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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述，它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三纲五常”的凝练和升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才真正定型，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价值观念。虽然经过近代道德革命冲击，“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而遭到清算和否弃，但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追本溯源、批判继承、扬弃转换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传统道德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122-07
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辨析，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一、封建社会有无核心价值观
对于封建社会有无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甚至原始人也有其认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普遍存在着道德观念，每个社会都有其价值理念，“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240，这是世界的通理，封建社会也概莫能外。从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看，“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235，“回顾5世纪至12世纪的历史，支配和指导人类精神的是神学。一切思想都打上了神学的印记”[2]。在教会和神学的笼罩下，道德观念上也突出表现为基督教伦理观念，基督教的三主德——信仰、爱、希望，无疑是基督教伦理精神的核心。“基督教对信仰、爱和希望（拯救）的教义解释，实际确立了基督教普遍主义心灵论的信念伦理体系”[3]，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爱是核心价值观，人们“靠爱而同上帝、即至善相融合，爱是最高的德性，是所有其他德性的泉源”[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可视作欧洲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相对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比较漫长。以朝代划分的话，一般认为，自秦至清中期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绵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个封建王朝无论国祚长短，都有自己所提倡的社会道德。从共同的方面看，除了短暂的秦王朝偏重于法家外，其他朝代多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即便有的朝代阳儒阴法，有的时期玄学、佛教、道教大行其道，但将儒学看作是立国之本、立人之基则是士人和官僚集团的普遍看法。如，“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晋书·傅玄传》）[5]，“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晋书·王导传》）[6]，“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故东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环林璧水，业盛于两京。自淳源既远，浇波已扇，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是以设训垂范，启导心灵，譬彼染蓝，类诸琢玉，然后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陈书·儒林传》）[7]。因此，儒学所强调的德治仁政等思想逐渐被统治者所认同，而其宣扬忠孝道德的人伦观念也浸润到全社会中。“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宋书·郑鲜之传》）[8]，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产生于儒家伦理中。经过一个摸索、规范、提升的过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宋朝，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逐渐定型下来，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道德观念所共同认可的全社会核心价值观。
二、何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孝节义”这四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依据有四：
（一）从内容涵义上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人文天地
“忠孝节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都高度涵盖了，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那么，何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即“三纲五常”。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价值体系的统摄和支配地位，是一个社会倡导和主导的价值体系，引领一个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9]“三纲五常”将几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准则都囊括其中，从这点来说，“三纲五常”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什么说“三纲五常”是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核心价值观呢？首先可以从“三纲五常”（包括“三纲六纪”）的字面意义看出其体系性的特点。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白虎通·三纲六纪》）。[10]说白了，纲就是提渔网的总绳，纪是渔网网眼交错的结。相对于纲纪，纲常则体现的是不同道德范畴。“三纲”之“纲”乃是一种人伦关系取向，“五常”之“常”则是普遍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三纲”以三种主要人伦关系为维度，“五常”以五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为维度，“三纲五常”的组合不是以同一质料为基础的整合，而是以人伦关系维度与道德规范维度的组合。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在“三纲五常”字面上没有直接表述，而是提出方向性要求。如“三纲”只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三种人伦关系的价值取向，但体现这种取向的具体道德要求——忠、孝、节则需要推导得出。“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看，‘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11]因此，从纲常、纲纪这样的概括看，“三纲五常”无疑就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而“三纲六纪”中的“三纲”规范的是人伦关系，“六纪”规范的也是人伦关系，其对价值体系的范型作用相对单一，在中国社会影响也远不及“三纲五常”大，因此不能将“三纲六纪”视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贺麟先生认为“五常”乃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常德，因此只有“三纲”才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特点。他认为西汉“需要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礼教，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伦理系统以奠定基础，于是将五伦观念发挥为更严密更有力量的三纲说，及以三纲说为核心的礼教。”[12]58“三纲就是把‘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道德即道德自身的报酬’等伦理识度，加以权威化、制度化，而成为礼教的信条”[12]61“自从三纲说兴起后，五常作为五常伦解之意渐渐被取消，作为五常德解之意漸次通行。所谓常德就是行为所止的极限，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范型”[12]59。相对于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高度概括。[9]“忠孝节义”无疑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它不仅是对“三纲五常”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而且是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和灵魂。 （二）从构词结构上看，具有便利的识记性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涵盖性，更主要的是在于其为全社会民众所广泛认知度上。对道德观念的认知一方面是对内容的认同，还有就是是否便于识记。“忠孝节义”作为一个词组，在构词结构上，声韵搭配合理，平仄组合绝佳，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便于识记。这也是“忠孝节义”之所以称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也具有便于识记的特点，读起来也不拗口。但“五常”的普世特点较为突出，而“忠孝节义”则明显带有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的色彩，是儒家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的集中体现，因此，较之“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更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特质。
