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3点45分，沅江三中高三2班班主任鲍方在办公室遇刺。杀死他的，是班里的尖子生罗某的26刀。
　　是什么让罗某对恩师如此恨意滔天？这位老师，一向对他青睐有加，安排他坐在教室靠前的位置。不久前，鲍方还为他争取了胡杨助学金。在鲍方的班上，罗某从全班二三十名冲到了第一名。某种意义上，假如惨案没有发生，到明年高考之后，随着罗某考入理想的高校，鲍方和他的关系就会被定义并定格在恩师与高徒的层面，在之后的民间叙述和官方考核中，成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这一条被千千万万人证明的坦途是如何在罗某身上塌方的呢？这26刀，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正常关系中的扭曲之处，这不仅是他们之间的错位。这也不是一个少年杀向恩师的26刀，少年有帮凶，恩师亦是象征。
　　据报道，罗某的母亲因家庭问题只上了中专，家人一向希望罗某在学业上能够突破，“北大清华”是他们常年挂在嘴边的期许。这些家人的执念被强加在罗某身上，强势覆盖了罗某只想上一所普通二本学校、只想过轻轻松松的生活的愿望。罗素有言：长辈们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这样的想法，或被堂而皇之地表达出来，如光宗耀祖；或被隐藏在“为你好”的表述里，把父辈对现实的焦虑转嫁给未成年的孩子，成为他们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许孩子不是不清楚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与舞台中央的成功者的区别，但他更清楚自己的想法被外界碾压覆盖的痛苦。主动奔驰在逐梦之旅的痛并快乐与被动驱逐着负重前行，同样的路，内心的痛苦带给个人的压力差逾千斤。不难想象，当老师要为他的不当行为和成绩起伏给对他寄予厚望的家长打电话时，他感受到的压力瞬间激增，洞穿理智而拔刀相向。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罗某的父母一定宁肯自己的孩子上一个普通二本，哪怕毕业后为生计苦恼，也比如今弑师身陷囹圄要好。可是不到惨剧发生，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这光荣与梦想。为什么说父母皆祸害？因为在单一价值观的社会里，父母生活的现实就是被权力和成功简单定义的。成人粗糙的感情和现实世界里，成功是物化的，投射到孩子的世界，对孩子成绩的关心就是对孩子的关心，孩子的成绩高低就是日后生活幸福富足与否的预示。在这个意义上，26刀不是一个少年的孤愤，而是一种合力。
　　事发后，舆论对鲍方老师的评价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情态。他关心孩子，夏天送藿香正气水，冬天送可乐熬姜。他敬业，工作狂，在学生每月只有2天月假，每周只有3小时周假的情况下，依然要在珍贵的放假时间里，挤出16分钟让学生看一篇励志电影，再写500字的观后感。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他挤呀挤呀，挤干了水，也引爆了火药桶。把鞭子打在鲍方老师们身上是另一种伤害。同事认为他担子很重，校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尖子生。他自己则希望教完这一届，不再当班主任，因为教育不好搞。换句话说，他也是被压榨的一个。沅江三中式的挤压管理在升学率较高的高中普遍存在，多有“文明监狱”之称。据了解，很多学校对老师的考核，细则到考上985、211高校，考上一本、考上二本、考上专科，对应不同的奖金级别。对学生，以分数分班，对老师，何尝不是以分数区别以待。学生月考低于350分者，月假当天不能回家。我们可以想见，对老师而言，上线人数和质量的变化，也是一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学生和老师被困局中，无法挣脱，彼此伤害。这些年，马家爵、药加鑫、林森浩等一般意义上的好孩子的接连翻车，已经无法让我们相信这些仅仅是偶发事件。偶然之中必有必然，如何从这师生互搏的困境中解脱呢？
　　芬兰被誉为世界最佳教育模式，学生成绩不进行公开排行，教師和学校也没有与成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在芬兰，关注孩子的内在动力，关注平等与合作，而不是抉择与竞争。但经合组织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芬兰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都是名列前茅。
　　激素式教育现状不改变，建立在成绩、数据等商业式管理基础上的教育不深省，26刀之后，惨剧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