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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其独具特色的叙事技巧凝结着她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立场。她构造的叙事结构、叙事语言是作家观念心理和精神世界的表现。要对王安忆小说的人文内涵和审美理念深度体认，必须能够解读她独特的叙事技巧。
【关键词】王安忆；叙事；小说
王安忆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形态多变，女性文化意蕴丰富，具有女性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开拓了女性文学的写作空间，审美角度也呈现多元化。王安忆曾经说：“叙述方式是小说真正的本质的方式。”她的创作努力通过叙述文本的结构来传达主体的生存状态，凸显自己审视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意识。
王安忆运用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的语言文字进行叙事，这种常态叙述方式以普通的平民世界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为载体，将平庸琐屑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融合在一起，作者完全凭借自己内心的精神底蕴来叙述具体的生活形态，用时代和历史作底子写出人在琐屑平凡的生活中的坚韧、执着、精致及富于人性的审美性。找出容易被宏大叙事掩盖的经久不变的美。这种叙事技巧在《富萍》中处处可见，形成了这篇小说的独特基调和审美取向。这种叙述策略是用日常生活的点滴累积和所有写作技巧淡化于文中来呈现生活常态。王安忆同时运用了一种阐释性的叙述话语避免了叙事文本的琐碎平庸型，使小说文本实现了整体美学价值的提升。
王安忆曾经说：“我从来不期望要写出任何地方的真正模样，无论是上海，还是江淮流域的农村，它们都是我小说里的戏剧舞台，一个空间。我属于写实派，我喜欢现实生活的外部状态，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间亦有这样的美感。但空间里或者说舞台上发生的，是我内心的情节。”可以看出，无论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细节、场景多么生动具体，也仅仅只是一个舞台，真正的主角是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和文化，或是一个承载着作者上述愿望的地方。
王安忆的叙事技巧高峰还在于她能够创造一种具有流动美的叙事结构。小说是一门结构的艺术，小说美学的本体不是意象，而是结构。的确，从逻辑上来说，小说任何一部分的产生，都毫不例外地被包孕在结构之中。王安忆小说的创作也非常注重结构的把握与设计。
王安忆在小说讲稿《心灵世界》中曾说过：“我觉得好的作品，它就像一座大房子，里面房间很多，像迷阵一样”但她的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一扇主要的门，这扇门一旦打开，我们就会非常顺利地走遍它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都是连成一体的。
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为例。其情节链分成四环：阿三爱比尔但比尔不爱她并走了——马丁爱阿三但阿三不爱马丁马丁也走了——阿三去宾馆寻找虚幻的爱情替代——阿三堕落事发被送至劳改农场。故事的开头，阿三坐在去劳改农场的客车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于是故事就以阿三的意识活动开始，展开了第一个情节链。第二个情节还是以阿三的意识展开的，阿三仍然坐在车上，“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她想起了那阵子”。第三个情节仍然是阿三的意识活动推动着故事的。阿三还是在车上，望着前往劳改农场路上的景色，“马丁与比尔相比如何呢?阿三问自己?”，第四个情节链则是由阿三在劳改农场的意识流完成，小说结尾的文字是：“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随着阿三意识的终止，故事的叙述也终止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的一切内容，一切形式，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作为读者，每阅读一篇作品，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语言，一句沉甸甸的文学语言，像一条条轨迹，指引我们一步一步深入到作品的纵深处，探寻作家与作品的创作特色。因此，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作品的艰难历程中，无不视文学语言为自己作品的外衣，进行精心地搭配和裁制，力求形成自身的特色语言，王安忆也不例外。王安忆曾多次谈到她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纸上的“语言的建筑物”。她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着小说语言的特点，这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 — 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可见她对小说语言的重视。
王安忆阐释性的叙事风格体现在叙事语言上，则是对抽象构筑性语言的广泛运用。她在《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差异。她认为大陆作家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的人物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创作意义上的小说，王安忆认为前者是情景展示的能力，后者则是语言的抽象构筑能力。不论王安忆对两地小说语言差异的评判是否准确，但她自己的叙述语言却确实是这种阐释抽象性的。用抽象化的分析语言进行日常化是叙事，表现了一个女作家的理性、冷静。王安忆追求叙述语言的技术化，通过使用象征、隐喻等等手段，将逻辑性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阐释性叙述语言
王安忆的这种独特的叙事语言使日常叙述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与她独特的叙事结构完美地统一，如作者在《长恨歌》中的铺张华丽的阐释性叙事的极致将作者的感觉和文中的细节加以放大和定型。九十年代后，可以发现作家这种阐释抽象的叙述语言从密集繁复变为疏朗平白，在《富萍》和“淮河岁月系列”小说中的短句叙述，言简意赅，平白质朴，叙述美感如行云流水。这种语言转变由于简约而更加意味深长。这种精致巧妙的意境令读者觉得余香满口。
王安忆小说的常态叙述、阐释抽象的叙事语言、呈现生活常态的叙事策略是她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回应，也蕴含了自己独特的人文理想。她独有的创作理念使作品具备一种诗意情怀，使人感悟回味无限。■
【参考文献】
［１］王安忆著.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8.
［２］王安忆著.富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8.
［３］齐红，林舟著.王安忆访谈.作家出版社，1995，10.
［４］徐德明著.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1.
