斥道：“你去干什么?”邓颖超只好忐忑不安地待在舱里等候。
在那稍一疏忽就可能掉脑袋的时刻，周恩来一边从容地随着日本警察走，一边机智地“请”日本警厅官员：“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要大连最好的旅馆。”这看似搪塞应付，实际是故意把自己仍放在敌人眼皮底下：如果是共产党人，他敢这样做吗?在大连日本人的水上警察厅，日本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周恩来早年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对周恩来大声说：“你是周恩来!”周恩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不是周恩来，我姓王，叫王××。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日本警察原以为真是周恩来的话，这一句话就要把他吓住了，没想到周恩来那样镇定，又是那么从容不迫，虽然怀疑，终究无凭无证。无可奈何的日本探员依然不放心，也不甘罢休。周恩来则再次顺水推舟地请日本侦探再为他们代买两张去长春的火车票。再次给日本侦探造成假象：你看，我要是共产党的周恩来，敢让你知道我坐哪趟火车、哪节车厢和哪个座位吗?这样，日本警方就又秘密派了一名探员跟上火车，紧紧监视着他们。周恩来则依然旁若无人的样子，与那位探员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令日本探员无法生疑。
列车快到长春了。日本暗探在与周恩来夫妇谈说间，忽然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恭恭敬敬地递到周恩来面前。当然，那是一张假名片。在日本留学一年多的周恩来忽然想起来，日本社交场合有交换名片的习惯，连忙客客气气地接过来。可是他自己这次是仓促出发，假名片根本来不及印刷，哪有名片与这位不速之客交换呢?但他镇定自若地一边摸着自己西装的胸部小口袋，一边忽然想起来似的：“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就装出要去行李架上拿小提箱的样子，但列车正在行进之中，周恩来随着列车的颠簸摇晃，又故意装出踉跄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一见，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周恩来则刚好借梯下台，连忙就此打住。
随着火车汽笛几声长鸣，列车已开进了长春站。他们一齐下了火车，周恩来、邓颖超还很礼貌地与那位日本“朋友”告别。一出车站，周恩来、邓颖超就雇了一辆马车，铃声伴着有节奏的马蹄声飞驰而去。在确认没有敌人跟踪后，他们才机智地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刮掉胡须，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邓颖超也换了服装，又双双赶到火车站，再登上开往吉林的火车，终于甩掉了日本侦探的跟踪。
真名片骗走土匪
那是1937年的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一行22人从延安乘一辆大卡车赶赴西安与国民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
那可是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久洲对笔者口述，他们一行人本来是头天出发，而且中央为他们配备了一个排的护送队伍。可是周恩来临出发前有许多问题还没和毛泽东谈完。为了不至耽搁，就决定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由李克农率领，连同两个班的护送人员，先行乘两辆卡车出发。只留下一辆卡车和一个班的警卫人员随同周恩来然后出发。不料这一重要机密被土匪坐探冯长斗侦知，他立即向土匪头子作了报告。可惜的是，周恩来一行人还完全蒙在鼓里。
第二天，当汽车沿着崎岖的陕北公路行驶了30多公里，到了劳山山上时，汽车前边展现出山险坡陡、草深林密的阴森景象。具有高度警惕的警卫战士们立即手按枪把，个个把眼睛睁得斗大，警视着卡车的前后左右。这时，坐在驾驶室右侧的周恩来正在思考着明天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
“叭——”突然一声脆响。“什么声音?”不知谁问了一句。“是牧羊鞭子声吧?”张云逸的警卫员如是说。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传来了爆豆子似的机枪声。枪声告诉人们，险情发生了!枪声也把思考中的周恩来很快“拉”回到了眼前。他当即冷静地判断出，这里距延安比较近，附近山上还设有我军观察哨，不可能是国民党正规军或其他大规模的反动军队。况且，西安那里商谈国共合作的许多大事正在等待着他呢。所以，当司机回眸问他“怎么办”时，周恩来果断地命令：“冲过去!”
