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先生在《元中国时代》前言中写道：“本书揭示了元中国时代——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史前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理顺了尧舜古国和先夏、早夏以及古三苗等古国酋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出了夏朝起源、建立、发展，直至夏中晚期都邑二里头城址‘国上之国’广域王权的出现这段历程的主脉，从而在更大的框架上尝试着重新建立属于这五百年的古语体系。”
　　那位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一句类似名言：“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
　　拿到李琳之赠阅的《元中国时代》，激起我强烈的阅读兴趣。近年来，我一直琢磨着写一部《陵墓中挖掘出的真历史》。历史可以由成王败寇的权势者“朝真暮伪”任意打扮，对现时语境下的历史书写，我充满了质疑和辨伪。所以对以文物挖掘研究为依据的书写，特别感兴趣。死人是不会说假话的，由于某次墓葬的发掘，一下子颠覆了几千年来正史已成为定评的事件和人物。它迫使我们对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某种文化进行重新认识。考古学家说过一句话：“有出土文物做实证，等于是挖出了历史的眼睛。”
　　李琳之先生宵衣旰食，用长达九年的时间，寻访、调研和写作，作者除了翻阅、梳理大量相关古籍和考古学论文、著作外，还几乎跑遍了书中重点提到的所有考古学遗址，尝试还原夏朝以前上古社会，这段对华夏民族而言特殊历史时期的场景真相，这种努力难能可贵且极有价值和意义。
　　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的历史，中国处于选择历史途径的山坳上。做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是选择由尧舜开创的选贤举能开明禅让，还是变民主的选择为血缘的承继？华夏民族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荀子说：“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就是说，在十字路口，走错“跬步”，差之丝毫，失之千里。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值此民族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是跃上一个起点不低的峰峦不断完善，还是在螺旋式的盘山道上蹒跚踯躅？
　　《尚书》所载历史始于《尧典》终于《秦誓》，系统地叙述了由尧舜禹到夏商周直至秦之间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大历史。按我们传统的史学观说，就是描绘了华夏民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一直迷惘于这种历史观的诠释，从原始社會的雏形民主，到奴隶社会的高度集权，难道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者换言之，能说是螺旋式发展的历史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或者再换言之，是历史阶段不可跨越论？
　　《元中国时代》给我的迷惘醍醐灌顶。
　　《元中国时代》第三章《尧舜开启元中国时代》中，专设“民主禅让制的出台”：
　　从《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可知，黄帝是靠武力打败蚩尤、征服炎帝后称霸中原的，这种血雨腥风式的征伐一直延续到颛顼时代，直至颛顼打败共工，实行“绝地天通”的专制统治以后，天下才稍微稳定一些。
　　战争解决争端，征服夺取权利，我们的先祖并未褪尽进化前期的动物本性，猴王狮王的换代夺权，靠的是“拳大为王”。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也有限。战争仍民生之凶器，善用兵者是能止战，仁者无敌。那些被击败的氏族部落，人犹在，心不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形成新的社会动荡。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水神共工”的神话故事：“昔者共工与顓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与顓顼争帝，虽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他低下了头颅，像一头斗牛，撞向支撑权势的神柱，共工以玉石俱焚的自我碎裂，来颠覆倾斜秩序井然的天庭。头撞南山不回头，征伐只能屈服一个部落，却征服不了不屈的灵魂。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了“刑天断首”的神话故事：“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经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黄帝安得倚天舞长剑，剑光闪处，蚩尤身首异处，只剩魁梧的躯体伫立于山野。复仇的火狂野地燃烧在心间。索性赤裸了上身，将两只乳头裂开为带血的双眼……陶渊明有诗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征伐之战从来无法驯顺一个民族。更何况，杀敌一千自伤八百，铁血之战无胜者。
　　李琳之在“民主禅让制的出台”一节中写道：
　　彼时各邦国之间攻城略地、征伐杀戮、民不聊生的惨烈状况，对尧治国理念产生极大影响。
　　《庄子·齐物论》记载了尧“伐宗、脍、胥敖”时的不安心态：“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何故也？’”
