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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偶然机会获悉有这么一条“烦忧热线”的。
一名叫陈军的青年农民工，自2003年10月自费开通了这条烦忧热线以来，已经接收了25000多个电话，为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010-62829859——”
我试着拨通了电话。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里是烦忧热线，您有什么事请说！”
“我是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在丽泽桥西边一个建筑工地当瓦工，现在遇到了难题……”我把自己装成一个农民工。
“兄弟，有什么难题您说！”
我说：“我在工地干了整半年了，包工头除了预支点饭费，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最近，老家有急事，我想回去不干了，找包工頭结算工资，他说不到年底没法给钱。”
“您再找他好好说说，把家里的特殊情况告诉他。”
“我好好跟他说了，他就是不给……已经两天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再不给，晚上我准备拿刀子见他……”
“兄弟啊，他不给工资是他违反《劳动法》，你拿刀子找他，变成你犯法了，犯法的事情咱们千万不能做！”
“我一个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这都是让包工头给逼的。”
“兄弟，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您一定要冷静。咱们出来打工不容易，咱们的目的是要拿到工资，这是最重要的。我告诉您海淀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号码，他们是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您把情况向他们反映一下，兴许，他们会帮您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您也别着急，您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想想办法……”
这时，我向对方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问：“你就是陈军吧？”
“对！对！刚才我还真着急了。”
我说：“我是名作家，正在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的书，我想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当然，还想通过你了解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
陈军说：“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这个地方不大好找，要辛苦你了！”
果然是不好找。
陈军告诉我，先到北五环肖家河桥，然后掉头走圆明园西路，在农业大学门口红绿灯左转，看见中关村一小，再顺着它东门走100来米，看见一块菜地，差不多就到了。
左转右转，转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在一块菜地旁找到陈军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两间低矮的用废砖头和油毛毡搭成小屋，就是陈军父母、妻子和女儿一家5口的住处。
我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了？”
“98年就住这里了，有十来年了。”
我又问：“那两万多个热线电话，就是在这里接的？”
“是的。头几年还只有一间小屋呢，前年我结婚才又盖了一间。”陈军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菜地告诉我：“这片菜地马上就要收走盖楼房了，明年，我们连这样的小屋都住不上了。”
陈军取来一大摞电话原始记录簿，他说：“刚开始，我不知道要收集资料，来了电话也不记录，这几年，有些社会热心人士和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每次来了电话，都有录音，然后再整理记录下来。”
“从你接到的电话来看，跟你谈的主要都是些什么问题？”
陈军说：“我归归类，大概有这么一些问题：最多是法律方面的，比如怎么讨要拖欠工资，出了工伤事故怎么打官司；二是教育方面的，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打工子弟学校被强行拆除，公办学校又进不去，孩子没地方上学；第三是年轻人婚恋遇到难题，找不到对象的困惑和痛苦；其他还有医疗啊、就业啊、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
“从年龄看，是不是年轻人打进来的热线居多？”
“是的，80%以上是80后、90后。”
我又问：“当时怎么想到要开通这样一条热线？”
陈军说：“说起来也是很偶然的一些事启发了我。有一次，刚认识的一位打工兄弟向我抱怨被老板克扣工资，他当时很愤恨，觉得工资本来就低，还被克扣。我好言相劝了一番，让他再找老板谈谈，实在不行就跳槽。我也答应帮他找找，看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走的时候，他随口说了句：‘今天同你聊了聊，我心里舒坦多了。’我也挺感慨：我们这些农民工，离乡背井出来挣点钱，多不容易？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苦楚，同样需要有地方、有人倾诉。也是在那期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安徽一位女孩给一户人家当保姆，由于整天遭受雇主的歧视和谩骂，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一天，趁着雇主不在家，她一狠心，将雇主7个月大的儿子从12楼扔了下去。然后，自己到公安局自首……这些事，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安装一部热线电话，专门倾听农民工兄弟姐妹的声音，替他们排解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为他们指点迷津，给他们一些欢乐！”
陈军告诉我，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有许多烦恼和忧愁，为农民工兄弟姐妹排解心中的忧愁，实际上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和忧愁……
我们还是看一看陈军自己走过的打工路。