司机一踩油门，卡车像一头怒吼的狮子，头一昂地向前猛冲过去。然而，还没跑20米远，车头就一下栽进土匪事先故意挖出的壕沟里。卡车右轮陷进沟里，左轮上悬。土匪在见到卡车前冲的刹那间，便集中火力，专门射向驾驶室，、致使驾驶员当场牺牲，大卡车象一头累倒了的老黄牛，一动也不能动了。坐在驾驶室中间位置的周 恩来随侍副官、延安卫戍区参谋长陈有才也被子弹击中。周恩来因坐在最右边位置，由于卡车前冲时右轮陷入壕沟，他的身体位置最低，加之他一生遇险无数，听到枪响后早已机智地低首躬身，所以他躲过了土匪们的枪弹，这才幸免于难。
土匪的枪声还在不停地响，周恩来又机智而敏捷地推开右车门，借助车门挡住射来的弹雨，藏蓟卡车的右轮后，并大声对卡车上命令道：“下车，散开，还击!”由于警卫战士们使用的多是短枪，虽个个能百发百中，但却因射距短而无较大的杀伤力。土匪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一步步冲向卡车。这时周恩来、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先后发现这股土匪在出事地点的前、左、后三方都已设伏，唯独右侧的深山密林不见火力和土匪人影。张云逸果断地命令尚未负伤的警卫战士曹鸿都跳下车，掩护周恩来撤往右侧丛林。身负重伤、滞留卡车上的陈有才则主动担起指挥警卫战士打击土匪的重任。面临土匪迎面而来的枪林弹雨，他强撑着身体，顽强地爬到卡车厢里，学着周恩来的口音，还模仿周恩来的动作，大声指挥战斗。土匪都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一齐向他开火。陈有才先后身中六弹，仍强忍着剧痛，挺立在卡车上与土匪周旋，直到他血液流尽，才倒了下去。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一行四人冲进丛林后，行不多远，这才发现右边原来是悬崖峭壁，难怪土匪右边不设伏，因为无路可走。经曹鸿都冒险攀爬登上崖顶，再将各人解下的绑腿带吊下来，才使周恩来等人攀着绑腿带登崖脱险。这时，冲到卡车跟前的土匪们在洗劫卡车的同时，发现陈有才西装革履，英俊潇洒，搜身时又发现其口袋里有一叠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欣喜若狂，以为他们杀掉的就是周恩来，几名丧心病狂的土匪又对着陈有才的遗体连捅了十几刺刀，连压在陈有才遗体下的周恩来的那条苏联生产的毛毯也被捅了十几个窟窿。这股带有政治倾向的土匪们这才心满意足：其时，我中央警卫团由于得到观察哨的电话报告，在黄霖团长率领下飞马而来，土匪们顿时成惊弓之鸟，一哄而散。
直到60年后，刘久洲老人还在他家中对笔者说：“如果不是土匪们看到陈有才身上的那一叠周恩来的名片，而是继续到附近搜索，周副主席当时还难以脱险呢!”1973年，已重病缠身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还对当地干部们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劳山那次。”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去世后，从他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的陈有才照片，照片背后留有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八个字：“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可见周恩来多么的重感情、重义气。
不递名片群众也认识我们
1961年，由于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恶果，全国人民缺吃少穿，生活艰苦，于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中央领导成员要多读书，多到农村去搞一点调查研究。笔者1994年接待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时，她说，在1961年3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周恩来说，“这次调查，我去淮安。”后来他没有照他在会议上的说法回老家淮安，而是去了河北的武安。那可是个艰苦困难的时期。1991年，笔者为筹备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曾在北京西便门外大街见到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同志。他是周恩来在武安调查的陪同人和亲历者。
何老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说，临出发前，我问总理：“要不要把您的名片带上?”总理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农民们目前不仅生活很苦，而且多没见过世面。你递名片给他，那不把他们吓坏了?再说，我们的影像已经常在记录电影和报纸上出现，许多人都已认识我们，名片就不用带了。”
在武安调查期间，周恩来吃公共食堂的草根糊糊，坐在泥砖门槛上和农民谈心，还和贫农张二廷交上了朋友。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伟人周恩来与名片的几个故事。
(责编 孟红)
无名片骗过敌人
那还是1928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要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根据组织决定，邓颖超作为“六大”列席代表与其同行。
那可是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啊!
