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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坚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形成了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风格。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阐述的文化理论注重民众、追求民主的历史进步观，是对中国专制文化思维的突破；根据地文化艺术运动表现出的民主文化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凸显的民主文化观，概括起来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弘扬全民族抗战主旋律，提倡文艺形式多样化。
[关键词]演抗日根据地，文化，民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43-05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实践，是由历史发展中具体的形态构成。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论述文化思想时，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随着文化建设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有人提出应该在文化的内涵中再补充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民主的文化。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里历来有民主的内涵，而且还在多重层面上表达了这一重要的文化理念。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和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其中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以及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立。
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凸显的民主文化观，集中表现为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阐述的文化理论注重民众、追求民主的历史进步观，是对中国专制文化思维的突破；根据地文化艺术运动表现出的民主文化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概括起来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提倡文艺形式多样化。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面临重大转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上，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通过团结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民众，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民族精神，使文化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
1940年初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文化盛会。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讲演，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基本特征以及发展方向，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所做的归纳，把握了文化与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实质关系，这是他在新文化理论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指出：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①
同一时期，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后经修改补充于同年2月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著名论断。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开始和结束时发表了讲话，后将两次讲话合并为一篇定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最后的结论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蕴涵着丰富的民主文化价值观，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注重民众、追求民主的历史进步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最注重的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它既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臣等级观，又表达了注重民众的历史进步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盛开的民主花朵。
第一，坚持人民主体的核心价值观。
中西方思想史中，“以人为本”的主张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古希腊时期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到近代，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后来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学说。人类社会始终都在执著于人本主义的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解决了“为什么人”这样一个价值观念的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主的”，就是针对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特质。在古代文化艺术中看不到多少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看不到民主的文明，更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身影，更多的是破败不堪的中国平民的生活。中国社会漫长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人满足需要的条件远不如西方，落后的生产和严酷的专制加上吃人礼教使得人们身心备受煎熬，而“整体主义”特质的文化，压抑了中国社会“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扭曲了人的心理和人性，如近代思想家梁漱溟指出：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纯粹的民族文化，鸦片战争的炮声给沉睡的中国送来资本主义经济，也送来了西方文明。自那时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动摇着中国专制文化的基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张闻天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主的： 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④
毛泽东也指出这种文化：
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⑤
文化艺术究竟是为什么人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把文艺看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根据地的文艺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⑥
他倡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①
第二，坚持文化的大众方向。
由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安身立命的思想等等在人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迷信思想在中国的流行有着肥沃的土壤，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又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因为人民的愚昧有利于维持专制主义。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自动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获得个性的解放，懂得人的尊严。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毛泽东指出：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②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大众方向。“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且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因此，文化工作者要接近民众。民众是革命文化的丰富源泉：
（这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③……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
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⑤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就必须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从他们中间吸取营养，以便反映他们的状况、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进行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本身尤其要解决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立足点：
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⑥
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对党的其他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
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也使中国文化面临重要转型，抗日文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主要看它是否适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社会背景，是否反映了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是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文化艺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再是瞻仰的神坛祭品，而是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文化观，不仅要有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思想，还要体现在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在民众中进行的，有民众参与的过程，这里面充满了大众性、互动性和平等性等民主因素，它意味着社会民众相互引导和提升文化水准以及精神品格，更好地推动全民族抗日文化的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根据地文化的构建能否出现团结抗日的实质性结果，符合抗战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能否被有效铸造，与根据地民众的普遍参与的实践活动关系重大。
