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影圈里的人总说奥斯卡奖保守，也许真是这样——连续几年，最佳影片这个重头奖项都没有颁发给偏重技术或富于变革的影片，如近年来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社交网络》《盗梦空间》等，而是青睐历史题材或传记影片。2014年第八十六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描写黑奴历史的《为奴十二年》击败其它对手，获得最佳影片等大奖，又一次宣告了历史题材的胜利。
其实，与其说奥斯卡钟爱历史片，不如说历史片本身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魅力。300多年的美国史与一些千年古国相比虽短，却也不乏战争与英雄、阴谋与人性。导演们或挖掘美国历史的“黑暗”记忆，或缅怀战争的伤痛，或直击被掩盖的史实。他们在银幕上所“重现”的美国历史，引人思考。
麦奎因，直面残酷
《为奴十二年》的导演史蒂夫·麦奎因（下文称麦奎因）是奥斯卡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黑人导演。对他来说，拍《为奴十二年》这样一部关于黑奴史的电影，是从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的，“是自小就压在胸口和后背的重量”。
麦奎因1969年出生在伦敦附近的伊林，他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西印度群岛搬到伦敦的黑人移民。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黑人尚且要为平等、人权而抗争，在更为保守的伦敦，黑人所受的歧视可想而知。
13岁时，学校分班，麦奎因没有被分到普通班，而是进了为那些以后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准备的特别班。“我极度憎恨那种不平等，这让我非常伤心。”当时的伤痛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成年后麦奎因非常不喜欢讨论学校岁月。
虽然进入特殊班可能预示着人生前途渺茫，但幸好麦奎因从小就爱画画。这个爱好拯救了他。高中毕业，麦奎因考入伦敦大学金史密斯艺术学院，在这期间，他对艺术的热爱跨界至电影，并决定将影像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开端。至于迷上电影的理由则很简单——他当时的女友是个超级影迷，“她带我去看艺术电影。那时候，追女孩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看电影。”
大学毕业没多久，麦奎因就在国际艺坛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关注。1993年的《熊》是他第一部重要的录像作品。片子仅10分钟，只有两个赤裸的男人互相盯着对方，旋转着拳击，展现出人动物性的一面。这部默片让麦奎因声名鹊起。从此，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麦奎因创作了《不动声色》，并在1999年获得了特纳奖，评审团给出的理由是：“他以诗意和清晰的方式呈现影像，其作品充满了感情的强度。”
从影像艺术跨界至电影是水到渠成的抉择。2003年，麦奎因被政府任命为官方战争艺术家，这种身份使他有机会到伊拉克，与驻守当地的英国士兵接触，回来后，他创作了《女皇与国家》。2008年，麦奎因的首部剧情片《饥饿》问世，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电影描绘了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鲍比·桑斯生命中最后的篇章。2011年，他的影片《羞耻》在第六十八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也获得多项大奖。
此次的《为奴十二年》是麦奎因的第三部剧情片。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称此片是“献给那些忍受奴役的人们”。他说，选择这一题材，是因为奴隶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我想要把它呈现出来。不仅仅因为自己的背景，我更想在电影院中体验和感受那段历史。”
影片毫不掩饰地记录了毒打、私刑、强暴等蓄奴庄园里的暴行，令观者不忍卒视。在麦奎因看来，艺术表达一定要直面残酷的东西，而他只是在展示生存绝境的真实面目。麦奎因说：“我只对把真相变成影像感兴趣。”无论是影像艺术家麦奎因，还是导演麦奎因，这一初始之心从未改变。
科波拉，用半成品拿大奖
有的历史片一出世就一炮打响，并名垂青史，有的则是刚上映时褒贬不一，但时间越久越经典，比如《现代启示录》。它的导演是美国电影界赫赫有名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下文称科波拉）。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美国导演都热衷于拍欧洲大陆的古代史和战争，甚至寓言与神话，他却将视角转向美国自身的历史，反思战争中的黑暗人性是他最鲜明的旗帜。
《现代启示录》1979年上映，讲述了越战期间美军上尉威拉德奉命追捕叛逃的美军上校库尔茨的过程。电影通过个人视角，揭露了越战乃至所有现代战争的本质。科波拉用史诗般的拍摄手法，把越南战场塑造成一个人间地狱，直击观者的心灵。现在，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一部登峰造极的战争史诗片”，迄今它仍不断入选各家媒体评选的“影史最伟大”电影榜单的前十名。
