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年4月出生于直隶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曾祖父做过九门提督，养父桂清是慈禧的亲信、同治帝的老师，曾任内务府大臣。世代簪缨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小便见多识广，成为满人中的才子。
　　戊戌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宣统三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
　　端方在晚清政治中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伊始，他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负责创建这一中国传统官制中不曾有过的新机构。农工商总局即后来商部的前身，光绪设此局，旨在促进农业、商业流通兴盛，“以植富强之基”。尽管谕旨仅仅下令建立农工商局，并没有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开局运作条件，但在近乎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端方仅用了10天时间，就于9月1日正式开办。至于办公地点，还是在京城椿树胡同“暂先租赁民房一所”。仅开局十多天，他便连上十个言事奏，最多的一天曾上了三个奏折，倡言农业振兴，无意中担当了改革派的急先锋。
　　慈禧戊戌整肃之后，维新机构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也被革职。但或许是因属慈禧宠臣刚毅所举荐，或许是及时进呈《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或许是他在新政中务实改革的态度，慈禧没有深究他在戊戌变法中的问题。其《劝善歌》曾被时人称为端方的“升官保命歌”——凭诗歌一首而躲过浩劫一场，也足见端方的才情和聪慧。
　　他虽然被革职，但内心从来就没有向保守派屈服。慈禧在世时，他虽不敢公然为戊戌改革翻案，但已同改良派人物梁启超、同盟会会员章太炎等暗通款曲。慈禧去世尚未下葬，他便公然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提出要为戊戌年慈禧钦定的罪人如已故湖北巡抚曾鉌、军机大臣翁同龢等平反。曾鉌因在戊戌年上折请求变法而被慈禧以“擅请变法、莠言乱政”为由予以革职、永不叙用，端方却在奏折中直言“指为莠言，实属过当”。翁同龢因支持新政而遭到慈禧斥贬驱逐出京，离京时，端方不惧“祸且不测”亲自前往送行；慈禧去世不久，他便公然上折奏请将翁同龢开复原官。
　　对戊戌年阻挠新政的守旧人物，端方则在后来寻机予以打击。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戊戌年反对新政并率先上折请太后垂帘听政，是戊戌政变中的关键人物之一。1908年，他因丁忧回原籍常熟守制，住在省城苏州。其时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便与江苏布政使瑞澂合谋，以杨崇伊“率众持枪擅入吴韶生家，抢夺妓女，开枪伤人”为由，奏请将其逐出省城苏州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早在1900年，端方就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赏识。这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以“西狩”为名，带光绪及其亲信臣仆仓皇逃离北京。9月15日，正以陕西布政使身份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接到两宫自太原发出的即将驻跸西安的六百里上谕后，立刻回电表示要往山西接驾，并告知陕西早已“未雨绸缪”在满人居住地“次第建置万寿宫”，又表示万寿宫未完工前可将陕西新旧巡抚衙门腾出暂作驻跸之地。对于正惊魂未定的慈禧而言，此电无异雪中送炭，她内心深处对端方的激赏可想而知。
　　慈禧、光绪帝及整个朝廷迁入西安，使原来政务简单的陕西巡抚衙门一下子变成百事丛集、繁难无比的“准京兆尹”。战时临都的各中央政府機构的供给、各省饷差贡差的支应、各省勤王之师的接待及各地溃勇、难民的安置，都集中在陕西巡抚衙门。刚及40岁的“署理巡抚”端方以罕见的“应变之才”百般筹措，成功经受了繁难政务的考验。此后不久，便得以“实任疆寄”出任湖北巡抚，跻入晚清新政派的核心阵营。
　　出洋考察的领导者
　　1901年1月29日，西逃期间的慈禧发布预约变法，宣布实行“新政”。她随后于1905年7月16日发布谕旨，遣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中就有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
　　端方之所以获得朝廷出洋考察政治的任命，据当时的《申报》分析：基本原因是他在各项新政活动中十分活跃，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的总结，出任鄂苏湘三省巡抚期间，端方创造了中国新政中至少30项第一：在湖北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建立湖北、湖南、江苏的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第一个派遣女子公费出国留学等等。
　　五大臣率领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的中央政府政治考察团，重要性不言自明。五大臣也不敢怠慢，从京内外所奏调的第一批38名随行人员都是一时之选——内阁中书陆宗舆、商部主事章宗祥、留直补用都司程璧光（曾任民国海军总司令）、熊希龄（曾任民国总理）等等在近代史中大名鼎鼎的人物，甚至有袁世凯的长子、分省补用道袁克定。
