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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省鲁山县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重要报告，即“鲁山报告”。本文阐述了“鲁山报告”形成的历史机缘，在系统地分析了“鲁山报告”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鲁山报告”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市场经济；鲁山报告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6-0079-05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1948年，在事关全国战局的中原地区，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的小平同志长时间工作、生活在鲁山。期间，邓小平百忙当中挤出时间，深入里巷民间走访调查，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1948年4月25日在豫陕鄂前方工作委员会和豫陕鄂边区后方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和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即著名的“鲁山报告”），对当时事关解放区能否巩固的整党、战争、土改、工商业政策、杀人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明确的指示。特别是在对“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述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了“保护市场”、“保护私人工商业”对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并进一步结合当时的条件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鲁山报告”中关于保护和发展市场的观点，成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或萌芽。
一、邓小平“鲁山报告”形成的历史机缘
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并获大会顺利通过。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阐明了实现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认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主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经五种成分。“十二月会议”所制定的经济纲领，结合新的革命形势，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经济纲领，为邓小平在前方的战略决策和“鲁山报告”的内容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现实层面来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建解放区的数量和面积不断扩大，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新区政策，如何发展新区生产、搞好新区经济建设和壮大人民武装，以使豫陕鄂新区成为中原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要巩固和发展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其首要问题就是尽快解决此前该区实施急性土改所表现出来的“左”倾，特别是在对待私营工商业方面所出现的过“左”政策问题。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1]106可见，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能为军队提供有效的后勤给养，成为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此情形下，邓小平从军事战争与经济建设辩证统一的角度出发，对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左”倾冒险急性病不利于战果的巩固和推进，提出新开辟解放区一定要采取恢复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策略，认为“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1]106加之新建解放区在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方面都与华北存在很大不同，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邓小平等主政大区的领导人制定一个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全新经济政策。
同时，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精神，更好地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纠正豫陕鄂在急性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对待私营工商业方面所出现的政策问题。邓小平在鲁山期间不失时机地实地考察了鲁山县城的小市场，并对之进行了近距离的审视。历史上，鲁山因多为山地，盛产药材、丝绸、山货，加之鲁山为豫西地区东出孔道的地理优势，道路辐辏、四通八达，该县遂成为进出山货的集散地，逐渐形成了能够辐射全县及周边数县的区域性市场，故当地商业氛围浓厚，商品贸易比较活跃。邓小平常在工作之余，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市场上向商贩、摊主、往来客商调查生意的经营情况，了解当地市场的发展状况。调查过程中，邓小平敏锐意识到市场的混乱和凋零、私营工商业的取缔和衰败，对群众生计、军粮供应、新区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过“左”的商业政策让邓小平体悟到取缔市场的错误性，更坚定了他对保护市场、运作市场重要性的认识。在深入实际、掌握实情的基础上，邓小平于1948年4月25日在鲁山县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这即是著名的“鲁山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就事关成败的五个问题中的第四个“工商业政策问题”，以充分的证据，生动的实例，阐述了党的关于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政策策略，使党的政策策略为广大干部所理解，并转化为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新建解放区商品市场的活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邓小平“鲁山报告”蕴含着丰富的市场经济思想
在“鲁山报告”中，邓小平对鲁山县城的小市场进行了科学论断，并将其作为事关成败的五个问题之一的“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进而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革命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思考，一定程度上成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特别是市场经济思想的历史起点。具体而言，“鲁山报告”所体现的市场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护和利用市场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作为其最后发展形式的市场经济也将自行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價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303这样，“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633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构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分析之上。 在推进新建解放区经济社会建设时，邓小平并没有拘泥于上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经典论断，而是从当时解放区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出发，认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能够极大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邓小平深刻指出：“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1]102—103从邓小平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认为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市场，就要保护和利用市场。这实际上是邓小平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的精神实质，并紧密结合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把毛泽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上升和发展为“保护市场”。这是一次由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认识上的飞跃，也是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点发展到“保护市场”面的萌芽，从而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历史前奏。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创造条件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无法跨越。
（二）发展私营工商业对促进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3]286他们认为，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资本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使得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不断加强，最终结果将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因而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286不过，马克思这里所要消灭的私有制，并不是指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都要消灭，而是特指那种以财产的私人占有为基础来奴役他人、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私有制。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特别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288