第一，创作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文艺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文艺，表现了文艺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特色。它为以后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如太岳区二十二个县，就有秧歌队两千二百多个，剧团七百多个。延安和各根据地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奔赴前线，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和过去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关键要落实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坚持面向大众搞好文艺创作。人民群众是社会文艺的服务对象，也是文艺作品的表现主体。毛泽东指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号召：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①
文学艺术领域，通过一大批理论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规定了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创造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屈原》等名篇佳作。随着新的题材主题的出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其中，有许多作品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新的一代农民的成长。他（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作家笔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是比较好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可信可亲。如剧本《刘巧团圆》就有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蓝本：1946年初春的一天，中央党校第六部派来祁水堂同志，邀请韩起祥去说书。在党校说书期间，一位刚从陇东回党校的同志，向起祥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甘肃庆阳地区有个女娃叫冯棒，她自幼订婚许配给张左，冯棒的父亲见钱眼开，他用欺骗的手段把亲生女儿卖给了四十八岁的老财主，等冯棒发现被骗并愿意和张左结婚时，张左的父亲就带领众乡亲把冯棒抢了出来，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司法部门处罚了卖婚者，成全了冯棒与张左这对青年的婚事。②
毛泽东对于文艺作品中劳动人民是否作为主人公来加以表现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在旧戏剧改革上，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个戏改变了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状况，在戏剧舞台上恢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开创了戏剧舞台的新局面。
第二，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新的人民文艺还表现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等方面，与自己民族、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等，这就为作家创造新鲜活泼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比如延安掀起了一个“新秧歌运动”，陆续涌现出大批的小秧歌剧，小秧歌剧被称为新创的艺术形式，多是使用“二人场子”的传统形式。鲁艺创作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夫妻识字》等供场地围观的小秧歌剧，一男一女的传统对唱形式，符合当时民间的娱乐化审美需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吸收了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风格。小说方面，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他的小说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同时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他的小说语言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具有口语化的鲜明特点，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
尤其是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是这个时期歌剧创作的优秀代表作，为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白毛女》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出了农民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并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和吸收了西洋话剧、歌剧的经验，表现出新颖的、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因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为新歌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斗争、要活下去的坚强意志。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受剥削和压迫的底层人物， 一旦获得了解放，他们的智能、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作品中塑造的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
总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建设形成了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这也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之一。
【作者简介】周淑文，女，1962年生，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文化专业课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公共课教学。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演抗日根据地，文化，民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8-0043-05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实践，是由历史发展中具体的形态构成。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论述文化思想时，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随着文化建设重要性越来越显著，有人提出应该在文化的内涵中再补充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民主的文化。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里历来有民主的内涵，而且还在多重层面上表达了这一重要的文化理念。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和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其中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以及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相对立。
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凸显的民主文化观，集中表现为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阐述的文化理论注重民众、追求民主的历史进步观，是对中国专制文化思维的突破；根据地文化艺术运动表现出的民主文化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民主文化的价值取向。概括起来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提倡文艺形式多样化。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面临重大转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上，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通过团结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民众，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推进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思想、民族精神，使文化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
1940年初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文化盛会。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讲演，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基本特征以及发展方向，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所做的归纳，把握了文化与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实质关系，这是他在新文化理论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指出：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①
同一时期，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后经修改补充于同年2月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著名论断。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开始和结束时发表了讲话，后将两次讲话合并为一篇定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最后的结论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蕴涵着丰富的民主文化价值观，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注重民众、追求民主的历史进步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最注重的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它既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臣等级观，又表达了注重民众的历史进步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盛开的民主花朵。
第一，坚持人民主体的核心价值观。
中西方思想史中，“以人为本”的主张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古希腊时期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到近代，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后来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学说。人类社会始终都在执著于人本主义的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解决了“为什么人”这样一个价值观念的首要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主的”，就是针对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特质。在古代文化艺术中看不到多少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看不到民主的文明，更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身影，更多的是破败不堪的中国平民的生活。中国社会漫长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人满足需要的条件远不如西方，落后的生产和严酷的专制加上吃人礼教使得人们身心备受煎熬，而“整体主义”特质的文化，压抑了中国社会“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扭曲了人的心理和人性，如近代思想家梁漱溟指出：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纯粹的民族文化，鸦片战争的炮声给沉睡的中国送来资本主义经济，也送来了西方文明。自那时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动摇着中国专制文化的基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张闻天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主的： 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④