（三）从传播方式上看，具有形式的多样性
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便于人主动识记，还要便于宣讲和传扬，要通过各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扬传播。在这点上，封建社会的宣传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从文化传媒的角度，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主要形式。雅文化包括理学家的著述，官修史书、地方志和私修史书，以及文人笔记、文集、辞赋等，俗文化则包括小说、话本、评书、杂剧、戏曲等。除此之外，封建政府的旌表，立牌坊，以及家训、族规、乡规民约等也都成为宣传忠孝节义的重要形式。如明末庆都知县黄承宗在抗清斗争中满门忠死（除了其子黄朝钦被其母谢氏救走），清朝的康熙皇帝却仍追赠黄氏宗祠“忠孝节义之门”的匾额，以示旌表。最能体现传播忠孝节义效果的是各种文艺形式。明儒王阳明就主张戏剧应“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3]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很多士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以倡导忠孝节义道德为主旨。“三言二拍”、《型世言》等文学作品都以宣扬忠孝节义为宗旨，一再彰显“全孝全忠又全节”[14]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极力倡导“只有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传万古”[15]，“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提倡‘忠孝节义’四德”[16]。较之通俗小说，传统戏曲中更普遍充斥着宣扬忠孝节义的内容，如《一捧雪》、《跃鲤记》、《秦香莲》、《大劈棺》、《五伦全备忠孝记》、《琵琶记》、《芦花记》、《精忠记》、《清忠谱》、《王宝钏》、《未央天》（即《马义救主》）等，都是宣扬忠孝节义的。很多旧戏台两侧也都悬挂着劝励忠孝节义的楹联。如北京广和楼剧场楹联为“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17]；四川新津县城隍庙戏台楹联为“要正人心，多演些忠孝节义；诗从雅颂，少唱点雪月风花”[18]。清人焦循在评价花部剧时，指出：“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19]225他还将传统戏曲的主角圈定为“义夫、贞妇、忠臣、孝子”，而将“宵小市井”这样的劳苦大众排除在外 [19]115。对于传统戏曲宣扬忠孝节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过一场争论。起因是张庚在五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表达了“忠孝节义也有人民性”的观点，引起了戏曲界的争论。从传统剧目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和戏剧界对“忠孝节义人民性”的争论不难看出，“忠孝节义”当然是“中国传统戏剧所传递的核心价值”， 是“从皇权到最底层的平民共同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结晶”[20]。毫不夸张地说，“忠孝节义”始终是传统戏曲创作的灵魂和主旨，体现了文艺服从、服务于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
（四）从影响效果上看，具有广泛的认可性
综观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如果说哪一个道德观念或语汇能影响最大，化人最深，无疑首推“忠孝节义”。可以说，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上自帝王百僚，下至黎民百姓，都普遍认可“忠孝节义”。 “忠孝节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各个阶层以及各家各派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21]。封建统治者自不必说，他们是将“忠孝节义”作为导民化俗、治理国家的思想控制手段，但普通百姓也自觉认同于“忠孝节义”，并将其奉为道德圭臬，足见其对全社会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剧。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学说，那么在儒家学说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便是‘忠孝节义’的纲常礼教。[22]
对于封建社會核心价值观，不同学者的视角和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学者反对将“三纲”作为核心价值观，认为：“与其说‘三纲’是儒家礼教的核心，不如说仁义德教更是儒家礼教的根本。”[23]有的则主张：“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礼、义、仁、智、信’，其本质核心是‘仁’。”[24]其实，早有学者注意到“忠孝节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广泛影响。如张岱年就曾指出，宋朝以降社会上主要就讲忠孝节义。[25]并曾嘱陈瑛查找“忠孝节义”四字连用的最早出处。[26]张锡勤也认为，到了明代，“忠孝节义”无论是地位还是影响都已经高过“五常”。[27]尽管这些学者都没有直接将“忠孝节义”定性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但从他们对宋明以后社会高度认同“忠孝节义”之重视，不难看出，“忠孝节义”在封建社会道德变迁史上的重要意义。此外，从文革时期，梁效班子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让冯友兰等学者查找“忠孝节义”的出处，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28]，这也可反证出此词组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史上的份量和重要性。将“忠孝节义”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道德变迁实际的。
三、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发展和衰败的
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基础上的。夏商周三代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周朝实行宗法分封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尚未有效形成。秦朝一统寰宇，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在秦以前是不可能产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尽管忠、孝、节、义这四个字在先秦时期都已单独出现，但这四个字连用则为封建社会时期的事。而且在先秦，这些道德规范的内涵与后世也是有区别的。如先秦时期的“忠”是全含性的，是一切人对一切人、一切事的尽心尽力，而“忠孝节义”的“忠”则主要凸显的是忠君内涵。“节”的原初意义也不是专指妇女贞节，而封建纲常则更多地凸显狭义的女节。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萌芽的，是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而产生的。按照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提炼的道德发生学原理，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同样是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炼和升华。汉代是承亡秦之绪建立起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汉代否定了秦代法家治国理念，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学于一尊。