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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主要强调经济基础层面上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奥菲则从系统危机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危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经济系统层面上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层次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调整，危机越来越趋向于第二层次的危机形式——危机管理的危机，它最终表现为政治系统上的危机。第一层次的危机仍然占据着基础性地位，但是第二层次的危机正逐渐凸显出其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系统危机理论；危机管理；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018-07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危机产生于经济层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也正是这种根本性危机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当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迟迟没有爆发，资本主义灭亡趋势迟迟没有显现，相反，当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手段的纠正，部分地弥补了经济上的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似乎过时了。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既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又试图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回归国家和政治理论，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重新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奥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奥菲结合系统论的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以及规范子系统。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子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经济子系统的运转需要政治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的辅助，并且由于经济子系统存在着自我瘫痪的趋势，需要政治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的修复和维持，所以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两个侧翼子系统尤其是政治子系统的介入又会威胁到经济子系统安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危机导入到政治子系统中，经济子系统的危机转化继而为政治子系统层面上的危机，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尴尬症状。就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所说：“危机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一方面，年暮之人已行将就木，另一方面，新生代却迟迟不能降生。在这一间隙，各种各样的、病态的征兆大量涌现。”[1]奥菲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占据着首要地位，但是危机的形式已经逐渐转移为危机管理的危机，即政治子系统的介入对经济子系统造成的威胁以及政治管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也就是政治层面上的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理论
奥菲将危机的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偶发危机概念”，即将危机当作发生在系统边界之外的偶发性事件，但是奥菲认为这种危机概念不能很好地描述社会系统的危机趋势和倾向，导致危机的事件被当作外在于系统的偶然性力量，而不是内在于系统的特质；因此他提出“过程性危机概念”，这种危机概念涵括了系统本身存在的不可预知的危机结果，危机是与系统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因此，“危机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系统的结构受到怀疑。”[2]45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危机就是一种过程性的危机，其危机趋势伴随着其生长和发展过程。但是在这种过程性危机概念中，我们难以确定危机发生的具体机制，因为危机的爆发总是经过长时期的累进过程之后，是各种因素的堆积，不像偶发性危机概念往往能在偶发性事件中找到其产生机制。在奥菲看来，商品形式的实现、交换关系的普遍成立是资本主义社会成立的基本单位，而从过程性危机来说，资本主義社会的危机首先表现为交换关系的自我否定，即资本经济自我矛盾的瘫痪过程，其次在于经济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边界的重叠，即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组织原则的干预或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之上的，但是这种交换关系不足以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这种作为基础的交换关系本身就需要其他力量来组织、规范和维持。“一个以交换关系所组织起来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单纯通过交换关系而得到组织，它还需要‘侧翼子系统’：即使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个人也必须在规范结构中被社会化，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准则也必须得到统治权力的认可。”[2]47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就主要由三个子系统组成：首先是经济子系统，是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系统；其次是规范子系统，主要发挥意识形态规范功能；再次是政治子系统，即国家权力系统。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经济子系统依赖于政治子系统的干预来维持其稳定和发展，政治子系统又从经济子系统那里获取财政支撑；政治子系统通过满足社会期望和需求稳固规范子系统，规范子系统通过意识形态等功能加强政治子系统的合法性。经济子系统受到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后两个侧翼子系统从属于经济子系统，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原则。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統的核心支配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于危机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的核心支配地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侧翼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从属关系可以分为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2]47积极从属是侧翼子系统的建构方式被经济子系统所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服务于经济子系统，使侧翼子系统的功能与经济子系统的要求相一致。在积极从属的关系中，规范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产生于经济系统，同时又能为经济系统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消极从属则是指规范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已经不能为经济子系统创造条件支持其发展，不能积极促使交换关系的实现，充其量只能划清界限，对交换领域进行保护，避免重叠和干预。相对而言，侧翼子系统的积极从属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关系的实现也往往需要较高的社会条件，而消极从属则无论对于侧翼子系统还是经济子系统来说都是被动的，因此，侧翼子系统的重叠和干预往往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尤其是经济子系统无法修正和调整自身的时候，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干预就成了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积极从属关系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维护和补充了经济子系统功能，但是在消极从属关系中，两个侧翼子系统无法为经济子系统提供积极的帮助。