毛泽东也指出这种文化：
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⑤
文化艺术究竟是为什么人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把文艺看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根据地的文艺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⑥
他倡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①
第二，坚持文化的大众方向。
由于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安身立命的思想等等在人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迷信思想在中国的流行有着肥沃的土壤，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又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因为人民的愚昧有利于维持专制主义。因此，必须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才能启发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自动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获得个性的解放，懂得人的尊严。这里所说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毛泽东指出：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②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大众方向。“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且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因此，文化工作者要接近民众。民众是革命文化的丰富源泉：
（这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③……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
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⑤
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就必须与他们接近，了解他们，从他们中间吸取营养，以便反映他们的状况、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进行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新的文化工作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化工作者本身尤其要解决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立足点：
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⑥
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对党的其他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
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也使中国文化面临重要转型，抗日文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主要看它是否适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社会背景，是否反映了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是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文化艺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再是瞻仰的神坛祭品，而是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文化观，不仅要有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思想，还要体现在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在民众中进行的，有民众参与的过程，这里面充满了大众性、互动性和平等性等民主因素，它意味着社会民众相互引导和提升文化水准以及精神品格，更好地推动全民族抗日文化的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根据地文化的构建能否出现团结抗日的实质性结果，符合抗战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能否被有效铸造，与根据地民众的普遍参与的实践活动关系重大。
第一，创作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文艺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文艺，表现了文艺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特色。它为以后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如太岳区二十二个县，就有秧歌队两千二百多个，剧团七百多个。延安和各根据地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奔赴前线，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和过去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关键要落实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坚持面向大众搞好文艺创作。人民群众是社会文艺的服务对象，也是文艺作品的表现主体。毛泽东指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号召：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①
文学艺术领域，通过一大批理论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规定了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创造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屈原》等名篇佳作。随着新的题材主题的出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其中，有许多作品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新的一代农民的成长。他（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作家笔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是比较好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可信可亲。如剧本《刘巧团圆》就有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蓝本：1946年初春的一天，中央党校第六部派来祁水堂同志，邀请韩起祥去说书。在党校说书期间，一位刚从陇东回党校的同志，向起祥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甘肃庆阳地区有个女娃叫冯棒，她自幼订婚许配给张左，冯棒的父亲见钱眼开，他用欺骗的手段把亲生女儿卖给了四十八岁的老财主，等冯棒发现被骗并愿意和张左结婚时，张左的父亲就带领众乡亲把冯棒抢了出来，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司法部门处罚了卖婚者，成全了冯棒与张左这对青年的婚事。②
毛泽东对于文艺作品中劳动人民是否作为主人公来加以表现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在旧戏剧改革上，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个戏改变了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的状况，在戏剧舞台上恢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开创了戏剧舞台的新局面。
第二，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新的人民文艺还表现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等方面，与自己民族、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像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等，这就为作家创造新鲜活泼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比如延安掀起了一个“新秧歌运动”，陆续涌现出大批的小秧歌剧，小秧歌剧被称为新创的艺术形式，多是使用“二人场子”的传统形式。鲁艺创作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夫妻识字》等供场地围观的小秧歌剧，一男一女的传统对唱形式，符合当时民间的娱乐化审美需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吸收了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风格。小说方面，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他的小说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同时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他的小说语言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具有口语化的鲜明特点，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
尤其是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是这个时期歌剧创作的优秀代表作，为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白毛女》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出了农民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并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和吸收了西洋话剧、歌剧的经验，表现出新颖的、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因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为新歌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斗争、要活下去的坚强意志。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受剥削和压迫的底层人物， 一旦获得了解放，他们的智能、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作品中塑造的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
总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建设形成了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这也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之一。
【作者简介】周淑文，女，1962年生，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文化专业课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公共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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