陈军是河北张家口张北县沙沟乡丁家良村人。家乡属于坝上地区，干旱、严寒、贫困……伴随着陈军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高中上了一学期，家里实在交不起学杂费，陈军不得不辍学。在学校陈军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特别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甚至还做过作家梦，这次辍学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家帮助父母种了半年地，1989年过了春节，不到19岁的陈军，跟着几位老乡进京，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陈军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北京南站下的火车，当时天还刚蒙蒙亮。老家的一个包工头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带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一个地方下车，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问他还有多远，他说不远，还有一里多地吧，一直到11点才到，大家都觉得北京的一里多地真够远的。说是北京，那个地方已经是北京的远郊区了。去的是私人开的一个砖瓦厂，每天是挖泥和打坯，干了一个多月，对方连一分钱也没给。包工头与老板干了一架，当地人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包工头见势不妙，当夜带着我们溜了。我们又转场到石家庄郊区的一家砖厂。厂子不景气，干干停停，还是发不出工资。这样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我们坚持不住了，快过年时，我们几个老乡只好空手回家了。”
回想这一年的打工经历，陈军觉得既愤懑又无奈。然而，当地政府的官员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他认为有必要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他开始走村串户进行调查，并结合自己的打工经历，写出了一份近万字的《丁家良村农村工调查报告》，上交乡政府。因为当时对于农民工有名目繁多的称呼，他用了“农村工”这个称呼。 在报告中，陈军呼吁各级政府要多为农村工提供服务，农村工要学习一些技能。建议成立农民信息服务部，为农民和外出的农村工服务。乡里领导开始很重视，希望陈军来办这样的服务部，后来，由于缺少资金等问题，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陈军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工生涯，在石家庄差不多呆了5年。他做过小买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安装过铝合金窗户。最苦恼的是工资总是被拖欠。这期间，城市搞整治，他还被遣送回老家一次。他觉得当农民命真苦！
1996年，他又一次来到北京。
他的妹妹和妹夫已经在北京好几年了，父母也跟着女儿、女婿在肖家河百旺市场卖菜。
陈军也摆了个菜摊，一天忙到晚却挣不了几个钱。
7月，听说肖家河村一个村民要把一块菜地转租出去。陈军跑去一看，菜地的面积是两亩三分，除了交两万元的转租费，每年还得再给生产队交2000元地租钱。陈军和父母算了算，如果好好种，还是可以挣钱的。他向妹妹和几个老乡借了些钱，凑足两万元，交了转租费。
从此，陈军开始了“总也干不完活”的日子。老乡们说他每天起得比太阳还早，睡得比月亮还晚。他与父母辛勤劳作了4年，才把两万元的转租费给还了。
陈军在学校时就喜欢看书、写作，再忙再累，他也坚持业余写作的习惯，记日记，写杂感，还写过小说。因此，菜地旁那间小屋的灯光总是熄灭得最晚最晚……
那时候，肖家河一带已经有社工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经常为农民工开展一些活动，比如送书上门、法律咨询、“三农”问题讲座等。有一次，他去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讲座。温铁军的开场白就是：“说实话，我研究了一二十年的‘三农’问题，至今，对许多问题仍然说不清楚，仍然感到困惑，仍然找不到解決问题的办法……比如，我国近几年来，每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都在1000亿元以上，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还有，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却少而又少……”
一个堂堂的“三农”专家，对这些问题都感到困惑，陈军所困惑的问题就更多了……
一些社会学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在肖家河社区，为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农友之家”。每到周末，陈军都要挤时间去那里参加活动。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打工者朋友。有一次，见大家为社会的不公在唉声叹气之时，他站了起来，说：“干部有一个焦裕禄；工人有‘铁人’王进喜；我们的子弟兵有家喻户晓的雷锋；就连公交系统也有一个李素丽。可占总人数近80%的农民却没有一个榜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树为榜样吧！榜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希望与力量，意味着可以鼓舞中国农民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
2003年10月25日，烦忧热线正式开通。陈军印了200张宣传单，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肖家河社区四处散发。宣传单上写着：
一个普通的农民想对全国的农民说，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征途中，农民肯定会遇到困惑、烦恼，甚至于失败，请不要气馁、不要回头：010-62829859烦忧热线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你。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他愿和你们一起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第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光“喂、喂”两声就挂断了。
第二个电话通了，对方问了句“这里是烦忧热线吗”，陈军赶忙回答：“是的是的，你有什么问题吗？”对方不再说什么，又给挂断了。
第三个电话是一个姑娘打来的，她说自己是山西长治的，高中毕业以后就来北京打工，已经6年了。在一家酒楼先是端盘子，后来当了领班。3年前，认识了一个搞建筑的小包工头，两人谈了3年的恋爱，小包工头一直说要娶她，可上个星期，他突然提出要断绝关系，现在连手机号码都换了，人根本找不着……说着说着，姑娘失声痛哭……陈军一阵好言相劝，姑娘慢慢不哭了，陈军最后说：“姑娘，天下好青年多的是，那个小包工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爱之处，你一定要想得开一些，将来，你一定会遇到意中人，你一定会幸福的……”