　　正是征伐杀戮带来的不安和看破世事的淡然恬静，才让尧产生了摒弃“霸道”而采用“王道”的治国的“协和万邦”思想。其目的是使各邦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天下能够长治久安，百姓能够和乐生活。尧如果不做出实质性的变革，很难让天下信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尧不愧是“识时务”的智者，决心访贤禅让“帝位”。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丹朱是尧的儿子，他不仅为人暴戾，而且一向不务正业。那时洪水泛滥成灾，百姓忧愁，丹朱对此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以水中泛舟为乐，整日里乘着船游山玩水。当雨季过后，他又让老百姓当纤夫，为他在沙地上拉船，还美其名曰：“陆上行舟”。为改变儿子的性情，尧用心良苦地发明了围棋，史书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现在出土的史前陶器上，已有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在潞州境内，还留有尧教丹朱的棋盘岭。尧对丹朱的生母散宜氏说：这围棋妙不可言，里面包含了治国治民的深奥道理。希望靠围棋能启悟丹朱，使他具备接班人的条件。
　　尧对儿子丹朱的认识，有一个从“恨铁不成钢”到“孺子不可教”的心理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对当父亲的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尧不愧是传说中的一代明君，在经过得失的斟酌和利害的权衡之后，还是决心为了部族的长盛久安，只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 　　庄子在《逍遥游》中，讲述了尧要把帝位禅让给许由的故事：许由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位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的高洁之士。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而他坚辞不受，逃到“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农耕而食。许由听了尧帝让位的话后，认为是不堪入耳的耻辱，于是跑到附近的河水里去洗耳朵。河南许昌（另一说是山西黎城）至今留有一条“许由洗耳河”。
　　庄子还记载了尧帝让位于啮缺和王倪的故事;还讲述了尧要将帝位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答：“将天下让给我倒可以，只是不巧，我现在正患有幽蔽之症，等我治好病再考虑接受帝位。”子州支父跟尧玩了一个小幽默。
　　“众里寻它千百度”，最终，尧寻找到了舜。《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
　　在确立舜的接班人地位时，尧说了这样一番话：“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尧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把权交给舜，对天下人有利而儿子受损;把权交给儿子，则天下人受损而儿子一人得利。我总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只顾及一己私利吧？
　　尧选举接班人的高风亮节一向为世人所称道。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于是才有了后世的“尧天舜日”之说。
　　李琳之在《元中国时代》一书中写道：“陶寺遗址早中期不同王陵、不同文化类型、以及不同族源的鉴定结果，辅之以《尚书》 《墨子》《史记》等典籍记载的相关内容和大量的民俗民间传说，可以证明尧舜之间的‘民主禅让制’的的确确是存在的，而且还有详细的规则。”
　　当然，在《韩非子》 《竹书纪年》一些书中，也有不同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古本《竹书纪年》）
　　这些对历史走向不同的声音，也许正好从反面证实了“民主禅让制”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实施之不易。
　　李琳之在《元中国时代》第十章《陶寺古国的覆亡》中，专设了“舜葬苍梧和禹僭帝位”一节：
　　大禹治水成功以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在陶寺古国联盟集团中，禹是众所共认的继承舜位的不二人选。
　　由尧所创立的民主禅让制有两个基本规则：一是盟主在位时，要通过任用贤能来治理天下，并需在后期挑选帝位继承人选，予以考察。考察合格再任以政事。二是盟主之位不是终身制，在其年老力衰时，要主动退居二线，把国事交给继承人行使盟主职能，而原来的盟主则变成“太上皇”，行使监管职能。
　　联盟盟主必须经过民主协商，得到大家公认后才能上位。作为盟主的舜，在选定禹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回旋余地，只有被逼上梁山一条路可走。
　　李琳之在《元中国时代》第十三章《禹杀防风氏与启都阳翟》中，有“民主禅让制的终结”一节：
　　大禹驾崩，按照华夏集团民主禅让制的原则，禹事先选定的接班人要与禹的长子启进行三年不照面的角逐。《史记·夏本纪》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啟。
　　舜接尧，禹接舜的传承交接，都在平和过渡中顺利完成。舜和禹都按规则，竞选中战胜对手丹朱和商均。但到禹子启时，接班人之歌出现了不和谐音。
　　司马迁记载，禹一开始是要把帝位让于皋陶，是因为“皋陶卒”，才又举荐伯益。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贤”，据刘向《说苑·君道》，早在帝舜时代。皋陶即当上了大理之官，作五刑，负责刑罚、监狱、法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兼最高法院院长。传说他的外貌是青绿色，像一个削皮的瓜。他的嘴唇像鸟喙，是至诚的象征，能洞察人情，明白决狱。王充的《论衡·是应》中有记载：当判决有疑时，就令獬豸决狱。传说中的獬豸，是一只独角貌似羊的怪兽。据说它很有灵性，能分辨是非曲直，确认犯罪与否。如被疑对象有罪，獬豸就会以角顶触，无罪则否。这种办法很灵验，故典籍称其为“助狱为验”的“一角圣兽”，史书上说当时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因此，皋陶还被后人神话为“狱神”。正是因为皋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禹只能指定皋陶为自己的接班人。
　　其实，禹确立皋陶为自己的接班人颇有“权术”的意味。皋陶与禹是同辈人，禹即位时，皋陶也已风烛残年。禹即位后，去探望过病中的皋陶，回来后对大臣说：“前日柏成子高责备我，我原想和皋陶商量，怎样明刑弼教，以为补救的。不料皋陶老病愈深，不能出来。今日朕亲去访他，见他行动艰难，语言蹇滞，实在不好和他多说，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你看可叹不可叹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番话中，我们难道听不出禹举荐皋陶的言外之意吗？