在对鲁山市场进行审视的过程中，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断进行了辩证系统的理解，认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密切相关，强调指出“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1]106这表明，邓小平并不反对和消灭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邓小平还强调，“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1]103“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1]106因为新建解放区缺乏华北那样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根据新建解放区的实际来组织自己的经济。在强调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同时，邓小平还论述了破坏工商业的危害，认为过早取缔商品市场，没收工厂商店，这在破坏生产资料的同时也破坏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建构，其结果是扰乱了原有社会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邓小平还提出“给商人貸款，让商人入股”[1]106等举措，以期尽快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促进新区经济建设。可见，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保护市场”、“扶助”“发展”“私人工商业”的主张，离1979年提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一步之遥，应该说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三）辩证看待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处理好劳资关系
剥削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范畴，又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2]532-533可见，剥削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剥削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在对剥削进行剖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生产力原则，而不仅仅只是从道义是对剥削进行谴责。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和攫取无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改进生产方式、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肯定资本“肮脏罪恶”一面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文明进步”的一面，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
在鲁山期间，邓小平意识到由于“左”的政策，一味取消市场，打击富商，消灭剥削，其结果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1]102对此，邓小平结合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刻指出：“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 [1]106在这里，邓小平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我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出发，强调剥削具有的进步性，这与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与工商业家进行座谈时所讲的“剥削有功”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资本的逐利性驱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生产更多社会产品，以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历史发展轨迹也表明，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允许剥削的存在，是因为剥削的“历史正当性”还未完全丧失，是为了利用剥削“文明进步”的一面来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而为消灭剥削自身创造不可或缺的物质积累。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 （四）发展市场要以保持人民生计为立足点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坚决地维护了贫困人民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认为，林木占有者是“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6]这里“人的权利”就是指贫困人民的权利，而林木占有者妄图以立法的形式剥夺农民拾捡枯枝的“习惯权利”，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当中，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经济范畴给予了伦理批判，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在此制度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
邓小平在鲁山县进行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把市场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把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经济民生结合起来。在“鲁山报告”中，邓小平深刻指出：“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1]106为进一步强调人民生计的重要性，邓小平还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论述，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1]103这样，邓小平对提高人民生计的认识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人民生计的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新建解放区能否得到巩固，关系到解放战争能否继续发展。
三、邓小平“鲁山报告”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邓小平“鲁山报告”在融会、贯通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以及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在“鲁山报告”当中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观点，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鲁山报告”发表后，以鲁山为首府的豫陕鄂党委、行署及其后的豫西党委、行署，鲁山县委、县民主政府，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恢复和保护鲁山县特别是鲁山县城的私营工商业和鲁山县城的小市场。经过努力， 1948年当年鲁山县城恢复营业的商户就达200余家，县境内其他集镇的商户也陆续复业经营。1949年全县私营工商业达2595家，1951年发展到5900家，1954年上升到6421家，从业人员8360人。接近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作为鲁山传统支柱产业的缫丝织绸业、棉花纺织业也迅速恢复生机，生产设备改善，工艺技术提高，1948年生产蚕丝41000公斤，织绸24000米，布186000米。集市贸易和庙会物交会贸易日渐兴旺。[7]
可见，邓小平“鲁山报告”的提出和执行，有力地促进了鲁山县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兴旺，有利于新建解放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稳定豫陕鄂解放区、豫西解放区人心，为新生政权得以站稳脚跟，为支援中原野战军淮海前线决战和渡江作战，为河南全省政权的建立作出极大贡献；也为解放初期鲁山县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历史借鉴意义
邓小平在“鲁山报告”中提出允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用市场保护人民生计，利用私人工商业支持战争需要的思想和做法，使得鲁山县呈现出商业迅速发展、市场兴旺发达、群众生计改善的繁荣景象，进而全景式地展现了市场对发展生产力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在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经济发展的市场取向。日后随着计划经济弊端的逐渐暴露而导致经济发展活力的丧失，邓小平自然会想到市场的发展给鲁山带来的繁荣，从而为他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依据和理性思考的客观素材。
建国以来，我们党由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到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承认并发展市场经济，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决定性的理论贡献，这一贡献得益于革命时期邓小平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对市场思想进行了初步运用。从“鲁山报告”首次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扶助发展市场经济”，到1992年“南方講话”时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的结论，这是邓小平认识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的全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所进行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山报告”既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5-92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7]河南省鲁山县邓小平早期思想理论研究会.邓小平鲁山报告的睿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6.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责任编辑：李祖杰