【关键词】王安忆；叙事；小说
王安忆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形态多变，女性文化意蕴丰富，具有女性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开拓了女性文学的写作空间，审美角度也呈现多元化。王安忆曾经说：“叙述方式是小说真正的本质的方式。”她的创作努力通过叙述文本的结构来传达主体的生存状态，凸显自己审视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意识。
王安忆运用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的语言文字进行叙事，这种常态叙述方式以普通的平民世界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为载体，将平庸琐屑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融合在一起，作者完全凭借自己内心的精神底蕴来叙述具体的生活形态，用时代和历史作底子写出人在琐屑平凡的生活中的坚韧、执着、精致及富于人性的审美性。找出容易被宏大叙事掩盖的经久不变的美。这种叙事技巧在《富萍》中处处可见，形成了这篇小说的独特基调和审美取向。这种叙述策略是用日常生活的点滴累积和所有写作技巧淡化于文中来呈现生活常态。王安忆同时运用了一种阐释性的叙述话语避免了叙事文本的琐碎平庸型，使小说文本实现了整体美学价值的提升。
王安忆曾经说：“我从来不期望要写出任何地方的真正模样，无论是上海，还是江淮流域的农村，它们都是我小说里的戏剧舞台，一个空间。我属于写实派，我喜欢现实生活的外部状态，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间亦有这样的美感。但空间里或者说舞台上发生的，是我内心的情节。”可以看出，无论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细节、场景多么生动具体，也仅仅只是一个舞台，真正的主角是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和文化，或是一个承载着作者上述愿望的地方。
王安忆的叙事技巧高峰还在于她能够创造一种具有流动美的叙事结构。小说是一门结构的艺术，小说美学的本体不是意象，而是结构。的确，从逻辑上来说，小说任何一部分的产生，都毫不例外地被包孕在结构之中。王安忆小说的创作也非常注重结构的把握与设计。
王安忆在小说讲稿《心灵世界》中曾说过：“我觉得好的作品，它就像一座大房子，里面房间很多，像迷阵一样”但她的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一扇主要的门，这扇门一旦打开，我们就会非常顺利地走遍它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都是连成一体的。
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为例。其情节链分成四环：阿三爱比尔但比尔不爱她并走了——马丁爱阿三但阿三不爱马丁马丁也走了——阿三去宾馆寻找虚幻的爱情替代——阿三堕落事发被送至劳改农场。故事的开头，阿三坐在去劳改农场的客车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于是故事就以阿三的意识活动开始，展开了第一个情节链。第二个情节还是以阿三的意识展开的，阿三仍然坐在车上，“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她想起了那阵子”。第三个情节仍然是阿三的意识活动推动着故事的。阿三还是在车上，望着前往劳改农场路上的景色，“马丁与比尔相比如何呢?阿三问自己?”，第四个情节链则是由阿三在劳改农场的意识流完成，小说结尾的文字是：“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随着阿三意识的终止，故事的叙述也终止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的一切内容，一切形式，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作为读者，每阅读一篇作品，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语言，一句沉甸甸的文学语言，像一条条轨迹，指引我们一步一步深入到作品的纵深处，探寻作家与作品的创作特色。因此，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作品的艰难历程中，无不视文学语言为自己作品的外衣，进行精心地搭配和裁制，力求形成自身的特色语言，王安忆也不例外。王安忆曾多次谈到她希望创造一个纸上的“宏伟建筑”，虚构一个纸上的“语言的建筑物”。她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着小说语言的特点，这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及《漂泊的语言》、《心灵世界— — 王安忆小说讲稿》等著作中，可见她对小说语言的重视。
王安忆阐释性的叙事风格体现在叙事语言上，则是对抽象构筑性语言的广泛运用。她在《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差异。她认为大陆作家往往能越过语言直接展示画面的人物形象，而台湾作家的小说则是真正的创作意义上的小说，王安忆认为前者是情景展示的能力，后者则是语言的抽象构筑能力。不论王安忆对两地小说语言差异的评判是否准确，但她自己的叙述语言却确实是这种阐释抽象性的。用抽象化的分析语言进行日常化是叙事，表现了一个女作家的理性、冷静。王安忆追求叙述语言的技术化，通过使用象征、隐喻等等手段，将逻辑性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阐释性叙述语言
王安忆的这种独特的叙事语言使日常叙述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与她独特的叙事结构完美地统一，如作者在《长恨歌》中的铺张华丽的阐释性叙事的极致将作者的感觉和文中的细节加以放大和定型。九十年代后，可以发现作家这种阐释抽象的叙述语言从密集繁复变为疏朗平白，在《富萍》和“淮河岁月系列”小说中的短句叙述，言简意赅，平白质朴，叙述美感如行云流水。这种语言转变由于简约而更加意味深长。这种精致巧妙的意境令读者觉得余香满口。
王安忆小说的常态叙述、阐释抽象的叙事语言、呈现生活常态的叙事策略是她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回应，也蕴含了自己独特的人文理想。她独有的创作理念使作品具备一种诗意情怀，使人感悟回味无限。■
【参考文献】
［１］王安忆著.长恨歌.南海出版社，2003，8.
［２］王安忆著.富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8.
［３］齐红，林舟著.王安忆访谈.作家出版社，1995，10.
［４］徐德明著.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