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初步提出“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体系。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重申了纲常原则，提出了“三纲六纪”，并将儒学及“三纲”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汉以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才逐渐定型为“三纲五常”。同时，东汉开始人们就试图从中提炼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如当时即盛行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尽管那时还没有提出“忠孝节义”这一核心价值观，但从其旌表的对象看，无疑是以践行忠孝节义者为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剧的动荡时期。尽管这一历史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军阀割据混战，朝代递嬗频繁，人们朝不保夕，加之思想界玄学昙花一现，佛、道各擅胜场，儒家被边缘化，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却从没有中止过。东晋孙盛曾明确提出“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29]。虽然“忠孝义节”与“忠孝节义”在文字排序上有微小差异，但体现了时人对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与此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非常注意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据《魏书·礼志四》记载，在北魏道武帝时期就已经在皇后乘舆上绘有“忠孝节义”[30]图像，另据《晋书·艺术传》载，羯族政权后赵的石虎就在太武殿上图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31]这些不仅说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之深，也体现了对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尝试。但毕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动荡，思想界的混乱，“忠孝节义”还难以被社会所普遍认可，无法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到了隋唐五代仍然是佛道的天下，儒家道统仍在复兴的过程中，“忠孝节义”也还没有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尽管《旧唐书·薛仁贵传》中提到“忠孝节义，咸加旌表”[32]，但“忠孝节义”真正被社会普遍认同并被奉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则无疑是宋以后的事。
宋朝统一南北，不仅给社会带来安定，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集权，在思想界儒家道统复兴，理学勃兴。宋明理学不仅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是万古不易的“天理”，凸显了纲常的神圣性、至上性，而且在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渐为社会所接受。正如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逐步积累、逐步认识、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育成熟用了上千年”[33]，而在宋代，“忠孝节义”定型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距秦汉封建社会产生之时正好千年左右。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提到“忠孝节义判官”[34]。此后直至元明清，“忠孝节义”陡然成为社会热议的高频词。特别是在民间，通过各种文学、戏曲形式，“忠孝节义”广为流传，浸入人心，成为钳制人心的精神枷锁。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忠孝节义”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因此，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纲常，直指“忠孝节义”等旧道德。从谭嗣同的批判传统道德，梁启超的倡议新民德，到孙中山对旧有道德的批判继承，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清算，“忠孝节义”这一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被作为腐朽的旧道德，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从社会道德体系中被剔除出去。
四、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和内在关联是什么
既然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需要，我们研究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追本溯源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总书记指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到“四个讲清楚”[35]。这无疑有利于更好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必须明晰中国的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和内在关联。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36]。二者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性质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封建旧道德，是在阶级社会中实行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是在根本扫清阶级压迫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精神动力。其二，目的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君主专制秩序，通过营造一个所谓的“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来消弭冲突，让人们安分守己地奉行“忠孝节义”来做一个顺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为了构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构建一个孝友和睦、诚信友善的和谐社会。其三，践行主体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主要是臣民，所谓“忠孝节义”主要都是单方面地、片面地要求人民要自觉践行这些道德规范，而对统治者特别是君主的约束则较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则是全含性的。从内涵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是每一个公民。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务和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约束之外。其四，治理理念不同。封建社会号称以德治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人治的治理理念，因此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正是人治观念，是口含天宪、乾刚独断的君王借以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而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的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法治社会中道德建设的作用。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助推器。