　　后来，果不出禹所料，“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见《正义》篇）。皋陶先于禹撒手人寰。此后的举荐伯益，就有点为时势所迫，迫不得已了。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记录舜的继位：“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在《史记·夏本纪》中也记录了禹的继位：“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夏。”舜和禹也曾谦让于帝子，但臣民心之所归，才使舜禹继承了帝位。而这一次不同了，诸侯们都去朝觐启而不理睬益。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一向为后世称道“秉笔直书”的太史公，给出的辩解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是因为禹的儿子启，不像尧子丹朱和舜子商均，十分贤明。所以，“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是因为益的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是启贤而益资历浅吗？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录有这样一笔：“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早在大禹受命治水之际，就由于益的才干，舜派他辅佐大禹一起治水。禹在治水成功后，对舜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见于《史记·秦本纪》）
　　连禹也承认，没有伯益的辅佐，就不会有治水的成功。司马迁《史记》中，已记述得自相矛盾。
　　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一条必须提及。《汉书·地理志》上记载：“伯益知禽兽。”《后汉书》上则说得更明确：“伯益综声于鸟语。”这与中国最早的史籍《尚书》上所言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国语·郑语》上还进一步证实：伯益能议百物，以佐帝舜。伯益来自东夷少昊鸟氏族，所以传说他能知禽兽之言，能与飞鸟通话。从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中，其实是向我们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伯益是我国上古时期的语言学家、大翻译家。由于伯益来自少数民族，所以通晓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正是伯益的这一长处，沟通了大禹与众多部落少数民族的交流。大禹治水，动则几十万人的大工程。要取得当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思想观念的民族和部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地来配合大禹的治水工程，需要花费多少口舌来进行交流，需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去沟通。而这一切，如果说没有伯益的协助，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显而易见，在大禹“厥功至伟”的治水功勋里，有伯益不可或缺的贡献。
　　伯益不仅辅佐大禹治水卓有成就，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吕氏春秋·勿躬篇》有文字：“伯益作井。”伯益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发现了地下水的秘密。凿井技术的发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在不懂凿井之前，人类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伯益发明凿井技术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还有另一说也须列举：早在良渚文化时代，人们已有使用人工井的记载。有考古学家调和两种说法，认为伯益是改进了凿井技术，使得不论在平原还是高地，都可以探测到水源而凿井。
　　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尚书·大禹谟》一书中，记载了伯益在禹征伐三苗时对禹的规劝：“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伯益劝大禹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终以攻心为上，实行文教德治，兵不血刃使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
　　西汉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一文中，证实了伯益还是《山海经》的著述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正是伯益具有如此出类拔萃的才能，所以尽管禹有心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作出让位于益的姿态。
　　善于治水的大禹，当然懂得什么叫“因势利导”，他要为儿子启的接班做到“水到渠成”。
　　大禹继位后，多次进行了“领导班子”的调整。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野无遗贤”。既然是“举贤”，当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在“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幌子下，夏启的许多狐朋狗友都冠冕堂皇登入“庙堂”：一个姓既，名将，擅长于武事。一个姓轻，名玉，擅长于理财。一个姓季，名宁，擅长于吏治。一个姓杜，名业，擅长于教育。还有然湛、施黯、季宁、扶登氏、登封叔等，统统使用起来。启正是在父王的支持下，植羽蓄势，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太子党”。