进一步说，如果消极从属的条件也消失了，侧翼子系统势必对经济子系统进行干预，系统之间就会出现重叠，经济子系统就需要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干预可能对经济系统本身造成的威胁。因此，在奥菲看来，“如果经济系统与其他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界划分出现困难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过程将具有危机倾向”[2]48，即社会系统危机。 奥菲将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从积极从属到消极从属的过程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介入经济子系统的因素和条件不断地被催生出来：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的普遍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劳动分工日益发展，社会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强；其次，侧翼子系统在维护和促进经济子系统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再次，由于经济子系统的交换关系存在内在的瘫痪趋势，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干预越来越深入，系统之间的界限不断受到冲击；最后，“资本主义越是被迫运用外在调节机制，它就越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难题”。[2]59结果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治子系统往往超出了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的领域与经济子系统重叠，甚至在某些方面取代经济子系统的交换原则，反过来对经济子系统造成威胁。
奥菲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生产出对资本积累没有价值并且不能被资本所整合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反过来妨碍和破坏了资本的发展。从早期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趋势不断加剧，早期促进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晚期变成了破坏因素。这些累进性的破坏因素成为资本主义潜在的危机趋势，对资本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从早期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个显著的战略性改变就是，“从为自身的持续存在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到必须对自身的结果采取防御性行动”[2]51。资本主义的战略逐渐从早期的积极获取剩余价值，向控制和抑制破坏性副产品的生长和壮大转移，从积极性战略向防御性、被动性战略转变。在资本主义战略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资本自身无法控制这些破坏性的因素，国家权力的干预成为了必然的途径。比如，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被从他们的土地、家庭、教区等可提供庇护的地方驱赶进入资本市场，成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而当资本已经无法容纳这些人时，只能把他们挤入国家这个避难所。这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和结构促使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消极性干预得以产生，也即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得以形成，尤其是促使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全面介入到经济子系统中的政治子系统作用得以发展。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必须借助于国家政治系统才能够维持自身的支配地位，这一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尤为明显。但是国家政治系统的调节又会反过来威胁到经济系统领域，非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又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造成威胁。“非市场化管理媒介日益普遍的运用，国家权力通过其非资本主义结构，累进性地制造出许多有助于侵入经济系统的弱点。”[2]56政治干预既是为资本主义所必须的，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不能容忍和承受的。哈贝马斯将这种情况叫做合法化危机，即相互矛盾的需求和控制命令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系统的整合，甚至是危及到整个社会的整合。[3]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交换原则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原则，但是“它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潜力已经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核心领域，它已经日益被废置。这就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产生新的问题：那就是防止行政权力（它与‘资本相异’，但其持续扩张却是经济垄断领域所必须依赖的）的管理过程变成对私有交换关系的自主性控制——或使其瘫痪，或以革命的方式把它推翻”。[2]56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也由于这种变化而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结构。
二、第二层次的危机——“危机管理的危机”
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没有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仍没有成为现实。一直以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观点一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我纠正、调整和修复能力的社会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持續性状态，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派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经济基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只是由于旧社会灭亡、新社会产生的因素还没有成熟。但是后一种理论立场往往被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的事实所削弱。他们坚信资本主义最终将灭亡，马克思的预言最终会实现，但是苦于无法确定资本主义什么时候会灭亡，通过什么途径灭亡，这大大削弱了理论本身的现实说服力。这种理论也越来越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越来越不被其对手所重视。另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出来的观点是，国家政治系统干预在资本主义的维持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日程表，如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瘫痪趋势的修复。
奥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认为单从传统经济危机理论出发，从而认定这种现状是因为经济体系内部催生新社会的因素还没有成熟，或者单从国家的干预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性找依据，都是有欠缺的。奥菲认为关键问题既不在考察“危机”，即传统的经济危机，也不在考察“危机管理”，即国家对经济危机的管理作用，而应该考察“危机管理的危机”，即对国家的干预和管理能力进行考察，“系统地预测和分析国家在维持稳定的活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2]45由于国家对经济系统危机的干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矛盾体现为国家的干预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矛盾和危機，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危机的危机形式。确切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所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已经逐渐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应该从与“危机管理”相反的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即在看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危机所起到的缓和作用之外，同时考察国家在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国家为何总是无法彻底地根除社会冲突和矛盾，反而引起新的冲突矛盾及危机。