在客观评析二者区别的同时，无疑二者之间也具有着某种割不断的内在关联。其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化基因的可延续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时期的道德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世代相传的道德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另立一套、凭空臆造，其必然是在延续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所进行的改造和提升。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身也是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形成的，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强化，逐渐成为桎梏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这些必须予以正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是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扬弃发展。其二，人本精神的可传承性。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传统君主专制社会的民本观念基础上的。早在先秦时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忠孝节义”的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要通过规范人们行为来达到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的上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完全不同，但在人本这一点上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联。虽然民本与人本并不完全等同，封建社会突出民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本也有着本质区别，但对人的重视这一内在关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更为重要的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凸显“以人为本”，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三，优秀价值的可转换性。不可否认，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其中含有很多糟粕，是應该辩证看待，批判否定的。但其中一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价值，还是应该客观分析，扬弃继承的。这也就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合理内核之当代转化基础。对比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可资转换的内容。如“忠孝节义”中的忠可将其忠君思想剔除，凸显其忠于社稷思想，并转换为爱国主义精神和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忠孝节义”中的孝则凸显其孝友精神，并将其由家庭伦理推扩开来，成为社会友善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忠孝节义”中的节不再囿于妇女守节愚节等旧道德，而可转换成夫妻忠诚，并可发展其中的气节风尚，充沛社会正义感，因此，节也转换成诚信（指夫妻忠诚）和正义精神。忠孝节义中的义由于本身指的就不是狭隘的义气，而是“行其所宜”的意思，因此其可转换的内容就更广泛了，不仅可以转换成公平、正义，甚至可以转换成任何有益国家、社会的行为。其四，传播方式的可借鉴性。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从官方修史设立“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等到民间话本、小说、说唱、戏曲，都以宣扬忠孝节义为主。甚至一些理学家也深入民间进行道德宣讲。如泰州学派的颜山农和陶工出身的韩贞等儒者都经常深入民间，向仆夫、农人、渔樵、童叟等下层民众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当今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在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形式，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等手段，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认同的行为准则。 总之，通过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辨析，不仅要正本清源，而且要为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传统道德当代转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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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廷国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传统道德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122-07
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辨析，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一、封建社会有无核心价值观
对于封建社会有无核心价值观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甚至原始人也有其认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普遍存在着道德观念，每个社会都有其价值理念，“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240，这是世界的通理，封建社会也概莫能外。从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看，“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235，“回顾5世纪至12世纪的历史，支配和指导人类精神的是神学。一切思想都打上了神学的印记”[2]。在教会和神学的笼罩下，道德观念上也突出表现为基督教伦理观念，基督教的三主德——信仰、爱、希望，无疑是基督教伦理精神的核心。“基督教对信仰、爱和希望（拯救）的教义解释，实际确立了基督教普遍主义心灵论的信念伦理体系”[3]，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爱是核心价值观，人们“靠爱而同上帝、即至善相融合，爱是最高的德性，是所有其他德性的泉源”[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可视作欧洲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相对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比较漫长。以朝代划分的话，一般认为，自秦至清中期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绵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个封建王朝无论国祚长短，都有自己所提倡的社会道德。从共同的方面看，除了短暂的秦王朝偏重于法家外，其他朝代多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即便有的朝代阳儒阴法，有的时期玄学、佛教、道教大行其道，但将儒学看作是立国之本、立人之基则是士人和官僚集团的普遍看法。如，“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晋书·傅玄传》）[5]，“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晋书·王导传》）[6]，“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故东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环林璧水，业盛于两京。自淳源既远，浇波已扇，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是以设训垂范，启导心灵，譬彼染蓝，类诸琢玉，然后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陈书·儒林传》）[7]。因此，儒学所强调的德治仁政等思想逐渐被统治者所认同，而其宣扬忠孝道德的人伦观念也浸润到全社会中。“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宋书·郑鲜之传》）[8]，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产生于儒家伦理中。经过一个摸索、规范、提升的过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宋朝，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逐渐定型下来，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道德观念所共同认可的全社会核心价值观。
二、何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孝节义”这四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依据有四：
（一）从内容涵义上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人文天地
