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遣药酒赐王景文死，景文将饮酒，谓客曰，此酒不宜相劝。齐明帝遣赍鸩逼巴陵王子伦死，子伦将饮，顾使者曰，此酒非劝客之具，不可相奉。’今《大方》亦当如是说。与《大方》诸位同事道别，并向《大方》的作者读者道谢。不赘说。”
　　11月2日傍晚，文艺读物《大方》在最后一次编委会会议后，在微博上表示不再出版。一分钟后，编委止庵如是转发。引文部分为沈赤然在《寄傲轩读书随笔》所录，是说生死面前见真风度；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转引，称这种生死态度为大闲适。
　　《大方》编委会例会通常每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10月30日，当时确定了《大方》第3期的封面和内容，下厂印刷。因为封面设计修改了七八次，加上一些稿件还需要再打磨，原定于上个月出版的第3期，不断延后，不料最终夭折。
　　当晚止庵与主编安妮宝贝、出品人陈明俊、编委胡朗等工作人员聚餐。饭桌上的话题，仍然是庄子、禅宗、公案、打坐之类，与以往无异。“没有谁问为什么。它死了，就是死了。”止庵说。在他看来，这是这群人最后一次因为这本文学读物聚在一起。
　　
　　夭折
　　11月1日上午，有文学界的朋友发电邮问马家辉，《大方》是否已无法继续。这位长居香港、与北京同事多以邮件交流业务的编委还认真回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并不知情，但从几个方面判断，应该不至于。”
　　马家辉的判断依据，一是《大方》属文艺类，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二是《大方》市场反映颇佳，出版社应当不会停；三是出版方新经典公司在资金上对此相当支持。“还有一点，我太太张家瑜给第3期写了稿，写了六千多字，版面需要8000字，让她改但来不及了，第3期马上下印厂，就说这个用在第4期。”
　　次日凌晨，作家刘柠发表微博，称自己刚开始为《大方》写书评，便传来被停刊的消息。这一消息被快速传播，当日有记者向马家辉求证，他仍重复了上述观点。
　　“到傍晚的时候，陈（明俊）先生跟我通电话，说《大方》没办法再出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我本身性格比较被动，所以他说不出就不出喽。”马家辉回忆。
　　随后，《大方》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昨日接到通知，《大方》不得再出版，并以已经完成的第3期封面向读者告别。
　　事实上，北京的编辑团队在通知当日已得知消息。止庵回忆，他是在1日上午接到陈明俊电话：“当时我就说，哦，知道了，我在外面玩呢。”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失去过那么多东西。这好像算不上什么吧，虽然做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对于当时的淡定，止庵如此解释。
　　当晚回家后，止庵开始处理善后工作，如联系作者退稿：“我们的作者都特理解。我说抱歉啊《大方》不能出了稿子得给你退回来，他们就说好。没人说赔偿损失什么的，也没人问原因。大家都有点岁数，经过的事情多了。”
　　止庵当时刚完成《大方》第3期的最后一遍校样。3日早上起床，他看见这批校样，用纸袋装了搁置柜顶：“我想起从前在医学院常见的玻璃瓶里福尔马林泡着的死婴。《大方》No.3的确是个美丽的、齐整的、结实的胎儿，但没出生就死了。”
　　
　　诞生
　　《大方》由新经典文化公司出品，定位为“一份开阔、深入、专注的文艺读物”，倡导“敬畏写作、专注阅读”。
　　当下杂志书多走青春文学路线，《大方》独打文艺牌，主编为作家安妮宝贝，编委则来自两岸三地，各有擅场。止庵在创办时介绍，《大方》的读者定位在中学、大学、大学毕业的读书人群。
　　“我从2008年开始与新经典为新经典编《张爱玲全集》，一两个星期去一次他们的办公室。到2009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跟我谈做一本杂志书的设想。”止庵说。
　　新经典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在港台均有公司及作家资源。马家辉介绍，总编辑陈明俊早有出版文艺杂志书的设想，“第一要不落俗套，避开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第二要充分依托出版社资源，比如新经典可能本身有一些插画、图片、翻译作品的版权，可以合理利用起来；第三就是团队上的要求，希望大家不是挂名，都是真的做事情。”
　　除了个人风格鲜明的安妮宝贝，学者、出版人止庵与“新香江四少”之一的马家辉，编委还包括台湾新经典文化总编辑、作家张大春的夫人叶美瑶，专攻外国文学及翻译的胡朗。2010年夏，编委团队搭建完成。在北京的3位编委，加上陈明俊，开始定期开会讨论。
　　《大方》的例会经常令止庵想起当年做出版时的编辑会：“只談业务，没有任何私人话题。大家各自提出作家人选供讨论，通报约稿、翻译进展，或者是哪个稿子碰到什么问题不成了。”
　　“到现在，我也认为编《大方》是很愉快的记忆，是我的人生中有意思的事情。”止庵说。
　　
　　不吉感
　　今年3月，《大方》第1期号称首印百万，汹涌面世。因《大方》拒绝短文，208页的容量仅有7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用于登载日本《思想者》杂志前总编辑松家仁之对作家村上春树长达三天两夜的访谈，另有一篇台湾作家郭正佩寻访村上笔下地标的配图散文《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