在此基础上，奥菲进一步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结果累进性地对自身构成破坏”[2]58，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的危机趋势；第二个层次是从系统界限问题出发，国家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危机进行干预和管理给资本主义造成的威胁和危机趋势，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造成的威胁，以及国家政治系统干预和管理活动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趋势。奥菲认为“第一层次上的危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自我破坏性危机趋势，已经不能完整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而应当转向资本主义“第二层次上的危机”——国家干预活动存在的危机趋势。[2]58并且在他看来，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第二层次的危机比第一层次的危机更为关键，但他并不否认第二层次的危机产生于第一层次上的危机。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产生的累进性的破坏性结果，经济不再是国家的唯一任务，合法性功能和任务越来越重要并牵制国家的活动。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既依靠国家来调节资本的内在危机趋势，又保持资本的经济领域不被国家所控制、甚至是推翻或取代，如何限制非资本主义因素并保持资本的领地。 从国家干预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国家的干预保持在最小干预水平和最大干预水平之间，保持三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必要性界限。最小干预水平取决于经济子系统依赖于政治子系统干预来弥补经济子系统缺陷的必要程度；最大干预水平是指超过这个水平，国家政治子系统干预就会对经济子系统产生威胁，成为过度干预。奥菲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验上假设在长期内最小干预水平的程度具有上升的趋势，而最大干预水平的程度具有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是下降的趋势。如果最初的最小干预水平和最大干预水平是两条平行线，那么从长期发展看，这两条平行线会出现交叉的趋势，即最小干预水平与最大干预水平程度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再生产所必需的干預水平”。[2]62国家干预必须被保持在这两条交叉线的三角范围内，使得国家干预既能够满足必要的水平，又不至于成为一种过度弥补和干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要么就会因为国家干预不力，经济子系统的累进性破坏结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调节，要么就会因为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子系统反而受到政治子系统的威胁，继而又损害政治子系统自身的基础。
在寻求合适的干预水平的过程中，政治行政系统面临着三个问题：首先是国家财政问题，即“维持基本管理服务与财政收入之间特定‘积极平衡’的问题”，保证国家干预不至于损害其国家自身的财政收入基础；其次是“维持大众忠诚与福利国家或压制性政策之间特定平衡的问题”，使国家干预获得其合法性；再次，将经济冲突与政治冲突隔离起来，使“经济失调不能转化为政治冲突，反之亦然”。[2]60但是，奥菲认为这三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往往无法得到圆满的满足和解决，国家通过其调节性资源来干预经济子系统的危机的同时，总是倾向于引起新的危机。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调节，要么调节不足，要么调节过度，并危及到政治子系统自身的存在，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间的冲突也时常会互相转化。
国家干预的调节性资源，即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大众忠诚，为缓解资本主义瘫痪趋势、维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但它们同时也引起了新的功能失调和危机，或者说国家干预的调节性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累进性的自我破坏过程”[2]64。首先，财政资源既是通过政治系统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的途径，同时又通过部分地将价值从资本领域转入非资本的领域而妨碍了资本积累过程。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和福利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更加广泛的需求，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的投入。其次，国家干预的稳定运行依赖于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隔离及政治系统内部积累功能与合法性功能之间的隔离，来保持国家的行政理性，但是随着国家职能不断扩大和深入，这种隔离的界限受到了破坏，国家的行政理性也受到了侵害，造成行政组织结构内部的非理性化。再次，随着政治系统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和调节，社会要求的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政治系统和规范系统的合法性功能面临越来越多的负担，大众忠诚的赢得越来越难，政治系统本身的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
也正是由于“政府的调节具有自我破坏的特征”，政治系统用于调节经济系统与获得合法性的途径，最终又造成新的矛盾和危机。国家干预应市场失灵的需要而产生，市场失灵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却没有最终解决，其代价是政治系统自身也陷入一种困境之中。总的来说，危机管理的危机凸显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在防止和弥补经济危机方面存在的无能为力”[2]68，而这种无能为力不仅会对经济系统造成威胁，更会对政治系统自身造成破坏。
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系统的危机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危机管理处于一种极度矛盾的位置上，即“尽管国家政策必须组织因私人生产所导致的功能失调这一社会后果，但它又不能侵害私人生产的首要地位”，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中，资本主义政治系统“要么违反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关系，要么破坏政府管理自身的功能性要求——合法性和行政能力”。[2]68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本身就具有破坏性的特征，在部分地缓减危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危机管理的危机。危机管理的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造成干扰，还造成政治系统自身的危机，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即国家自身政治制度及其合法性危机。政治危机理论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传统经济危机理论以外的另一种视域和解释，而这种政治危机具体来说，首先就体现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系统的危机。
奥菲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2]29，它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准入机制，为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利益冲突、表达和斗争的合法化平台，其次它又以公共权威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主政治体制“既是冲突的制造者，也是冲突的解决者”。[2]29利益冲突在民主政治体制内得到体现和解决，并始终限定和保持在这种政治体制内，避免了冲突在不可控的范围内爆发，这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差异与统一是民主政治的组织原则，它将各种利益诉求统合起来。但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民主政治的纽带作用似乎并没有那么牢固，社会冲突并没有很好地被保持在政治体制之内。政治系统管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弥补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缺陷、促进资本积累的要求，又要满足维持社会和谐、保障国家合法性的要求。这些相互冲突的要求使民主政治体制自身日益陷入困境之中，奥菲甚至悲观地认为，民主政治已经出现坍塌的征兆和趋势。
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说，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可以区分为“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指“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是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3]53民主政治体制的危机意味着，民主政治体制这个输出和输入机制，既不能对经济系统进行充分的控制，又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性需要，政治系统在输出和输入方面都遭受持续的挑战。
