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诗学主体精神的创新建构——从元典阐释与原点问题出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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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主体精神创新建构的原点问题是:一、创新阐释“开山的纲领”,在先秦与秦汉的大历史视域下,聚焦个性怀抱与公共关怀相互生成的机制问题,思考艺术自由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个性主体的公共关怀精神;二、申论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探究程朱之阐释理路而引入孔子“尧舜其犹病诸”之批评理性,剖析苏轼“高风绝尘”之说而发掘陶渊明之典型意义,提炼农耕文明和耕读文化交织而成的田园诗情画意,以阐发“诗意栖居”之当代范式;三、推敲关乎“众妙之门”的先哲言说,通过发掘《老子》命名言说之主体智慧,确认以终极探索的深邃眼光发现生活真实之美的言说原则,从而确立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中国言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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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留存师友文字的初衷,陈衍编选了《石遗室师友诗录》。经李拔可建议,在此基础上增益成《近代诗钞》。民国十二年(1923),商务印书馆出版《近代诗钞》,二十四册,不分卷。《石遗室诗话》中所录的诗作,多数都选入其中,体现了诗话与选本的内在统一。《近代诗钞》沿袭《石遗室师友诗录》的体例,所选诗人诗作几可呈现光宣诗坛之全貌。然因编选时间的仓促以及陈衍个人原因,难免粗疏,颇有声气标榜之议。《近代诗钞》出版之后,陈衍一直都在续补,且已成书,拟交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惜未能刊行。
锺惺申明“以文士之笔代僧家之舌”的评点思想,把《楞严经》视作文章文本,撰写《楞严经如说》一书,系统而具体地评点《楞严经》括题、起结、举一例余等文理特色。锺惺评点佛经文理是其“有物有则”的文章观念、舍禅学而兴义学的佛学思想、晚明文法评点的时代风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楞严经如说》不仅更新了我们对锺惺评点成果及晚明评点学边界的认知,还显示出晚明佛学与文学的关系从单向输出转入双向互动的新阶段。
《西游记》中“猪八戒义激猴王”的回目是清人的擅改;明代版本正文均作“义释”,但仍为校刊者的修改。据明本目录及插图图题可确定其原文当作“义识”。此处字句的不同其实指向的是《西游记》校刊者对情节意义呈现的判断。将情节与字句比照,会发现“义释”不通;“义激”似乎是对猪八戒使用激将法的概括,却并不妥当;而“义识”为“因义而识”的意思,与作品情节逻辑吻合。“义激”与“义识”二词的择用,在深层意义上体现出对孙悟空回归取经队伍心理动因的认知。如果将此异文放回小说史语境,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西游记》校刊者希望以《三国志演义
在社会和文学历史观上重视进步性,曾是近代以来一种优良学术传统,但一段时间以来,在错误思潮等复杂因素影响下,这种进步史观有所弱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已有累积性大发展基础上,反思以往研究不足,全面认识生产力和文学进步大势及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对抗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社会和文学进步史观,恢复并发扬重视进步性的优良传统,以推动社会文化进步赋能文学史研究,将使古代文学研究焕发出新活力。
总结和反思20世纪以来新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需要重点借鉴文学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中国文学史模型:从先秦文学的“东—西”轴线运动,中经秦汉—南朝与隋唐—南宋文学的两次“西北—东南”对角线运动,最后归结于元明清文学“南—北”轴线运动,由此一横一纵轴线贯穿两条“西北—东南”对角线的运动方向与节律,一同展示了中国文学版图的总体格局与演变趋势,也由此画出了中国文学史模型重构与探索的路线图。我们借此可以尝试重新发现、复原囿于线性思维而导致流失与萎缩的文学史资源、能量与生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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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西游”故事经历了漫长的累积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皆在变动之中。除《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等为大家所熟悉的文本而外,成书于宋元间的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意外发现,又为“西游”故事平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蜕变印痕,三藏法师最终证果宾头卢尊者即是显著一例。围绕宾头卢尊者这一特殊身份深入开掘,可为我们理解从玄奘到三藏,从凡夫求法到神佛谪降的演变提供特殊途径。玄奘这一历史人物原型,因其传奇经历、(罗汉)信仰,在民间记忆中被逐步改造、整合、神(圣)化,完美地嵌入神
中国古代诗歌经过了一个由古典向近代转化的历史过程。徐渭是明代中晚期最具纯粹文学艺术家气质和最富独创性的诗人和书画家之一,他的诗作偏爱描写世俗化甚至丑陋的事物,消解神圣化主题,诗歌意象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突破古典诗歌的自足性、封闭性结构,语言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已具有一系列非古典或曰近代性特征。用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徐渭诗歌,难免隔靴搔痒。但徐渭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古典诗歌强大传统的影响,因此他的诗作呈现出古典诗歌和近代诗歌艺术特征交织杂糅的状态,成为分析古今诗歌演变轨迹的一个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