关键词：邓小平；市场经济；鲁山报告
中图分类号：A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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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6-0079-05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1948年，在事关全国战局的中原地区，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的小平同志长时间工作、生活在鲁山。期间，邓小平百忙当中挤出时间，深入里巷民间走访调查，多次召开重要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1948年4月25日在豫陕鄂前方工作委员会和豫陕鄂边区后方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和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即著名的“鲁山报告”），对当时事关解放区能否巩固的整党、战争、土改、工商业政策、杀人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明确的指示。特别是在对“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述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了“保护市场”、“保护私人工商业”对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并进一步结合当时的条件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鲁山报告”中关于保护和发展市场的观点，成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或萌芽。
一、邓小平“鲁山报告”形成的历史机缘
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并获大会顺利通过。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并阐明了实现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认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主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经五种成分。“十二月会议”所制定的经济纲领，结合新的革命形势，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经济纲领，为邓小平在前方的战略决策和“鲁山报告”的内容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现实层面来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建解放区的数量和面积不断扩大，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新区政策，如何发展新区生产、搞好新区经济建设和壮大人民武装，以使豫陕鄂新区成为中原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要巩固和发展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其首要问题就是尽快解决此前该区实施急性土改所表现出来的“左”倾，特别是在对待私营工商业方面所出现的过“左”政策问题。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1]106可见，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能为军队提供有效的后勤给养，成为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在此情形下，邓小平从军事战争与经济建设辩证统一的角度出发，对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左”倾冒险急性病不利于战果的巩固和推进，提出新开辟解放区一定要采取恢复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策略，认为“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1]106加之新建解放区在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等方面都与华北存在很大不同，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邓小平等主政大区的领导人制定一个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全新经济政策。
同时，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精神，更好地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纠正豫陕鄂在急性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对待私营工商业方面所出现的政策问题。邓小平在鲁山期间不失时机地实地考察了鲁山县城的小市场，并对之进行了近距离的审视。历史上，鲁山因多为山地，盛产药材、丝绸、山货，加之鲁山为豫西地区东出孔道的地理优势，道路辐辏、四通八达，该县遂成为进出山货的集散地，逐渐形成了能够辐射全县及周边数县的区域性市场，故当地商业氛围浓厚，商品贸易比较活跃。邓小平常在工作之余，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市场上向商贩、摊主、往来客商调查生意的经营情况，了解当地市场的发展状况。调查过程中，邓小平敏锐意识到市场的混乱和凋零、私营工商业的取缔和衰败，对群众生计、军粮供应、新区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过“左”的商业政策让邓小平体悟到取缔市场的错误性，更坚定了他对保护市场、运作市场重要性的认识。在深入实际、掌握实情的基础上，邓小平于1948年4月25日在鲁山县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这即是著名的“鲁山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就事关成败的五个问题中的第四个“工商业政策问题”，以充分的证据，生动的实例，阐述了党的关于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政策策略，使党的政策策略为广大干部所理解，并转化为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新建解放区商品市场的活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邓小平“鲁山报告”蕴含着丰富的市场经济思想
在“鲁山报告”中，邓小平对鲁山县城的小市场进行了科学论断，并将其作为事关成败的五个问题之一的“工商业政策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进而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革命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思考，一定程度上成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特别是市场经济思想的历史起点。具体而言，“鲁山报告”所体现的市场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护和利用市场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作为其最后发展形式的市场经济也将自行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價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303这样，“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633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构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分析之上。 在推进新建解放区经济社会建设时，邓小平并没有拘泥于上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经典论断，而是从当时解放区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出发，认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能够极大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邓小平深刻指出：“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1]102—103从邓小平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认为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市场，就要保护和利用市场。这实际上是邓小平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的精神实质，并紧密结合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把毛泽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上升和发展为“保护市场”。这是一次由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认识上的飞跃，也是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点发展到“保护市场”面的萌芽，从而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历史前奏。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创造条件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无法跨越。
（二）发展私营工商业对促进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3]286他们认为，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资本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使得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不断加强，最终结果将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因而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286不过，马克思这里所要消灭的私有制，并不是指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都要消灭，而是特指那种以财产的私人占有为基础来奴役他人、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私有制。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特别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288