民主政治的“全方位政党”战略的过度扩张也加重了政治系统面临的危机。全方位政党意味着政党必须照顾到所有利益主体，以尽可能获取所有选民的拥护。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来说，它也必然要求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全方位政党。但是，过度的全方位战略会削弱政党的控制能力，导致政党的离心力增加。事实上，政党无法真正做到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避免利益冲突，覆盖的范围越广，阶级特征越不明显，政党的社会控制力度也就越分散、薄弱。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调和者，而不是代表者。各主体的利益在政党那里都得不到坚定的维护，政党的被信任程度也在全社会范围内降低，各利益集团则试图转向其他非正式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阶级特征明显的政党或运动反而拥有坚定可靠的拥护者，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其他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运動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如女权运动。 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左派的理论，都不否认民主政治体制正在遭受的冲击，虽然它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危机的原因在于各利益主体对国家的期望不断上升，而国家由于财政资源等有限，无法满足这些上升的期望，利益冲突在国家政治体制内无法得到解决，国家权威衰落，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受到损害。总的来说，就是“民主政体产生冲突的潜力超过了其解决冲突的能力”[2]30，国家的负担过重。因此，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缩小民主政治的利益准入机制，降低社会期望，加强国家管制和驾驭能力。与新保守主义相反的左派一方则认为，民主政治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社会期望的上升，而在于资本否决权的上升，资本向民主政治施加压力，缩小了民主政治的适用范围，造成民主政治转向以政治压制为特征的权威主义，经济上占优势的社会阶级则通过经济压力影响民主政治的实施。在新保守主义和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奥菲认为，虽然新保守主义与左派的理论彼此矛盾，但两者都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政治危机面前，民主政治正在向压制性政治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就反映了民主政体已经无法通过现存体制解决面临的问题，然而更糟糕的是，这种压制性政治只是部分地起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就无法解决民主政治的危机问题。事实上，由于这种压制性转变，民主政体变成了“压制性和难以管理性同时兼具”的存在，既没有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也没有提高国家的驾驭能力。
这种压制性和难管理性的同时存在将导致的结果是：首先，由于民主政体作为利益冲突表达平台的范围被缩小了，利益冲突必然寻求其他的表达方式并形成政治力量，国家管理将越来越依赖于民主政体以外的方式进行，一套非正式、非政治化的利益冲突表达和解决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替换民主机制。而这种非正式的机制往往又由各种掌握主动权的功利性集团所操控，其合法性恰恰是因为它具备足够的力量和地位来牵制住民主体制，这使得民主体制在事实上必须默认它的合法性，这就导致：“政府将越来越依赖于民主政治过程以外的其他运转标准和准则。……重大政治冲突和斗争的位置，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制度性位置，两者都从民主理论赋予其功能的那些制度中转移。”[2]32其次，从个人来说，民主政治更多地成为形式主义，人们对民主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可以预期的结果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出现无法调和的对立面，将会出现最为极端形式的政治异化”。[2]36个人利益冲突和要求不再倾向于通过民主政治来表达和解决，而是寻求其他非正式的途径。
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干预和运转建立在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这种机制保障了利益冲突与政治统一的结合。一旦民主政体地位衰落，利益表达和冲突都转向非正式的政治渠道，资本主义社会就面临政治上的危机。以政治系统来弥补经济系统缺陷并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和资源的调控就变为空谈。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与民主政治相分离，国家与个人的制度性媒介也愈趋于崩溃，国家正式的民主政治逐渐被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替代，经济危机最终成功地转化为政治危机。
四、结语
奥菲将注意力从经济危机转移到危机管理的危机，转移到政治层面上的危机符合了现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要求。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使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但是我们在面对资本主义长期衰而不败，甚至在资本主义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之后，如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在大范围内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质疑，人们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信心也逐渐消退。如何解释这样的客观形势，如何振奋我们的主观信念，这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題。奥菲的危机理论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又回应了当下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结合起来，得出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因为国家干预等调整性因素的介入而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由于国家的干预，矛盾和危机部分地从传统经济领域转移到国家管理领域，也就是转移到政治领域，而这种矛盾的根源仍在于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危机没有解决。
当然，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危机、民主政治体制的危机虽然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暴露了政治系统的危机管理所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也并没有进入像奥菲所说的崩溃趋势。就当下来说，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危机及随之而来政治危机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趋势、新的现象，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调节进程而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新的趋势、现象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它更多的是显现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和趋势。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危机管理危机、民主政治体制危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政治危机理论作为第二层次危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发展。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发展和新调整，许多右翼学者乘机鼓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时候，危机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击。第一层次危机和第二层次危机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重合的过程，因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规范系统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层面上的危机更加催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不可控性和崩溃性趋势。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郑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271.