然而，1976年3月，当科波拉领着剧组杀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拍摄《现代启示录》时，坏运气几乎磨光了他所有的雄心壮志。5月，所有拍摄布景被暴雨所毁；6月，饰演库尔茨的马龙·白兰度进组，科波拉绝望地发现他已胖得不成样子，只好安排一个瘦版替身；次年3月，饰演男主角威拉德的马丁·辛心脏病发作住院一个多月……
1977年5月，电影好不容易杀青，科波拉在此期间瘦了好几十斤，兼任制片人的他也因为拍摄的巨大投入而濒临破产。影片原计划于次年5月上映，但先是因为音效制作的原因推到10月，又因为科波拉闹离婚推到了下一年。
1979年4月，片方在美国召集了900位观众，试看尚未制作完成的《现代启示录》，反响并不好。观众并不能理解血腥的战场和神秘的丛林为何要运用那么多的光线效果，看上去如同五光十色的舞台，甚至有人奇怪为何片中没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但戛纳仍然注意到这部电影，邀请其参加5月的戛纳电影节。科波拉思前想后，决定就带着半成品参赛。在电影节开幕前一周，科波拉把《现代启示录》剪了三个版本，分别秘密试映了一次，仍然没有获得好评。很多人认为它价值观混乱，作家兼主持人罗娜·巴雷特甚至公开评价其为“令人失望的败笔”。
然而，法国观众是识货的。戛纳电影节上，3小时版本的《现代启示录》上映，观众在散场时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压抑已久的科波拉痛斥了曾经对他肆意抨击的媒体。最终，《现代启示录》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成为了影史上唯一一部获此殊荣的未完成电影。1980年，《现代启示录》共获得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8项提名，最终却输给了《克莱默夫妇》，只拿下摄影和音响奖。现在回头看，《现代启示录》在影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后者。科波拉自己这样评价《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不是关于越战的，它就是越战。” 斯通，不爱政府的老愤青
如果科波拉是一个拍美国当代历史的探路者，奥利弗·斯通（下文称斯通）则算得上是“专家”了。他生于1946年，比科波拉小7岁。
关于斯通的最新消息来自2014年1月，本来应该由他编剧并执导的马丁·路德·金传记电影突然宣布要换人。斯通在一份声明中称：“很遗憾，我做了大量考据工作，撰写出了一版剧本，但是，制片人对剧本很不满意。”在斯通的剧本里，这位黑人精神领袖不洁的私生活和生命最后近乎癫狂的精神状态都被直白地反映了出来。斯通对此的解释是“我想让观众知道这个人物真实的形象”，而不愿让电影“又成为一次无聊的歌颂伟大黑人领袖的片子”。
这充分印证了斯通的两个最大特点：第一，他喜欢拍历史与传记题材；第二，他是个老愤青。
斯通是纽约人，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耶鲁大学，但仅一年就前往越南支教，在当了一年乡村教师后，辗转回到美国。1967年，21岁的斯通应征入伍，参加了越战，服役期间两次受伤。直到越战结束，斯通回国，才开始决定实现人生的梦想。他重回大学校园，跟着马丁·斯科塞斯学习电影创作。但不同于斯科塞斯的聚焦现实，斯通更喜欢拍历史题材。细数他执导的22部长篇电影和纪录片，有11部都是历史或传记类。
对越战，支过教、参过战、流过血的斯通自然比科波拉感受更深。在他所有的影片中，最有名的当属“越战三部曲”——1986年的《野战排》、1989年的《生于七月四日》和1993年的《天与地》。前两部让他收获了两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斯通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再现历史，他的影片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思索：所谓的“自由与民主”是否真如政府宣称那样；为了标榜这些理念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甚至生命，是否物有所值……这一系列问题在当时充满争议。
除了战争，斯通还十分热衷于拍摄政治人物传记，并勇于触及敏感的时政类话题。他曾执导过《刺杀肯尼迪》《尼克松传》《布什》等电影。在《刺杀肯尼迪》中，他认为元凶是美国政府中反对结束越战的高层；在《尼克松传》中，他暗示尼克松跟肯尼迪被刺案有牵连；在《布什》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布什鲁莽的个性和负面生活，还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示“布什就是一个蠢蛋”……他也拍过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部纪录片《指挥官》和《寻找卡斯特罗》，还在2006年推出了被美国导演视为禁区的“9·11”题材影片《世贸中心》。
斯通在作品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他的反战立场和对美国政府的尖锐批判也让他的作品备受争议。他曾在采访中说：“对于美国历史和政治，年纪越长，我越倾向于质疑这个国家。”《生于七月四日》中主人公的一段演讲或许可以表达出斯通的心声：“有人说，假如你不爱美国就滚出去！我深爱美国人民，但提到美国政府，我的爱叫停！”
2012年，斯通制作了10集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探寻“五月花”号契约、《独立宣言》、华盛顿总统解甲归田、林肯解放黑奴、美国梦等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真假假。因为短片容量所限，斯通还专门为此出了书。
