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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国是诏，明定国是诏，上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61—03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德宗皇帝颁布“上谕”，开始了戊戌变法。但此“上谕”在教材中的表述中却出现了差异。
高中人教版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在“戊戌变法”一节中说：“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这里将“上谕”表述为《定国是诏》，并加了书名号，就让教材使用者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
从目前高校历史专业常用的教材来看，陈旭麓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这样介绍相关内容：“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如是称：“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百日维新’开始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上谕是诏书的一种。梁启超曾解释说：“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那么，无论是叫上谕还是诏书，并不矛盾。问题是叫《定国是诏》，还是“明定国是”诏?抑或其他?怎么表述才准确呢?需要考证方可定论。
二、诏书：从无名到有名
据《清实录》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乙巳日，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诏书原文如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乇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探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抄录了此谕的全文，他是从邸报上得到的。除个别字不同外(如《清实录》中的“著”，在《戊戌政变记》中作“着”；《清实录》中“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在《戊戌政变记》中缺“官”字，等等)，其余内容基本相同。梁氏还在谕旨后详加按语，高度评价了谕旨的意义。此诏的目的是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讬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以变法为号令的宗旨，在中学为本的基础上，吸收西学精华，著为国是，以定众向。以上述梁启超对诏书的解释，这份诏书属于“明谕”，也就是公开的。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份诏书本无名称，为何在后来的著述中被命名为《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呢?
其实，此诏书未颁之前，康有为、徐致靖等人的奏疏中已多次采用“定国是”“明定国是”等语。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在一个条陈中，明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翌日，再上《统筹全局折》(又称“应诏统筹全局折”或“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为国势危迫，分割洊至，请及时变法，定国是而筹大计”。
是年四月，康有为再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陈述了甲午战后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几不国矣”，并引证中外历史上的著名君王，如滕文公、赵武灵王、魏文帝、俄国彼得大帝等，“不惑群言”，故能自强，请求光绪帝变法，且要“明定国是”和“明诏天下”。在此折中，多次出现“明定国是”“决定国是”“以定国是”之语。
同年，徐致靖也曾上《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仿效日本等国变法，明定国是，否则“国是莫定，进退失据，坐误事机”。据汤志钧先生的研究：“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也疑是康有为草拟，而经徐致靖修润的。”并认为此疏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所陈，具体时间，不得其详。
康、徐等人请求“明定国是”的史实，其他文献也有记载。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曰：“恭亲王适薨，翁同和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翁同和的日记《翁文恭公日记》亦云：“二十日(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引者)，阴。……徐致靖，外患已深，国是未定。略如杨御史之说。”又言：“二十三日……日是，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事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显然，光绪帝的上谕，明确提及“国是不定”“明白宣示”等，是吸收了康、杨等人的奏疏内容。这也是后人为何称此谕为“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的原因。
徐致靖在此上谕颁布两天后，即四月二十五日，便上《保荐人才折》：“奏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明诏一下，海内忠义之士，翘首拭目以观新政。”这里提到的“国是既定”“明诏一下”，是指代光绪的诏书，隐然可见“定国是之诏”的称谓。
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被任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是年五月一日，上疏言事云：“皇上审时变法，发愤图存，特下诏书，明定国是。”其疏中还多次提及“以定国是”“国是既定”之语。另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称：“(四月)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这些都是诏书名称由来铺垫。
后来，梁启超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国是之诏”或“定国是之诏”，如《戊戌政变记》多次云及“下诏定国是”，“时国是之诏既下，维新之议已决”；《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在《谭嗣同传》中又称：“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 征。”
经康、梁等人著述的影响，“定国是之诏”“明定国是之诏”广为传播。所以黄鸿寿在民国版《清史纪事本末》中谓：“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诏定国是，宣示中外。”又云：“御史杨深秀、侍读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帝乃赴颐和园白太后召军机全堂，于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中外。”吴玉章先生亦回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变法，这样就开始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在近现代史的教材中，有“定国是诏”“明定国是诏”等说法，也是顺理成章。
三、结论
通过上述考查，光绪帝的上谕或诏书本无名称，但应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多次条陈“明定国是”的要求，诏书中明白提及“国是不定”“明白宣示”等语，所以颁布后立即引起朝野的关注，随后徐致靖说：“明诏一下”，且“国是既定”。康有为称其为“明定国是之谕”，梁启超亦称其为“定国是之诏”和“国是之诏”。此诏书遂完成了由无名到有名的过程。
此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到此迎刃而解。从史料的记载看，说“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都没错。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中用《定国是诏》的表述，严格地讲也没错。但是鉴于此表述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建议用“定国是之诏”或“明定国是之诏”或“定国是之上谕”，这样就不会有误解了。
[作者简介]苟德仪，男，1979年生，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法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4]清卖录(第57册)[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5]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汤志钧，徐致靖与戊戍变法——读《戊戌变法侧记》[J]，学术月刊，1986(5)。
[8]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1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61—03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德宗皇帝颁布“上谕”，开始了戊戌变法。但此“上谕”在教材中的表述中却出现了差异。
高中人教版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在“戊戌变法”一节中说：“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这里将“上谕”表述为《定国是诏》，并加了书名号，就让教材使用者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
从目前高校历史专业常用的教材来看，陈旭麓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这样介绍相关内容：“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如是称：“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百日维新’开始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上谕是诏书的一种。梁启超曾解释说：“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那么，无论是叫上谕还是诏书，并不矛盾。问题是叫《定国是诏》，还是“明定国是”诏?抑或其他?怎么表述才准确呢?需要考证方可定论。
二、诏书：从无名到有名
据《清实录》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乙巳日，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诏书原文如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乇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探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抄录了此谕的全文，他是从邸报上得到的。除个别字不同外(如《清实录》中的“著”，在《戊戌政变记》中作“着”；《清实录》中“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在《戊戌政变记》中缺“官”字，等等)，其余内容基本相同。梁氏还在谕旨后详加按语，高度评价了谕旨的意义。此诏的目的是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讬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以变法为号令的宗旨，在中学为本的基础上，吸收西学精华，著为国是，以定众向。以上述梁启超对诏书的解释，这份诏书属于“明谕”，也就是公开的。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份诏书本无名称，为何在后来的著述中被命名为《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呢?