[2]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5.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5.
责任编辑：李祖杰
关键词：系统危机理论；危机管理；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018-07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危机产生于经济层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也正是这种根本性危机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当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迟迟没有爆发，资本主义灭亡趋势迟迟没有显现，相反，当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手段的纠正，部分地弥补了经济上的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似乎过时了。新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既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又试图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回归国家和政治理论，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重新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奥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奥菲结合系统论的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以及规范子系统。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子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经济子系统的运转需要政治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的辅助，并且由于经济子系统存在着自我瘫痪的趋势，需要政治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的修复和维持，所以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两个侧翼子系统尤其是政治子系统的介入又会威胁到经济子系统安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危机导入到政治子系统中，经济子系统的危机转化继而为政治子系统层面上的危机，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尴尬症状。就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所说：“危机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一方面，年暮之人已行将就木，另一方面，新生代却迟迟不能降生。在这一间隙，各种各样的、病态的征兆大量涌现。”[1]奥菲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占据着首要地位，但是危机的形式已经逐渐转移为危机管理的危机，即政治子系统的介入对经济子系统造成的威胁以及政治管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也就是政治层面上的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理论
奥菲将危机的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偶发危机概念”，即将危机当作发生在系统边界之外的偶发性事件，但是奥菲认为这种危机概念不能很好地描述社会系统的危机趋势和倾向，导致危机的事件被当作外在于系统的偶然性力量，而不是内在于系统的特质；因此他提出“过程性危机概念”，这种危机概念涵括了系统本身存在的不可预知的危机结果，危机是与系统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因此，“危机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系统的结构受到怀疑。”[2]45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危机就是一种过程性的危机，其危机趋势伴随着其生长和发展过程。但是在这种过程性危机概念中，我们难以确定危机发生的具体机制，因为危机的爆发总是经过长时期的累进过程之后，是各种因素的堆积，不像偶发性危机概念往往能在偶发性事件中找到其产生机制。在奥菲看来，商品形式的实现、交换关系的普遍成立是资本主义社会成立的基本单位，而从过程性危机来说，资本主義社会的危机首先表现为交换关系的自我否定，即资本经济自我矛盾的瘫痪过程，其次在于经济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边界的重叠，即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组织原则的干预或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之上的，但是这种交换关系不足以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这种作为基础的交换关系本身就需要其他力量来组织、规范和维持。“一个以交换关系所组织起来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单纯通过交换关系而得到组织，它还需要‘侧翼子系统’：即使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个人也必须在规范结构中被社会化，而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准则也必须得到统治权力的认可。”[2]47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就主要由三个子系统组成：首先是经济子系统，是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系统；其次是规范子系统，主要发挥意识形态规范功能；再次是政治子系统，即国家权力系统。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经济子系统依赖于政治子系统的干预来维持其稳定和发展，政治子系统又从经济子系统那里获取财政支撑；政治子系统通过满足社会期望和需求稳固规范子系统，规范子系统通过意识形态等功能加强政治子系统的合法性。经济子系统受到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后两个侧翼子系统从属于经济子系统，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原则。一旦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統的核心支配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于危机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的核心支配地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侧翼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从属关系可以分为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2]47积极从属是侧翼子系统的建构方式被经济子系统所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服务于经济子系统，使侧翼子系统的功能与经济子系统的要求相一致。在积极从属的关系中，规范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产生于经济系统，同时又能为经济系统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消极从属则是指规范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已经不能为经济子系统创造条件支持其发展，不能积极促使交换关系的实现，充其量只能划清界限，对交换领域进行保护，避免重叠和干预。相对而言，侧翼子系统的积极从属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关系的实现也往往需要较高的社会条件，而消极从属则无论对于侧翼子系统还是经济子系统来说都是被动的，因此，侧翼子系统的重叠和干预往往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尤其是经济子系统无法修正和调整自身的时候，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干预就成了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积极从属关系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维护和补充了经济子系统功能，但是在消极从属关系中，两个侧翼子系统无法为经济子系统提供积极的帮助。进一步说，如果消极从属的条件也消失了，侧翼子系统势必对经济子系统进行干预，系统之间就会出现重叠，经济子系统就需要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干预可能对经济系统本身造成的威胁。因此，在奥菲看来，“如果经济系统与其他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界划分出现困难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过程将具有危机倾向”[2]48，即社会系统危机。 奥菲将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从积极从属到消极从属的过程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介入经济子系统的因素和条件不断地被催生出来：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子系统的普遍交换关系基础之上，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劳动分工日益发展，社会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强；其次，侧翼子系统在维护和促进经济子系统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再次，由于经济子系统的交换关系存在内在的瘫痪趋势，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干预越来越深入，系统之间的界限不断受到冲击；最后，“资本主义越是被迫运用外在调节机制，它就越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难题”。[2]59结果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治子系统往往超出了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的领域与经济子系统重叠，甚至在某些方面取代经济子系统的交换原则，反过来对经济子系统造成威胁。
