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赔偿问题是美国种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国际法的完善和人权理论的发展,针对历史上存在的种族不公进行赔偿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德国对二战期间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进行赔偿是种族赔偿的标志性事件,促使更多国家为自己的暴行担责。犹太人索赔成功的案例也为美国黑人赔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推动力。加拿大对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赔偿是国际上对土著赔偿的典范。美国对印第安人和夏威夷土著赔偿的推进也强化了群体剥夺和损害的索赔意识。美国黑人赔偿问题的深层缘由,存在于美国历史上长达两个世纪的黑人奴役制度以及更长久的种族歧视和不公的事实之中。换句话说,黑人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延续至今的社会隐性的种族不平等,为黑人赔偿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国黑人赔偿问题由来已久但其解决进程发展缓慢,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最早的黑人赔偿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期,当时一些自由黑人或前奴隶围绕非法奴役或无偿劳动提出索赔,这类索赔虽属个案但实为美国黑人赔偿之发端。内战后的黑人赔偿以获得适宜耕种的土地为主要诉求,威廉·谢尔曼将军曾一度考虑给每个获得自由的黑奴家庭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很快被当时的约翰逊总统否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力最大的是“前奴隶养老金运动”,要求国会立法为前奴隶提供经济补偿。但由于政府部门认定该运动具有欺诈性,故对其加以阻挠。随着主要领导人被捕,“前奴隶养老金运动”也逐渐销声匿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黑人牧师詹姆斯·福尔曼发表激进的《黑人宣言》,认为美国教会是剥削黑人的帮凶,从而向其发起5亿美元的索赔。福尔曼宣言的激进语言和意识形态招致了众多反对,引发美国社会对黑人赔偿问题的第一次大辩论。20世纪80年代至今,黑人赔偿在立法层面向前推进。被誉为“美国黑人赔偿立法之父”的前国会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自1989年起持续地在每届国会上提出有关黑人赔偿的立法动议。在经过长期的搁置和深入讨论之后,该法案终于在2022年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时期两个最著名的黑人赔偿案例是对塔尔萨种族屠杀和玫瑰镇种族屠杀的索赔,虽然二者并不针对广泛的黑人赔偿,但却是黑人赔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黑人赔偿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复杂问题。首先,黑人赔偿与一般意义上的平等福利计划有着根本区别:法律意义上的“赔偿”是基于对历史上伤害的承认和由此采取的精神上的道歉与经济上的补偿。相比较而言,“平权运动”等福利计划却可以忽视过往的伤害和道歉而专注于创造前瞻性的更公平的财产分配。其次,美国黑人赔偿问题自从走进大众视野以来引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甚至出现在政治话语的中心,但争议不断,困境重重。各方就赔偿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辩论,涉及的问题包括:国家是否有赔偿责任、如何确定赔偿双方的主体、法律诉讼的有限性、如何确定赔偿的具体金额、是采取金钱赔偿还是采用福利政策、赔偿对种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再次,美国黑人赔偿组织在推动黑人赔偿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游说和宣传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受害者的黑人内部也存在剧烈分化,黑人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和立场不一,导致黑人难以在赔偿问题上同心协力。美国黑人赔偿问题可以在一定的经纬下纳入国际非裔赔偿运动的体系当中加以观照。首先,二者具有相似的赔偿动因。国际非裔赔偿源于持续四个多世纪的黑奴贸易和奴隶制度对黑非洲所造成的伤害和破坏。非洲黑人领袖在泛非主义的影响下逐渐聚合起来,开始为非洲争取赔偿,从1990年至今发起了多项国际赔偿运动。其次,国际非裔赔偿面临着和美国黑人赔偿同样的因果、法律、主体、金额及分化困境。与美国黑人赔偿相比,非洲的赔偿更侧重于债务减免和发展性投资,通过政治战略呼吁西方国家弥补黑奴贸易、奴隶制和殖民主义造成的非洲欠发展和社会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