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研究”学术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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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3日,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清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清代文学研究”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本次工作坊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寅教授、陈志扬教授共同召集,共有十二位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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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和文学历史观上重视进步性,曾是近代以来一种优良学术传统,但一段时间以来,在错误思潮等复杂因素影响下,这种进步史观有所弱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已有累积性大发展基础上,反思以往研究不足,全面认识生产力和文学进步大势及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对抗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社会和文学进步史观,恢复并发扬重视进步性的优良传统,以推动社会文化进步赋能文学史研究,将使古代文学研究焕发出新活力。
总结和反思20世纪以来新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需要重点借鉴文学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中国文学史模型:从先秦文学的“东—西”轴线运动,中经秦汉—南朝与隋唐—南宋文学的两次“西北—东南”对角线运动,最后归结于元明清文学“南—北”轴线运动,由此一横一纵轴线贯穿两条“西北—东南”对角线的运动方向与节律,一同展示了中国文学版图的总体格局与演变趋势,也由此画出了中国文学史模型重构与探索的路线图。我们借此可以尝试重新发现、复原囿于线性思维而导致流失与萎缩的文学史资源、能量与生态,重
顾际盛与柳桥居士合著的《鸳鸯镜传奇》,是一部道光时期京剧新兴之际的文人皮黄剧作。《鸳鸯镜传奇》的情节设置和审美表达,剧本体制和形态,都带有学习模仿京剧舞台演出实际情形的鲜明特征,体现了作者遵循剧种文化特色和舞台艺术特征进行创作的理念,我们称之为“拟台本”创作观。这种创作观,不仅使得该剧反映了早期京剧文学(舞台)形态从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对人们认识戏曲文体嬗变以及戏曲创作规律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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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西游”故事经历了漫长的累积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皆在变动之中。除《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等为大家所熟悉的文本而外,成书于宋元间的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意外发现,又为“西游”故事平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蜕变印痕,三藏法师最终证果宾头卢尊者即是显著一例。围绕宾头卢尊者这一特殊身份深入开掘,可为我们理解从玄奘到三藏,从凡夫求法到神佛谪降的演变提供特殊途径。玄奘这一历史人物原型,因其传奇经历、(罗汉)信仰,在民间记忆中被逐步改造、整合、神(圣)化,完美地嵌入神
中国古代诗歌经过了一个由古典向近代转化的历史过程。徐渭是明代中晚期最具纯粹文学艺术家气质和最富独创性的诗人和书画家之一,他的诗作偏爱描写世俗化甚至丑陋的事物,消解神圣化主题,诗歌意象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突破古典诗歌的自足性、封闭性结构,语言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已具有一系列非古典或曰近代性特征。用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徐渭诗歌,难免隔靴搔痒。但徐渭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古典诗歌强大传统的影响,因此他的诗作呈现出古典诗歌和近代诗歌艺术特征交织杂糅的状态,成为分析古今诗歌演变轨迹的一个典型样本。
中国诗学主体精神创新建构的原点问题是:一、创新阐释“开山的纲领”,在先秦与秦汉的大历史视域下,聚焦个性怀抱与公共关怀相互生成的机制问题,思考艺术自由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个性主体的公共关怀精神;二、申论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探究程朱之阐释理路而引入孔子“尧舜其犹病诸”之批评理性,剖析苏轼“高风绝尘”之说而发掘陶渊明之典型意义,提炼农耕文明和耕读文化交织而成的田园诗情画意,以阐发“诗意栖居”之当代范式;三、推敲关乎“众妙之门”的先哲言说,通过发掘《老子》命名言说之主体智慧,确认以终极探索的深邃眼光发现生活真实之美
2019年3月9—10日,“中日周秦汉唐文学学术的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周秦汉唐读书会在日本九州大学伊都校区中央图书馆举行。此次会议同时作为第三届唐宋八大家讨论会(东英寿教授主持)、第303届文艺座谈会的联合会议,由周秦汉唐读书会与九州大学主办、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与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共同承办。九州大学静永健教授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刘跃进研究员发表基调演讲,大阪大学教授、日本宋代文学学会会长浅见洋二发表特别演讲。
“险”范畴在南朝文论中屡屡出现,多属贬义,用来形容鲍照一派的诗风。吴均是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因此也遭受了“险”的批评。然其遭受批评的诗句“雁足印黄沙”在后世看来并不“险”,沈约的险句“山樱发欲然”更成为汉文化圈内的体物典范。究其原因,是当时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主张在传统文学的规矩内圆转流美,拒斥尖新的用语和自由的想象,以“险”的对立面“圆”为纲领;而鲍照诗风则相反,所以尽管他们的才能受到肯定,诗法在齐梁却始终被质疑。险、圆、奇、正这一组诗学观念从南朝至唐代的展开证明,文学没有绝对的“险”与“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