奥菲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生产出对资本积累没有价值并且不能被资本所整合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反过来妨碍和破坏了资本的发展。从早期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趋势不断加剧，早期促进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晚期变成了破坏因素。这些累进性的破坏因素成为资本主义潜在的危机趋势，对资本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从早期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个显著的战略性改变就是，“从为自身的持续存在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到必须对自身的结果采取防御性行动”[2]51。资本主义的战略逐渐从早期的积极获取剩余价值，向控制和抑制破坏性副产品的生长和壮大转移，从积极性战略向防御性、被动性战略转变。在资本主义战略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资本自身无法控制这些破坏性的因素，国家权力的干预成为了必然的途径。比如，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被从他们的土地、家庭、教区等可提供庇护的地方驱赶进入资本市场，成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而当资本已经无法容纳这些人时，只能把他们挤入国家这个避难所。这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和结构促使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消极性干预得以产生，也即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得以形成，尤其是促使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全面介入到经济子系统中的政治子系统作用得以发展。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必须借助于国家政治系统才能够维持自身的支配地位，这一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尤为明显。但是国家政治系统的调节又会反过来威胁到经济系统领域，非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又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造成威胁。“非市场化管理媒介日益普遍的运用，国家权力通过其非资本主义结构，累进性地制造出许多有助于侵入经济系统的弱点。”[2]56政治干预既是为资本主义所必须的，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不能容忍和承受的。哈贝马斯将这种情况叫做合法化危机，即相互矛盾的需求和控制命令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系统的整合，甚至是危及到整个社会的整合。[3]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交换原则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原则，但是“它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潜力已经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核心领域，它已经日益被废置。这就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产生新的问题：那就是防止行政权力（它与‘资本相异’，但其持续扩张却是经济垄断领域所必须依赖的）的管理过程变成对私有交换关系的自主性控制——或使其瘫痪，或以革命的方式把它推翻”。[2]56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也由于这种变化而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结构。
二、第二层次的危机——“危机管理的危机”
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没有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仍没有成为现实。一直以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观点一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具有自我纠正、调整和修复能力的社会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持續性状态，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派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经济基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只是由于旧社会灭亡、新社会产生的因素还没有成熟。但是后一种理论立场往往被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的事实所削弱。他们坚信资本主义最终将灭亡，马克思的预言最终会实现，但是苦于无法确定资本主义什么时候会灭亡，通过什么途径灭亡，这大大削弱了理论本身的现实说服力。这种理论也越来越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越来越不被其对手所重视。另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出来的观点是，国家政治系统干预在资本主义的维持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日程表，如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瘫痪趋势的修复。
奥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认为单从传统经济危机理论出发，从而认定这种现状是因为经济体系内部催生新社会的因素还没有成熟，或者单从国家的干预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性找依据，都是有欠缺的。奥菲认为关键问题既不在考察“危机”，即传统的经济危机，也不在考察“危机管理”，即国家对经济危机的管理作用，而应该考察“危机管理的危机”，即对国家的干预和管理能力进行考察，“系统地预测和分析国家在维持稳定的活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2]45由于国家对经济系统危机的干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矛盾体现为国家的干预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矛盾和危機，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危机的危机形式。确切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所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已经逐渐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应该从与“危机管理”相反的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即在看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危机所起到的缓和作用之外，同时考察国家在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国家为何总是无法彻底地根除社会冲突和矛盾，反而引起新的冲突矛盾及危机。