其实，此诏书未颁之前，康有为、徐致靖等人的奏疏中已多次采用“定国是”“明定国是”等语。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在一个条陈中，明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翌日，再上《统筹全局折》(又称“应诏统筹全局折”或“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为国势危迫，分割洊至，请及时变法，定国是而筹大计”。
是年四月，康有为再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陈述了甲午战后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几不国矣”，并引证中外历史上的著名君王，如滕文公、赵武灵王、魏文帝、俄国彼得大帝等，“不惑群言”，故能自强，请求光绪帝变法，且要“明定国是”和“明诏天下”。在此折中，多次出现“明定国是”“决定国是”“以定国是”之语。
同年，徐致靖也曾上《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仿效日本等国变法，明定国是，否则“国是莫定，进退失据，坐误事机”。据汤志钧先生的研究：“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也疑是康有为草拟，而经徐致靖修润的。”并认为此疏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所陈，具体时间，不得其详。
康、徐等人请求“明定国是”的史实，其他文献也有记载。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曰：“恭亲王适薨，翁同和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翁同和的日记《翁文恭公日记》亦云：“二十日(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引者)，阴。……徐致靖，外患已深，国是未定。略如杨御史之说。”又言：“二十三日……日是，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事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显然，光绪帝的上谕，明确提及“国是不定”“明白宣示”等，是吸收了康、杨等人的奏疏内容。这也是后人为何称此谕为“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的原因。
徐致靖在此上谕颁布两天后，即四月二十五日，便上《保荐人才折》：“奏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伏读本月二十三日上谕，以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外察时局，内审国势，斥守旧迂谬之见，求通经济变之才；此诚穷变通久之大经，转弱为强之左券。明诏一下，海内忠义之士，翘首拭目以观新政。”这里提到的“国是既定”“明诏一下”，是指代光绪的诏书，隐然可见“定国是之诏”的称谓。
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被任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是年五月一日，上疏言事云：“皇上审时变法，发愤图存，特下诏书，明定国是。”其疏中还多次提及“以定国是”“国是既定”之语。另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称：“(四月)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这些都是诏书名称由来铺垫。
后来，梁启超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国是之诏”或“定国是之诏”，如《戊戌政变记》多次云及“下诏定国是”，“时国是之诏既下，维新之议已决”；《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在《谭嗣同传》中又称：“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 征。”
经康、梁等人著述的影响，“定国是之诏”“明定国是之诏”广为传播。所以黄鸿寿在民国版《清史纪事本末》中谓：“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诏定国是，宣示中外。”又云：“御史杨深秀、侍读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帝乃赴颐和园白太后召军机全堂，于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中外。”吴玉章先生亦回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变法，这样就开始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在近现代史的教材中，有“定国是诏”“明定国是诏”等说法，也是顺理成章。
三、结论
通过上述考查，光绪帝的上谕或诏书本无名称，但应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多次条陈“明定国是”的要求，诏书中明白提及“国是不定”“明白宣示”等语，所以颁布后立即引起朝野的关注，随后徐致靖说：“明诏一下”，且“国是既定”。康有为称其为“明定国是之谕”，梁启超亦称其为“定国是之诏”和“国是之诏”。此诏书遂完成了由无名到有名的过程。
此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到此迎刃而解。从史料的记载看，说“定国是诏”或“明定国是诏”都没错。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中用《定国是诏》的表述，严格地讲也没错。但是鉴于此表述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建议用“定国是之诏”或“明定国是之诏”或“定国是之上谕”，这样就不会有误解了。
[作者简介]苟德仪，男，1979年生，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法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4]清卖录(第57册)[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5]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汤志钧，徐致靖与戊戍变法——读《戊戌变法侧记》[J]，学术月刊，1986(5)。
[8]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1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