不论科波拉、斯通还是麦奎因，在审视历史时，他们都坚持了真实，拒绝了虚妄和粉饰。因此，我们才有幸在银幕上跟随他们的镜头，回望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某个瞬间，每个灵魂的悲喜起伏都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对历史看得更清楚时，才能对现实认识得更透彻。
其实，与其说奥斯卡钟爱历史片，不如说历史片本身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魅力。300多年的美国史与一些千年古国相比虽短，却也不乏战争与英雄、阴谋与人性。导演们或挖掘美国历史的“黑暗”记忆，或缅怀战争的伤痛，或直击被掩盖的史实。他们在银幕上所“重现”的美国历史，引人思考。
麦奎因，直面残酷
《为奴十二年》的导演史蒂夫·麦奎因（下文称麦奎因）是奥斯卡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黑人导演。对他来说，拍《为奴十二年》这样一部关于黑奴史的电影，是从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出的，“是自小就压在胸口和后背的重量”。
麦奎因1969年出生在伦敦附近的伊林，他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西印度群岛搬到伦敦的黑人移民。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黑人尚且要为平等、人权而抗争，在更为保守的伦敦，黑人所受的歧视可想而知。
13岁时，学校分班，麦奎因没有被分到普通班，而是进了为那些以后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准备的特别班。“我极度憎恨那种不平等，这让我非常伤心。”当时的伤痛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成年后麦奎因非常不喜欢讨论学校岁月。
虽然进入特殊班可能预示着人生前途渺茫，但幸好麦奎因从小就爱画画。这个爱好拯救了他。高中毕业，麦奎因考入伦敦大学金史密斯艺术学院，在这期间，他对艺术的热爱跨界至电影，并决定将影像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开端。至于迷上电影的理由则很简单——他当时的女友是个超级影迷，“她带我去看艺术电影。那时候，追女孩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看电影。”
大学毕业没多久，麦奎因就在国际艺坛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关注。1993年的《熊》是他第一部重要的录像作品。片子仅10分钟，只有两个赤裸的男人互相盯着对方，旋转着拳击，展现出人动物性的一面。这部默片让麦奎因声名鹊起。从此，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麦奎因创作了《不动声色》，并在1999年获得了特纳奖，评审团给出的理由是：“他以诗意和清晰的方式呈现影像，其作品充满了感情的强度。”
从影像艺术跨界至电影是水到渠成的抉择。2003年，麦奎因被政府任命为官方战争艺术家，这种身份使他有机会到伊拉克，与驻守当地的英国士兵接触，回来后，他创作了《女皇与国家》。2008年，麦奎因的首部剧情片《饥饿》问世，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电影描绘了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鲍比·桑斯生命中最后的篇章。2011年，他的影片《羞耻》在第六十八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也获得多项大奖。
此次的《为奴十二年》是麦奎因的第三部剧情片。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称此片是“献给那些忍受奴役的人们”。他说，选择这一题材，是因为奴隶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我想要把它呈现出来。不仅仅因为自己的背景，我更想在电影院中体验和感受那段历史。”
影片毫不掩饰地记录了毒打、私刑、强暴等蓄奴庄园里的暴行，令观者不忍卒视。在麦奎因看来，艺术表达一定要直面残酷的东西，而他只是在展示生存绝境的真实面目。麦奎因说：“我只对把真相变成影像感兴趣。”无论是影像艺术家麦奎因，还是导演麦奎因，这一初始之心从未改变。
科波拉，用半成品拿大奖
有的历史片一出世就一炮打响，并名垂青史，有的则是刚上映时褒贬不一，但时间越久越经典，比如《现代启示录》。它的导演是美国电影界赫赫有名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下文称科波拉）。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美国导演都热衷于拍欧洲大陆的古代史和战争，甚至寓言与神话，他却将视角转向美国自身的历史，反思战争中的黑暗人性是他最鲜明的旗帜。
《现代启示录》1979年上映，讲述了越战期间美军上尉威拉德奉命追捕叛逃的美军上校库尔茨的过程。电影通过个人视角，揭露了越战乃至所有现代战争的本质。科波拉用史诗般的拍摄手法，把越南战场塑造成一个人间地狱，直击观者的心灵。现在，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一部登峰造极的战争史诗片”，迄今它仍不断入选各家媒体评选的“影史最伟大”电影榜单的前十名。
然而，1976年3月，当科波拉领着剧组杀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拍摄《现代启示录》时，坏运气几乎磨光了他所有的雄心壮志。5月，所有拍摄布景被暴雨所毁；6月，饰演库尔茨的马龙·白兰度进组，科波拉绝望地发现他已胖得不成样子，只好安排一个瘦版替身；次年3月，饰演男主角威拉德的马丁·辛心脏病发作住院一个多月……