在此基础上，奥菲进一步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结果累进性地对自身构成破坏”[2]58，它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的危机趋势；第二个层次是从系统界限问题出发，国家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危机进行干预和管理给资本主义造成的威胁和危机趋势，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造成的威胁，以及国家政治系统干预和管理活动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危机趋势。奥菲认为“第一层次上的危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自我破坏性危机趋势，已经不能完整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因而应当转向资本主义“第二层次上的危机”——国家干预活动存在的危机趋势。[2]58并且在他看来，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第二层次的危机比第一层次的危机更为关键，但他并不否认第二层次的危机产生于第一层次上的危机。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产生的累进性的破坏性结果，经济不再是国家的唯一任务，合法性功能和任务越来越重要并牵制国家的活动。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既依靠国家来调节资本的内在危机趋势，又保持资本的经济领域不被国家所控制、甚至是推翻或取代，如何限制非资本主义因素并保持资本的领地。 从国家干预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国家的干预保持在最小干预水平和最大干预水平之间，保持三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必要性界限。最小干预水平取决于经济子系统依赖于政治子系统干预来弥补经济子系统缺陷的必要程度；最大干预水平是指超过这个水平，国家政治子系统干预就会对经济子系统产生威胁，成为过度干预。奥菲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验上假设在长期内最小干预水平的程度具有上升的趋势，而最大干预水平的程度具有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是下降的趋势。如果最初的最小干预水平和最大干预水平是两条平行线，那么从长期发展看，这两条平行线会出现交叉的趋势，即最小干预水平与最大干预水平程度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再生产所必需的干預水平”。[2]62国家干预必须被保持在这两条交叉线的三角范围内，使得国家干预既能够满足必要的水平，又不至于成为一种过度弥补和干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要么就会因为国家干预不力，经济子系统的累进性破坏结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调节，要么就会因为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子系统反而受到政治子系统的威胁，继而又损害政治子系统自身的基础。
在寻求合适的干预水平的过程中，政治行政系统面临着三个问题：首先是国家财政问题，即“维持基本管理服务与财政收入之间特定‘积极平衡’的问题”，保证国家干预不至于损害其国家自身的财政收入基础；其次是“维持大众忠诚与福利国家或压制性政策之间特定平衡的问题”，使国家干预获得其合法性；再次，将经济冲突与政治冲突隔离起来，使“经济失调不能转化为政治冲突，反之亦然”。[2]60但是，奥菲认为这三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往往无法得到圆满的满足和解决，国家通过其调节性资源来干预经济子系统的危机的同时，总是倾向于引起新的危机。而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调节，要么调节不足，要么调节过度，并危及到政治子系统自身的存在，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间的冲突也时常会互相转化。
国家干预的调节性资源，即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大众忠诚，为缓解资本主义瘫痪趋势、维持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但它们同时也引起了新的功能失调和危机，或者说国家干预的调节性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累进性的自我破坏过程”[2]64。首先，财政资源既是通过政治系统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的途径，同时又通过部分地将价值从资本领域转入非资本的领域而妨碍了资本积累过程。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和福利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更加广泛的需求，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的投入。其次，国家干预的稳定运行依赖于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隔离及政治系统内部积累功能与合法性功能之间的隔离，来保持国家的行政理性，但是随着国家职能不断扩大和深入，这种隔离的界限受到了破坏，国家的行政理性也受到了侵害，造成行政组织结构内部的非理性化。再次，随着政治系统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和调节，社会要求的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政治系统和规范系统的合法性功能面临越来越多的负担，大众忠诚的赢得越来越难，政治系统本身的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
也正是由于“政府的调节具有自我破坏的特征”，政治系统用于调节经济系统与获得合法性的途径，最终又造成新的矛盾和危机。国家干预应市场失灵的需要而产生，市场失灵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却没有最终解决，其代价是政治系统自身也陷入一种困境之中。总的来说，危机管理的危机凸显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在防止和弥补经济危机方面存在的无能为力”[2]68，而这种无能为力不仅会对经济系统造成威胁，更会对政治系统自身造成破坏。
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系统的危机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危机管理处于一种极度矛盾的位置上，即“尽管国家政策必须组织因私人生产所导致的功能失调这一社会后果，但它又不能侵害私人生产的首要地位”，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中，资本主义政治系统“要么违反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关系，要么破坏政府管理自身的功能性要求——合法性和行政能力”。[2]68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本身就具有破坏性的特征，在部分地缓减危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危机管理的危机。危机管理的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造成干扰，还造成政治系统自身的危机，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即国家自身政治制度及其合法性危机。政治危机理论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传统经济危机理论以外的另一种视域和解释，而这种政治危机具体来说，首先就体现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系统的危机。
奥菲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2]29，它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准入机制，为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利益冲突、表达和斗争的合法化平台，其次它又以公共权威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主政治体制“既是冲突的制造者，也是冲突的解决者”。[2]29利益冲突在民主政治体制内得到体现和解决，并始终限定和保持在这种政治体制内，避免了冲突在不可控的范围内爆发，这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差异与统一是民主政治的组织原则，它将各种利益诉求统合起来。但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民主政治的纽带作用似乎并没有那么牢固，社会冲突并没有很好地被保持在政治体制之内。政治系统管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弥补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缺陷、促进资本积累的要求，又要满足维持社会和谐、保障国家合法性的要求。这些相互冲突的要求使民主政治体制自身日益陷入困境之中，奥菲甚至悲观地认为，民主政治已经出现坍塌的征兆和趋势。
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说，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可以区分为“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指“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是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3]53民主政治体制的危机意味着，民主政治体制这个输出和输入机制，既不能对经济系统进行充分的控制，又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性需要，政治系统在输出和输入方面都遭受持续的挑战。