“忠孝节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都高度涵盖了，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那么，何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即“三纲五常”。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价值体系的统摄和支配地位，是一个社会倡导和主导的价值体系，引领一个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9]“三纲五常”将几种基本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准则都囊括其中，从这点来说，“三纲五常”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什么说“三纲五常”是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核心价值观呢？首先可以从“三纲五常”（包括“三纲六纪”）的字面意义看出其体系性的特点。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白虎通·三纲六纪》）。[10]说白了，纲就是提渔网的总绳，纪是渔网网眼交错的结。相对于纲纪，纲常则体现的是不同道德范畴。“三纲”之“纲”乃是一种人伦关系取向，“五常”之“常”则是普遍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三纲”以三种主要人伦关系为维度，“五常”以五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为维度，“三纲五常”的组合不是以同一质料为基础的整合，而是以人伦关系维度与道德规范维度的组合。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在“三纲五常”字面上没有直接表述，而是提出方向性要求。如“三纲”只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妻三种人伦关系的价值取向，但体现这种取向的具体道德要求——忠、孝、节则需要推导得出。“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看，‘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11]因此，从纲常、纲纪这样的概括看，“三纲五常”无疑就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而“三纲六纪”中的“三纲”规范的是人伦关系，“六纪”规范的也是人伦关系，其对价值体系的范型作用相对单一，在中国社会影响也远不及“三纲五常”大，因此不能将“三纲六纪”视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贺麟先生认为“五常”乃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常德，因此只有“三纲”才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特点。他认为西汉“需要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礼教，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伦理系统以奠定基础，于是将五伦观念发挥为更严密更有力量的三纲说，及以三纲说为核心的礼教。”[12]58“三纲就是把‘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道德即道德自身的报酬’等伦理识度，加以权威化、制度化，而成为礼教的信条”[12]61“自从三纲说兴起后，五常作为五常伦解之意渐渐被取消，作为五常德解之意漸次通行。所谓常德就是行为所止的极限，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范型”[12]59。相对于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高度概括。[9]“忠孝节义”无疑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它不仅是对“三纲五常”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而且是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和灵魂。 （二）从构词结构上看，具有便利的识记性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涵盖性，更主要的是在于其为全社会民众所广泛认知度上。对道德观念的认知一方面是对内容的认同，还有就是是否便于识记。“忠孝节义”作为一个词组，在构词结构上，声韵搭配合理，平仄组合绝佳，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便于识记。这也是“忠孝节义”之所以称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也具有便于识记的特点，读起来也不拗口。但“五常”的普世特点较为突出，而“忠孝节义”则明显带有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的色彩，是儒家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的集中体现，因此，较之“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更具有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特质。
（三）从传播方式上看，具有形式的多样性
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便于人主动识记，还要便于宣讲和传扬，要通过各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扬传播。在这点上，封建社会的宣传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从文化传媒的角度，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主要形式。雅文化包括理学家的著述，官修史书、地方志和私修史书，以及文人笔记、文集、辞赋等，俗文化则包括小说、话本、评书、杂剧、戏曲等。除此之外，封建政府的旌表，立牌坊，以及家训、族规、乡规民约等也都成为宣传忠孝节义的重要形式。如明末庆都知县黄承宗在抗清斗争中满门忠死（除了其子黄朝钦被其母谢氏救走），清朝的康熙皇帝却仍追赠黄氏宗祠“忠孝节义之门”的匾额，以示旌表。最能体现传播忠孝节义效果的是各种文艺形式。明儒王阳明就主张戏剧应“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3]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很多士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以倡导忠孝节义道德为主旨。“三言二拍”、《型世言》等文学作品都以宣扬忠孝节义为宗旨，一再彰显“全孝全忠又全节”[14]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极力倡导“只有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传万古”[15]，“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提倡‘忠孝节义’四德”[16]。较之通俗小说，传统戏曲中更普遍充斥着宣扬忠孝节义的内容，如《一捧雪》、《跃鲤记》、《秦香莲》、《大劈棺》、《五伦全备忠孝记》、《琵琶记》、《芦花记》、《精忠记》、《清忠谱》、《王宝钏》、《未央天》（即《马义救主》）等，都是宣扬忠孝节义的。很多旧戏台两侧也都悬挂着劝励忠孝节义的楹联。如北京广和楼剧场楹联为“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17]；四川新津县城隍庙戏台楹联为“要正人心，多演些忠孝节义；诗从雅颂，少唱点雪月风花”[18]。清人焦循在评价花部剧时，指出：“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19]225他还将传统戏曲的主角圈定为“义夫、贞妇、忠臣、孝子”，而将“宵小市井”这样的劳苦大众排除在外 [19]115。对于传统戏曲宣扬忠孝节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过一场争论。起因是张庚在五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表达了“忠孝节义也有人民性”的观点，引起了戏曲界的争论。从传统剧目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和戏剧界对“忠孝节义人民性”的争论不难看出，“忠孝节义”当然是“中国传统戏剧所传递的核心价值”， 是“从皇权到最底层的平民共同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结晶”[20]。毫不夸张地说，“忠孝节义”始终是传统戏曲创作的灵魂和主旨，体现了文艺服从、服务于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
（四）从影响效果上看，具有广泛的认可性
综观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如果说哪一个道德观念或语汇能影响最大，化人最深，无疑首推“忠孝节义”。可以说，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上自帝王百僚，下至黎民百姓，都普遍认可“忠孝节义”。 “忠孝节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为各个阶层以及各家各派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21]。封建统治者自不必说，他们是将“忠孝节义”作为导民化俗、治理国家的思想控制手段，但普通百姓也自觉认同于“忠孝节义”，并将其奉为道德圭臬，足见其对全社会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剧。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学说，那么在儒家学说中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便是‘忠孝节义’的纲常礼教。[22]