在对鲁山市场进行审视的过程中，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断进行了辩证系统的理解，认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密切相关，强调指出“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1]106这表明，邓小平并不反对和消灭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邓小平还强调，“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1]103“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1]106因为新建解放区缺乏华北那样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根据新建解放区的实际来组织自己的经济。在强调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同时，邓小平还论述了破坏工商业的危害，认为过早取缔商品市场，没收工厂商店，这在破坏生产资料的同时也破坏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建构，其结果是扰乱了原有社会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邓小平还提出“给商人貸款，让商人入股”[1]106等举措，以期尽快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促进新区经济建设。可见，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保护市场”、“扶助”“发展”“私人工商业”的主张，离1979年提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一步之遥，应该说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三）辩证看待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处理好劳资关系
剥削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范畴，又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2]532-533可见，剥削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剥削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在对剥削进行剖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生产力原则，而不仅仅只是从道义是对剥削进行谴责。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和攫取无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改进生产方式、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肯定资本“肮脏罪恶”一面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文明进步”的一面，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
在鲁山期间，邓小平意识到由于“左”的政策，一味取消市场，打击富商，消灭剥削，其结果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1]102对此，邓小平结合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刻指出：“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 [1]106在这里，邓小平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我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出发，强调剥削具有的进步性，这与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与工商业家进行座谈时所讲的“剥削有功”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资本的逐利性驱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生产更多社会产品，以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历史发展轨迹也表明，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允许剥削的存在，是因为剥削的“历史正当性”还未完全丧失，是为了利用剥削“文明进步”的一面来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而为消灭剥削自身创造不可或缺的物质积累。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 （四）发展市场要以保持人民生计为立足点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并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坚决地维护了贫困人民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认为，林木占有者是“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6]这里“人的权利”就是指贫困人民的权利，而林木占有者妄图以立法的形式剥夺农民拾捡枯枝的“习惯权利”，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当中，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经济范畴给予了伦理批判，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在此制度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
邓小平在鲁山县进行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把市场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把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经济民生结合起来。在“鲁山报告”中，邓小平深刻指出：“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1]106为进一步强调人民生计的重要性，邓小平还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论述，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1]103这样，邓小平对提高人民生计的认识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人民生计的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新建解放区能否得到巩固，关系到解放战争能否继续发展。
三、邓小平“鲁山报告”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邓小平“鲁山报告”在融会、贯通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以及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在“鲁山报告”当中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观点，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鲁山报告”发表后，以鲁山为首府的豫陕鄂党委、行署及其后的豫西党委、行署，鲁山县委、县民主政府，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恢复和保护鲁山县特别是鲁山县城的私营工商业和鲁山县城的小市场。经过努力， 1948年当年鲁山县城恢复营业的商户就达200余家，县境内其他集镇的商户也陆续复业经营。1949年全县私营工商业达2595家，1951年发展到5900家，1954年上升到6421家，从业人员8360人。接近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作为鲁山传统支柱产业的缫丝织绸业、棉花纺织业也迅速恢复生机，生产设备改善，工艺技术提高，1948年生产蚕丝41000公斤，织绸24000米，布186000米。集市贸易和庙会物交会贸易日渐兴旺。[7]
可见，邓小平“鲁山报告”的提出和执行，有力地促进了鲁山县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兴旺，有利于新建解放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稳定豫陕鄂解放区、豫西解放区人心，为新生政权得以站稳脚跟，为支援中原野战军淮海前线决战和渡江作战，为河南全省政权的建立作出极大贡献；也为解放初期鲁山县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历史借鉴意义
邓小平在“鲁山报告”中提出允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用市场保护人民生计，利用私人工商业支持战争需要的思想和做法，使得鲁山县呈现出商业迅速发展、市场兴旺发达、群众生计改善的繁荣景象，进而全景式地展现了市场对发展生产力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在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经济发展的市场取向。日后随着计划经济弊端的逐渐暴露而导致经济发展活力的丧失，邓小平自然会想到市场的发展给鲁山带来的繁荣，从而为他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依据和理性思考的客观素材。
建国以来，我们党由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到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承认并发展市场经济，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决定性的理论贡献，这一贡献得益于革命时期邓小平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对市场思想进行了初步运用。从“鲁山报告”首次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扶助发展市场经济”，到1992年“南方講话”时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的结论，这是邓小平认识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的全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所进行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山报告”既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雏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5-92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7]河南省鲁山县邓小平早期思想理论研究会.邓小平鲁山报告的睿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6.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责任编辑：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