民主政治的“全方位政党”战略的过度扩张也加重了政治系统面临的危机。全方位政党意味着政党必须照顾到所有利益主体，以尽可能获取所有选民的拥护。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来说，它也必然要求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全方位政党。但是，过度的全方位战略会削弱政党的控制能力，导致政党的离心力增加。事实上，政党无法真正做到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避免利益冲突，覆盖的范围越广，阶级特征越不明显，政党的社会控制力度也就越分散、薄弱。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调和者，而不是代表者。各主体的利益在政党那里都得不到坚定的维护，政党的被信任程度也在全社会范围内降低，各利益集团则试图转向其他非正式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阶级特征明显的政党或运动反而拥有坚定可靠的拥护者，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其他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运動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如女权运动。 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左派的理论，都不否认民主政治体制正在遭受的冲击，虽然它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政治危机的原因在于各利益主体对国家的期望不断上升，而国家由于财政资源等有限，无法满足这些上升的期望，利益冲突在国家政治体制内无法得到解决，国家权威衰落，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受到损害。总的来说，就是“民主政体产生冲突的潜力超过了其解决冲突的能力”[2]30，国家的负担过重。因此，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缩小民主政治的利益准入机制，降低社会期望，加强国家管制和驾驭能力。与新保守主义相反的左派一方则认为，民主政治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社会期望的上升，而在于资本否决权的上升，资本向民主政治施加压力，缩小了民主政治的适用范围，造成民主政治转向以政治压制为特征的权威主义，经济上占优势的社会阶级则通过经济压力影响民主政治的实施。在新保守主义和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奥菲认为，虽然新保守主义与左派的理论彼此矛盾，但两者都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政治危机面前，民主政治正在向压制性政治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就反映了民主政体已经无法通过现存体制解决面临的问题，然而更糟糕的是，这种压制性政治只是部分地起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也就无法解决民主政治的危机问题。事实上，由于这种压制性转变，民主政体变成了“压制性和难以管理性同时兼具”的存在，既没有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也没有提高国家的驾驭能力。
这种压制性和难管理性的同时存在将导致的结果是：首先，由于民主政体作为利益冲突表达平台的范围被缩小了，利益冲突必然寻求其他的表达方式并形成政治力量，国家管理将越来越依赖于民主政体以外的方式进行，一套非正式、非政治化的利益冲突表达和解决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替换民主机制。而这种非正式的机制往往又由各种掌握主动权的功利性集团所操控，其合法性恰恰是因为它具备足够的力量和地位来牵制住民主体制，这使得民主体制在事实上必须默认它的合法性，这就导致：“政府将越来越依赖于民主政治过程以外的其他运转标准和准则。……重大政治冲突和斗争的位置，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制度性位置，两者都从民主理论赋予其功能的那些制度中转移。”[2]32其次，从个人来说，民主政治更多地成为形式主义，人们对民主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可以预期的结果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将会出现无法调和的对立面，将会出现最为极端形式的政治异化”。[2]36个人利益冲突和要求不再倾向于通过民主政治来表达和解决，而是寻求其他非正式的途径。
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干预和运转建立在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这种机制保障了利益冲突与政治统一的结合。一旦民主政体地位衰落，利益表达和冲突都转向非正式的政治渠道，资本主义社会就面临政治上的危机。以政治系统来弥补经济系统缺陷并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和资源的调控就变为空谈。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与民主政治相分离，国家与个人的制度性媒介也愈趋于崩溃，国家正式的民主政治逐渐被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替代，经济危机最终成功地转化为政治危机。
四、结语
奥菲将注意力从经济危机转移到危机管理的危机，转移到政治层面上的危机符合了现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要求。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使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但是我们在面对资本主义长期衰而不败，甚至在资本主义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之后，如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在大范围内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质疑，人们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信心也逐渐消退。如何解释这样的客观形势，如何振奋我们的主观信念，这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題。奥菲的危机理论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又回应了当下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结合起来，得出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因为国家干预等调整性因素的介入而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由于国家的干预，矛盾和危机部分地从传统经济领域转移到国家管理领域，也就是转移到政治领域，而这种矛盾的根源仍在于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危机没有解决。
当然，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危机、民主政治体制的危机虽然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暴露了政治系统的危机管理所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也并没有进入像奥菲所说的崩溃趋势。就当下来说，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危机及随之而来政治危机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趋势、新的现象，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调节进程而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新的趋势、现象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它更多的是显现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和趋势。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危机管理危机、民主政治体制危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政治危机理论作为第二层次危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发展。尤其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发展和新调整，许多右翼学者乘机鼓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时候，危机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击。第一层次危机和第二层次危机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重合的过程，因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规范系统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层面上的危机更加催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不可控性和崩溃性趋势。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郑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271.
[2]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5.
[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5.
责任编辑：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