　　舜对禹的“政治手腕”，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警醒和觉察。舜在九嶷山作“九悲之歌”时，已流露出对交班给禹的一些疑虑。后来，在准备禅让前，舜对禹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话。
　　《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这样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此话的含义：人都是凡夫俗胎，胸臆中总有两颗心，一个叫人心，一个叫道心。人心最危险，道心最微妙。两者之间，时时刻刻在那里作着生死搏杀。人心战胜道心，就堕落为小人;道心战胜人心，就上达成君子。是放纵人心还是固守道心，往往就在人的一念之间。一定要把持住心中的这架天平。
　　禹的“道心”终究没能抵御住“人心”的腐蚀进攻，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后，还是选择了一条反尧舜之道而逆行，把帝位不传贤而传于子了。
　　李琳之在《元中国时代》“民主禅让制的终结”一节中写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容成氏》给这种推理提供了依据：“禹有五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关键是最后一句：“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启还是在血雨腥风中上位。
　　启即天子位后，马上着手诛灭益的势力。给出一个“益欲谋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遂以讨逆之名起兵，杀伯益以及亲近者二十万人。后又有居住于陕西中东部的有扈氏，不满启改变传统禅让做法，居然搞起了家天下，于是，公然扯起了造反的旗帜。这场绵延数年的王位争夺战，使天下战乱，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战国策·燕策一》和《韩非子》都记载了启为了巩固王位的征伐战。屈原的《楚辞·天问》中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屈原的话说得云苫雾罩，显然也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就说得比较明白了：“夏启代替伯益做了国王，而终于杀死了伯益，从在失意的情况中，启为什么又能够转入得意？未行征诛，同受禅让，为何伯益失败，夏禹繁昌？”
　　杀死伯益，灭掉有扈氏，启坐稳了帝位。这时的夏启，已经不是像尧舜禹那样的部落联盟大首领了，而成为一个专制独裁君临天下的皇帝了。
　　李琳之在《元中国时代》“民主禅让制的终结”一节中还写道：
　　启的上位意味着彼时的华夏社会已经开始了由初步联盟性质的“古国时代”向“九州大统”的“王国时代”的转变。实力、权力和威望都达到顶点的帝启，打破了各诸侯国和各部落原有的制衡力量。纸面的道德修养在巨大的诱惑力面前，已经起不到任何有效的制约作用，尧舜禹的禅让制只能在大夏旭日初升的熠熠照耀下，踉跄地走向它的坟墓。起而代之的君位血缘世袭制，在此后延续近4000年之久的社会里，成为左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无形的权力制衡机制。 　　“禅让制”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投影，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各部落联盟通过民主方式推选自己的领袖。由于领袖是出于推举，所以权位不能私人相授受。但是随着尧舜传位于禹，而到禹手则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禅让制”由此遭到破坏，原始氏族社会“选贤禅让”的“公天下”，终于被奴隶社会血缘相承的“家天下”所取代。
　　大禹治水确实厥功至伟，自然也就受到万世万民的拥戴和赞颂。在中外的许多古代神话传说中，先民们都有着对洪水泛滥恐惧的印记：西方亚当夏娃的“诺亚方舟”，東方女娲的“用芦灰止淫水”，到“大禹治水的故事”，无不反映了洪水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平息水患，无疑是居功至伟。但难道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从此就赢得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权力？
　　历史的选择就是这样的阴错阳差鬼使神差，成也夏禹，败也夏禹，夏禹手中那柄曾经开山劈岭给人类带来福音的“耒耜”轻轻一拨，华夏民族就陷入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血统传承家天下的恶性循环魔魇。
　　《元中国时代》应用最新考古学成果，并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四重证据法”，颇得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真谛，以文献记载、各地民间风俗传说和当地人文遗迹为相对坐标，再用考古学证据予以证伪。这样的格局和思维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盲人摸象的自言自语。让众多错综复杂的考古学文化头绪和各族群之间扑朔迷离的文化遗存“发生”有机的联系，从而使得作者能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找到这些族群发祥、发展、迁徙、分化以及族群之间碰撞、纠葛、裂变、融合的遗物遗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华夏民族原始初民的真实生存图景。
　　感谢李琳之先生的《元中国时代》，为读者梳理出原本扑朔迷离的远古时代！
　　【作者简介】陈为人，祖籍上海。现任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作品有人物传记类：《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特立独行话赵瑜》《柳宗元传》《冯霞是谁》《撇捺人生王秀春》;散文随笔类：《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太行山记忆之石库天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红星照耀文坛——苏维埃八位文化人的命运》《地标的文明足迹——西欧行》 《话说红颜》 《歪批诸子》 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