蒋介石为了残杀共产党人，已悬赏30万大洋买周恩来的头颅。而且，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这一年多来，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的伴侣为了不致引起特务、侦探们的注意，还从来没有一起外出过一次。由于他俩早期参加社会活动多，无论是天津、上海还是广州，认识他俩的熟人都很多，这一次联袂外出，自然要加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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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他俩都进行了一番化装，特别是那张准备出国证件上用的照片，照出来后连跟随周恩来多年的黄埔一期学生陈赓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扮成一位古董商大老板，西装革雇，蓄着长长的胡须，飘然若仙；邓颖超身着半新旗袍，也俨然一位阔少妇。夫妻俩按照组织上规定，旁若无人地坐上由日本人经营的上海至大连的客轮头等舱。当时坐得起头等舱的客人都是地位显赫的官员或有钱的阔老，他们即便坐船，也是每天更换一套新衣服，尤其像邓颖超这样的“阔”少妇，更是应该每天必换。可是他俩离开上海前，却因住处被特务侦知，得到内部紧急情报后他俩是立即紧急转移登上轮船的，哪有几套洗换的衣服呢?而且，坐这种客轮又没法呆在舱内不出来，因为每天都得到餐厅就餐。这样，船到青岛，他们就引起了两位操天津口音的旅客的注意。船到大连时，日本的便衣侦探上船盘查。好在周恩来、邓颖超青年时期都演过戏，都能沉着、镇定地应付。但敌人还是有怀疑，又把周恩来一个人带到日本警厅。邓颖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提出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当即厉声呵斥道：“你去干什么?”邓颖超只好忐忑不安地待在舱里等候。
在那稍一疏忽就可能掉脑袋的时刻，周恩来一边从容地随着日本警察走，一边机智地“请”日本警厅官员：“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要大连最好的旅馆。”这看似搪塞应付，实际是故意把自己仍放在敌人眼皮底下：如果是共产党人，他敢这样做吗?在大连日本人的水上警察厅，日本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周恩来早年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对周恩来大声说：“你是周恩来!”周恩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我不是周恩来，我姓王，叫王××。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日本警察原以为真是周恩来的话，这一句话就要把他吓住了，没想到周恩来那样镇定，又是那么从容不迫，虽然怀疑，终究无凭无证。无可奈何的日本探员依然不放心，也不甘罢休。周恩来则再次顺水推舟地请日本侦探再为他们代买两张去长春的火车票。再次给日本侦探造成假象：你看，我要是共产党的周恩来，敢让你知道我坐哪趟火车、哪节车厢和哪个座位吗?这样，日本警方就又秘密派了一名探员跟上火车，紧紧监视着他们。周恩来则依然旁若无人的样子，与那位探员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令日本探员无法生疑。
列车快到长春了。日本暗探在与周恩来夫妇谈说间，忽然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恭恭敬敬地递到周恩来面前。当然，那是一张假名片。在日本留学一年多的周恩来忽然想起来，日本社交场合有交换名片的习惯，连忙客客气气地接过来。可是他自己这次是仓促出发，假名片根本来不及印刷，哪有名片与这位不速之客交换呢?但他镇定自若地一边摸着自己西装的胸部小口袋，一边忽然想起来似的：“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就装出要去行李架上拿小提箱的样子，但列车正在行进之中，周恩来随着列车的颠簸摇晃，又故意装出踉跄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一见，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周恩来则刚好借梯下台，连忙就此打住。
随着火车汽笛几声长鸣，列车已开进了长春站。他们一齐下了火车，周恩来、邓颖超还很礼貌地与那位日本“朋友”告别。一出车站，周恩来、邓颖超就雇了一辆马车，铃声伴着有节奏的马蹄声飞驰而去。在确认没有敌人跟踪后，他们才机智地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刮掉胡须，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邓颖超也换了服装，又双双赶到火车站，再登上开往吉林的火车，终于甩掉了日本侦探的跟踪。
真名片骗走土匪
那是1937年的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一行22人从延安乘一辆大卡车赶赴西安与国民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
那可是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久洲对笔者口述，他们一行人本来是头天出发，而且中央为他们配备了一个排的护送队伍。可是周恩来临出发前有许多问题还没和毛泽东谈完。为了不至耽搁，就决定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由李克农率领，连同两个班的护送人员，先行乘两辆卡车出发。只留下一辆卡车和一个班的警卫人员随同周恩来然后出发。不料这一重要机密被土匪坐探冯长斗侦知，他立即向土匪头子作了报告。可惜的是，周恩来一行人还完全蒙在鼓里。
第二天，当汽车沿着崎岖的陕北公路行驶了30多公里，到了劳山山上时，汽车前边展现出山险坡陡、草深林密的阴森景象。具有高度警惕的警卫战士们立即手按枪把，个个把眼睛睁得斗大，警视着卡车的前后左右。这时，坐在驾驶室右侧的周恩来正在思考着明天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
“叭——”突然一声脆响。“什么声音?”不知谁问了一句。“是牧羊鞭子声吧?”张云逸的警卫员如是说。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就传来了爆豆子似的机枪声。枪声告诉人们，险情发生了!枪声也把思考中的周恩来很快“拉”回到了眼前。他当即冷静地判断出，这里距延安比较近，附近山上还设有我军观察哨，不可能是国民党正规军或其他大规模的反动军队。况且，西安那里商谈国共合作的许多大事正在等待着他呢。所以，当司机回眸问他“怎么办”时，周恩来果断地命令：“冲过去!”