　　半年多的考察中，考察团在美国逗留了33天，在德国考察的时间最长，计44天。每到一国，均去议院参观。在美国时，他们还旁听了参众两院的会议，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开河经费，众议院则在讨论进出口关税问题；在奥地利斯柯达兵工厂，端、戴还亲试放连珠炮十数响。此外，戴鸿慈还用生动的笔触作了记录旅途的见闻——在伦敦遭遇雾霾，见识了百多年前的“雾都”之名不虚传，“加工厂林立，烟煤所薰，楼台黑暗……入其市，恒沉沉作三里雾”；参观蜡像馆时，情不自禁感慨，“最妙者，一睡熟美人，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40年前，郭嵩焘出使英国，将所见写成《使西纪程》，介绍了西方男女搂腰跳舞等习俗，传至国内，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慈禧定性为“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如今戴鸿慈却能堂而皇之地将这些记在考察日记中。两相对比，让人不禁感慨，尽管缓慢，但古老的中国一直在进步、开放中。
　　1906年7月，端戴考察团回到上海，最终上奏了“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五折。有趣的是，这些奏折竟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在给好友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曾简单说起，“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徐佛苏后来注释：“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这位尚为慈禧所通缉的维新派主将，却在为慈禧新政作顶层设计。个中的讽刺意味，令人感慨。 　　1906年11月，由奕劻、孙家鼐、瞿鸿机联合审定并经慈禧再圈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公布，端方所拟的官制改革方案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方案中拟归并裁撤的机构上至军机、下至各部基本未予变动；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也均未更改；皇权依然高高在上，君临一切。
　　辛亥革命的牺牲者
　　策动官制改革没有成功，但出任两江总督之后，端方在江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等新政。他不仅对朝廷拖延立宪步伐的行为不满，而且与请开国会运动的发起者张謇等人“意气相投”、“过从甚密”。1907年1月，张謇与郑孝胥、汤寿潜等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事后便趋赴南京面谒端方——他在南京住了6天，其中有4天“与陶帅谈”——端方，号匋斋、陶斋，故称“陶帅”。10月，他还以“代地方名士上奏”的形式，借用江苏副贡徐敬熙的条陈，公开表达对朝廷缺乏立宪诚信的不满。
　　1909年6月，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3年期满，“蒙恩擢授”直隶总督。两江、直隶历来为全国总督之最重要者，尤其是直隶总督，经李鸿章时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俨然已成为清廷外交中枢；再加上拱卫京师，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时，端方刚过48岁，且已“重负疆寄”8年之久，入阁拜相，前景可期。未料年底因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的参劾，端方被革去直隶总督一职，被完全逐出权力机构。
　　端方家族世代为官，富有家资，其寓所在北京西直门外蓝靛厂北岛附近养水湖。1887年荣庆在日记中曾对此处有过描述：“湖阔顷许，南面土山，北种柳树，……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令人有出世之想。”被免官后的端方闲居京城，或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地方办学，或重新拾起多年的金石雅好，或在海王村建私人博物馆，甚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档案中还发现有头无尾的小说手稿，估计是他被罢职之后有意回避官场而又寻求自娱自乐的通世玩作。只是，1911年骤然而至的保路运动，打乱了他的遁世隐官生活，并将他推上了不归路。
　　1911年，清廷出台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宣布将此前允许社会参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至于社会投资则采用或现银或股票的方式偿还。由于对补偿方案不满，加之反对清廷以粤汉、川汉铁路作抵押向洋行贷款，湘、鄂、川三省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廷于5月任命曾担任过湖北、湖南巡抚的端方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前往平定风潮、收回路权。
　　这一任命是端方没有料到的，他一直不甚赞同“铁路国有”或“主权洋有”主张。拖至6月29日，在朝臣和上谕的催促下，端方才颇不情愿地离京南下。不久，由于赵尔巽处置四川保路运动风潮不力，9月12日，端方又奉旨带湖北新军2000人入川彈压。11月13日，部队抵达资州。此时四川新军中的鄂籍同志与驻资州的湖北新军取得联系，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开始在入川部队中流传。各部队代表暗开会议，认为湖北新军是跟随端方入川部队，不杀端方，无以表明支持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甚至会在沿途为川军所拦截。端方及其弟弟端锦因此被杀，其尸身当即厚予装殓，至于首级两颗，则函于铁桶内，以押回武昌献缴鄂军都督府。
　　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等文献记载，援川鄂军从资州东返武昌期间，沿途各县镇军民都要求开匣参观端方兄弟的人头，有时还照相留念。端方兄弟的首级，“白天有军队负责，夜间则指定司令部丁振华、周寿世二人看守。”1912年1月28日，援川鄂军回到武昌，带队的陈锡藩等立即晋见黎元洪，献上端方首级。
　　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清廷被迫接受共和政体、宣布逊位。端方当年所积极推行的新政、立宪，可以说均以失败告终。至于端方个人，作为晚清新政的积极参与者、立宪的推动者，最终却为革命派所杀，让人感慨历史上不少改革派“上台虽壮、下场必悲”的政治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