1977年5月，电影好不容易杀青，科波拉在此期间瘦了好几十斤，兼任制片人的他也因为拍摄的巨大投入而濒临破产。影片原计划于次年5月上映，但先是因为音效制作的原因推到10月，又因为科波拉闹离婚推到了下一年。
1979年4月，片方在美国召集了900位观众，试看尚未制作完成的《现代启示录》，反响并不好。观众并不能理解血腥的战场和神秘的丛林为何要运用那么多的光线效果，看上去如同五光十色的舞台，甚至有人奇怪为何片中没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但戛纳仍然注意到这部电影，邀请其参加5月的戛纳电影节。科波拉思前想后，决定就带着半成品参赛。在电影节开幕前一周，科波拉把《现代启示录》剪了三个版本，分别秘密试映了一次，仍然没有获得好评。很多人认为它价值观混乱，作家兼主持人罗娜·巴雷特甚至公开评价其为“令人失望的败笔”。
然而，法国观众是识货的。戛纳电影节上，3小时版本的《现代启示录》上映，观众在散场时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压抑已久的科波拉痛斥了曾经对他肆意抨击的媒体。最终，《现代启示录》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成为了影史上唯一一部获此殊荣的未完成电影。1980年，《现代启示录》共获得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8项提名，最终却输给了《克莱默夫妇》，只拿下摄影和音响奖。现在回头看，《现代启示录》在影史上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后者。科波拉自己这样评价《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不是关于越战的，它就是越战。” 斯通，不爱政府的老愤青
如果科波拉是一个拍美国当代历史的探路者，奥利弗·斯通（下文称斯通）则算得上是“专家”了。他生于1946年，比科波拉小7岁。
关于斯通的最新消息来自2014年1月，本来应该由他编剧并执导的马丁·路德·金传记电影突然宣布要换人。斯通在一份声明中称：“很遗憾，我做了大量考据工作，撰写出了一版剧本，但是，制片人对剧本很不满意。”在斯通的剧本里，这位黑人精神领袖不洁的私生活和生命最后近乎癫狂的精神状态都被直白地反映了出来。斯通对此的解释是“我想让观众知道这个人物真实的形象”，而不愿让电影“又成为一次无聊的歌颂伟大黑人领袖的片子”。
这充分印证了斯通的两个最大特点：第一，他喜欢拍历史与传记题材；第二，他是个老愤青。
斯通是纽约人，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耶鲁大学，但仅一年就前往越南支教，在当了一年乡村教师后，辗转回到美国。1967年，21岁的斯通应征入伍，参加了越战，服役期间两次受伤。直到越战结束，斯通回国，才开始决定实现人生的梦想。他重回大学校园，跟着马丁·斯科塞斯学习电影创作。但不同于斯科塞斯的聚焦现实，斯通更喜欢拍历史题材。细数他执导的22部长篇电影和纪录片，有11部都是历史或传记类。
对越战，支过教、参过战、流过血的斯通自然比科波拉感受更深。在他所有的影片中，最有名的当属“越战三部曲”——1986年的《野战排》、1989年的《生于七月四日》和1993年的《天与地》。前两部让他收获了两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斯通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再现历史，他的影片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思索：所谓的“自由与民主”是否真如政府宣称那样；为了标榜这些理念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甚至生命，是否物有所值……这一系列问题在当时充满争议。
除了战争，斯通还十分热衷于拍摄政治人物传记，并勇于触及敏感的时政类话题。他曾执导过《刺杀肯尼迪》《尼克松传》《布什》等电影。在《刺杀肯尼迪》中，他认为元凶是美国政府中反对结束越战的高层；在《尼克松传》中，他暗示尼克松跟肯尼迪被刺案有牵连；在《布什》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布什鲁莽的个性和负面生活，还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示“布什就是一个蠢蛋”……他也拍过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部纪录片《指挥官》和《寻找卡斯特罗》，还在2006年推出了被美国导演视为禁区的“9·11”题材影片《世贸中心》。
斯通在作品中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他的反战立场和对美国政府的尖锐批判也让他的作品备受争议。他曾在采访中说：“对于美国历史和政治，年纪越长，我越倾向于质疑这个国家。”《生于七月四日》中主人公的一段演讲或许可以表达出斯通的心声：“有人说，假如你不爱美国就滚出去！我深爱美国人民，但提到美国政府，我的爱叫停！”
2012年，斯通制作了10集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探寻“五月花”号契约、《独立宣言》、华盛顿总统解甲归田、林肯解放黑奴、美国梦等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真假假。因为短片容量所限，斯通还专门为此出了书。
不论科波拉、斯通还是麦奎因，在审视历史时，他们都坚持了真实，拒绝了虚妄和粉饰。因此，我们才有幸在银幕上跟随他们的镜头，回望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某个瞬间，每个灵魂的悲喜起伏都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对历史看得更清楚时，才能对现实认识得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