司机一踩油门，卡车像一头怒吼的狮子，头一昂地向前猛冲过去。然而，还没跑20米远，车头就一下栽进土匪事先故意挖出的壕沟里。卡车右轮陷进沟里，左轮上悬。土匪在见到卡车前冲的刹那间，便集中火力，专门射向驾驶室，、致使驾驶员当场牺牲，大卡车象一头累倒了的老黄牛，一动也不能动了。坐在驾驶室中间位置的周 恩来随侍副官、延安卫戍区参谋长陈有才也被子弹击中。周恩来因坐在最右边位置，由于卡车前冲时右轮陷入壕沟，他的身体位置最低，加之他一生遇险无数，听到枪响后早已机智地低首躬身，所以他躲过了土匪们的枪弹，这才幸免于难。
土匪的枪声还在不停地响，周恩来又机智而敏捷地推开右车门，借助车门挡住射来的弹雨，藏蓟卡车的右轮后，并大声对卡车上命令道：“下车，散开，还击!”由于警卫战士们使用的多是短枪，虽个个能百发百中，但却因射距短而无较大的杀伤力。土匪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一步步冲向卡车。这时周恩来、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先后发现这股土匪在出事地点的前、左、后三方都已设伏，唯独右侧的深山密林不见火力和土匪人影。张云逸果断地命令尚未负伤的警卫战士曹鸿都跳下车，掩护周恩来撤往右侧丛林。身负重伤、滞留卡车上的陈有才则主动担起指挥警卫战士打击土匪的重任。面临土匪迎面而来的枪林弹雨，他强撑着身体，顽强地爬到卡车厢里，学着周恩来的口音，还模仿周恩来的动作，大声指挥战斗。土匪都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一齐向他开火。陈有才先后身中六弹，仍强忍着剧痛，挺立在卡车上与土匪周旋，直到他血液流尽，才倒了下去。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一行四人冲进丛林后，行不多远，这才发现右边原来是悬崖峭壁，难怪土匪右边不设伏，因为无路可走。经曹鸿都冒险攀爬登上崖顶，再将各人解下的绑腿带吊下来，才使周恩来等人攀着绑腿带登崖脱险。这时，冲到卡车跟前的土匪们在洗劫卡车的同时，发现陈有才西装革履，英俊潇洒，搜身时又发现其口袋里有一叠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欣喜若狂，以为他们杀掉的就是周恩来，几名丧心病狂的土匪又对着陈有才的遗体连捅了十几刺刀，连压在陈有才遗体下的周恩来的那条苏联生产的毛毯也被捅了十几个窟窿。这股带有政治倾向的土匪们这才心满意足：其时，我中央警卫团由于得到观察哨的电话报告，在黄霖团长率领下飞马而来，土匪们顿时成惊弓之鸟，一哄而散。
直到60年后，刘久洲老人还在他家中对笔者说：“如果不是土匪们看到陈有才身上的那一叠周恩来的名片，而是继续到附近搜索，周副主席当时还难以脱险呢!”1973年，已重病缠身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延安，还对当地干部们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劳山那次。”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去世后，从他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的陈有才照片，照片背后留有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八个字：“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可见周恩来多么的重感情、重义气。
不递名片群众也认识我们
1961年，由于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恶果，全国人民缺吃少穿，生活艰苦，于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中央领导成员要多读书，多到农村去搞一点调查研究。笔者1994年接待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时，她说，在1961年3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周恩来说，“这次调查，我去淮安。”后来他没有照他在会议上的说法回老家淮安，而是去了河北的武安。那可是个艰苦困难的时期。1991年，笔者为筹备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曾在北京西便门外大街见到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同志。他是周恩来在武安调查的陪同人和亲历者。
何老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说，临出发前，我问总理：“要不要把您的名片带上?”总理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农民们目前不仅生活很苦，而且多没见过世面。你递名片给他，那不把他们吓坏了?再说，我们的影像已经常在记录电影和报纸上出现，许多人都已认识我们，名片就不用带了。”
在武安调查期间，周恩来吃公共食堂的草根糊糊，坐在泥砖门槛上和农民谈心，还和贫农张二廷交上了朋友。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伟人周恩来与名片的几个故事。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