对于封建社會核心价值观，不同学者的视角和看法也不一致。有的学者反对将“三纲”作为核心价值观，认为：“与其说‘三纲’是儒家礼教的核心，不如说仁义德教更是儒家礼教的根本。”[23]有的则主张：“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礼、义、仁、智、信’，其本质核心是‘仁’。”[24]其实，早有学者注意到“忠孝节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广泛影响。如张岱年就曾指出，宋朝以降社会上主要就讲忠孝节义。[25]并曾嘱陈瑛查找“忠孝节义”四字连用的最早出处。[26]张锡勤也认为，到了明代，“忠孝节义”无论是地位还是影响都已经高过“五常”。[27]尽管这些学者都没有直接将“忠孝节义”定性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但从他们对宋明以后社会高度认同“忠孝节义”之重视，不难看出，“忠孝节义”在封建社会道德变迁史上的重要意义。此外，从文革时期，梁效班子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让冯友兰等学者查找“忠孝节义”的出处，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28]，这也可反证出此词组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史上的份量和重要性。将“忠孝节义”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道德变迁实际的。
三、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发展和衰败的
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基础上的。夏商周三代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周朝实行宗法分封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尚未有效形成。秦朝一统寰宇，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在秦以前是不可能产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尽管忠、孝、节、义这四个字在先秦时期都已单独出现，但这四个字连用则为封建社会时期的事。而且在先秦，这些道德规范的内涵与后世也是有区别的。如先秦时期的“忠”是全含性的，是一切人对一切人、一切事的尽心尽力，而“忠孝节义”的“忠”则主要凸显的是忠君内涵。“节”的原初意义也不是专指妇女贞节，而封建纲常则更多地凸显狭义的女节。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萌芽的，是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而产生的。按照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提炼的道德发生学原理，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同样是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炼和升华。汉代是承亡秦之绪建立起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汉代否定了秦代法家治国理念，汉武帝独尊儒术，定儒学于一尊。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初步提出“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体系。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重申了纲常原则，提出了“三纲六纪”，并将儒学及“三纲”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汉以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才逐渐定型为“三纲五常”。同时，东汉开始人们就试图从中提炼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如当时即盛行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尽管那时还没有提出“忠孝节义”这一核心价值观，但从其旌表的对象看，无疑是以践行忠孝节义者为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剧的动荡时期。尽管这一历史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军阀割据混战，朝代递嬗频繁，人们朝不保夕，加之思想界玄学昙花一现，佛、道各擅胜场，儒家被边缘化，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却从没有中止过。东晋孙盛曾明确提出“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29]。虽然“忠孝义节”与“忠孝节义”在文字排序上有微小差异，但体现了时人对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与此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非常注意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据《魏书·礼志四》记载，在北魏道武帝时期就已经在皇后乘舆上绘有“忠孝节义”[30]图像，另据《晋书·艺术传》载，羯族政权后赵的石虎就在太武殿上图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31]这些不仅说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之深，也体现了对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尝试。但毕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动荡，思想界的混乱，“忠孝节义”还难以被社会所普遍认可，无法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到了隋唐五代仍然是佛道的天下，儒家道统仍在复兴的过程中，“忠孝节义”也还没有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尽管《旧唐书·薛仁贵传》中提到“忠孝节义，咸加旌表”[32]，但“忠孝节义”真正被社会普遍认同并被奉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则无疑是宋以后的事。
宋朝统一南北，不仅给社会带来安定，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集权，在思想界儒家道统复兴，理学勃兴。宋明理学不仅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是万古不易的“天理”，凸显了纲常的神圣性、至上性，而且在提炼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渐为社会所接受。正如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逐步积累、逐步认识、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育成熟用了上千年”[33]，而在宋代，“忠孝节义”定型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距秦汉封建社会产生之时正好千年左右。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提到“忠孝节义判官”[34]。此后直至元明清，“忠孝节义”陡然成为社会热议的高频词。特别是在民间，通过各种文学、戏曲形式，“忠孝节义”广为流传，浸入人心，成为钳制人心的精神枷锁。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忠孝节义”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因此，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纲常，直指“忠孝节义”等旧道德。从谭嗣同的批判传统道德，梁启超的倡议新民德，到孙中山对旧有道德的批判继承，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清算，“忠孝节义”这一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也被作为腐朽的旧道德，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从社会道德体系中被剔除出去。
四、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和内在关联是什么
既然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已经不适合今天社会需要，我们研究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对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追本溯源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总书记指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到“四个讲清楚”[35]。这无疑有利于更好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必须明晰中国的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和内在关联。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36]。二者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性质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封建旧道德，是在阶级社会中实行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新道德，是在根本扫清阶级压迫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精神动力。其二，目的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君主专制秩序，通过营造一个所谓的“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来消弭冲突，让人们安分守己地奉行“忠孝节义”来做一个顺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为了构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构建一个孝友和睦、诚信友善的和谐社会。其三，践行主体不同。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主要是臣民，所谓“忠孝节义”主要都是单方面地、片面地要求人民要自觉践行这些道德规范，而对统治者特别是君主的约束则较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则是全含性的。从内涵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是每一个公民。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务和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约束之外。其四，治理理念不同。封建社会号称以德治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人治的治理理念，因此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正是人治观念，是口含天宪、乾刚独断的君王借以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而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的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法治社会中道德建设的作用。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助推器。
在客观评析二者区别的同时，无疑二者之间也具有着某种割不断的内在关联。其关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化基因的可延续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时期的道德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世代相传的道德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另立一套、凭空臆造，其必然是在延续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所进行的改造和提升。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身也是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形成的，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强化，逐渐成为桎梏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这些必须予以正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是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和扬弃发展。其二，人本精神的可传承性。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传统君主专制社会的民本观念基础上的。早在先秦时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忠孝节义”的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要通过规范人们行为来达到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目的。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的上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完全不同，但在人本这一点上与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联。虽然民本与人本并不完全等同，封建社会突出民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本也有着本质区别，但对人的重视这一内在关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更为重要的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凸显“以人为本”，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三，优秀价值的可转换性。不可否认，忠孝节义作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其中含有很多糟粕，是應该辩证看待，批判否定的。但其中一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价值，还是应该客观分析，扬弃继承的。这也就是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合理内核之当代转化基础。对比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可资转换的内容。如“忠孝节义”中的忠可将其忠君思想剔除，凸显其忠于社稷思想，并转换为爱国主义精神和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忠孝节义”中的孝则凸显其孝友精神，并将其由家庭伦理推扩开来，成为社会友善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忠孝节义”中的节不再囿于妇女守节愚节等旧道德，而可转换成夫妻忠诚，并可发展其中的气节风尚，充沛社会正义感，因此，节也转换成诚信（指夫妻忠诚）和正义精神。忠孝节义中的义由于本身指的就不是狭隘的义气，而是“行其所宜”的意思，因此其可转换的内容就更广泛了，不仅可以转换成公平、正义，甚至可以转换成任何有益国家、社会的行为。其四，传播方式的可借鉴性。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从官方修史设立“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等到民间话本、小说、说唱、戏曲，都以宣扬忠孝节义为主。甚至一些理学家也深入民间进行道德宣讲。如泰州学派的颜山农和陶工出身的韩贞等儒者都经常深入民间，向仆夫、农人、渔樵、童叟等下层民众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当今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在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形式，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等手段，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地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认同的行为准则。 总之，通过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辨析，不仅要正本清源，而且要为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传统道德当代转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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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洪迈.夷坚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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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3-434.
责任编辑：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