有一天，已经是半夜了，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你是烦忧热线吗？”
“是的，”陈军问，“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吗？”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结束生命了，死之前，我想同你聊聊……”
陈军一听急了，忙说：“兄弟啊，你千万别想不开，人生不顺心事十有八九，你心里有什么疙瘩，好好跟我说说。”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把所有的痛苦都给了我。我就一个儿子，前几年得了骨癌，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截肢手术，花了近10万元。我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医生原来说我儿子的病没问题了，谁会想到，最近又转移了，得赶紧做化疗……我手头是一分钱也没有了，今天跑到工地上去结算工资，老板已经欠了我将近一万元的工资了，可他说他也没钱，结算不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活了……”
陈军说：“你不活了，或许能够得到一时的解脱，可你的妻子怎么办？你可怜的儿子怎么办？再难，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想咱们先想办法把工资要回来……”
“能要回来吗？”对方问。
陈军说：“明天，我找一个熟悉的律师朋友跟你一起去，找老板好好谈谈，他要是不给，我们还可以找劳动仲裁部门，请他们帮忙。”
对方像是看到希望，情绪也好了一些，他说：“那我明天怎么去找你？”
陈军把自己住处的具体地址告诉了对方。
“谢谢你啦兄弟，没有你今天夜里我真可能寻了短见……”对方发自内心地说。
“不用谢，我明天等你！”
陈军出了一身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后来，每天的电话慢慢多了。有让帮助介绍工作的；
有让帮助讨要工资的；
有让帮助打官司的；
有回家没有路费想借钱的；
有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太寂寞了，想找个人倾诉心中的苦闷的……
对于农民工兄弟姐妹提出的一些问题，凡是自己能够解答的，他都给予认真的解答。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心中的苦闷，他都是好言相劝。当然，有很多问题他解答不了，有许多要求，他满足不了。 这期间，他利用每周二、四、六晚上时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课的旁听，为的是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能力。
通过志愿者的努力，烦忧热线不再是陈军的个人行为。2008年5月1日，“烦忧热线志愿组合”成立，同时注册为北京志愿者协会团体会员。它的一线接线员，仍然来自打工者群体，因为他们可以与打工者进行无障碍的交流。组织的管理则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组成，为热线提供专业支持和发展策划，对接线员进行访谈技巧、心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烦忧热线与别人的不同做法在于，热线完全由打工者自己创办、自己接听。他们的经历和语言弥补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心理与文化鸿沟，“我是陈军，刚刚卖菜回来”，短短的一句话拉近了打工者之间的距离，使被无数烦恼压抑的打工者找到了知音，就像唠家常一樣将痛苦倾泻而出。烦忧热线给打工者，特别是青年打工者提供了一个掏心窝的地方，让他们说出了内心的烦恼。倾听其实就是一种安慰，在倾听的同时给予劝导更是一种鼓励，这将让他们有信心去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陈军努力在为打工者们分忧解愁，而他自己也长期被烦忧困扰着。
1998年，他的妹妹因意外事故死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夜间，他无数次被睡在身边的母亲因思念女儿的哭泣声而惊醒。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他只能是在一首小诗里寄托自己的愿望：“如果让我永远变成一只喜鹊，我会在树上筑巢。白天出去找妹妹，晚上回到巢里眺望，假如我找不到，还有我的儿子、孙子，一定会找到……”
2008年底，陈军终于成家了，这时候他已经是个38岁的“老青年”了。
陈军的妻子李小凤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应聘到山西永济市一所中学当老师。有天中午，很偶然地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的一期有关烦忧热线的节目。她不相信现在这个社会居然有专门为别人解除烦忧的好心人。后来，她与陈军通了几次电话，几次到北京来看望陈军。她被陈军的为人和他的事业深深吸引住了。她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北京，加入了“烦忧热线志愿组合”的行列。再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在那间逼仄的小屋里，李小凤抱着女儿，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她说：“转租的地马上就要被收回去了，下一步我们一家老小不知道住哪儿？我们靠什么生活？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该如何去为别人分担烦忧？”
陈军却十分乐观，他劝慰妻子：“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与陈军的话题又落在新生代农民工上，陈军说：“这一代人，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城市人，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又成不了城市人。当心理趋势与现实构成强烈的反差时，他们就可能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甚至于走上报复之路，这些年，80后、90后青年农民工犯罪率不断上升就是对我们的警告！”
小屋里的电话铃声响了，陈军拿起话筒，诚挚地说：“这里是烦忧热线，有什么事您请说……”
（摘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名叫陈军的青年农民工，自2003年10月自费开通了这条烦忧热线以来，已经接收了25000多个电话，为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010-62829859——”
我试着拨通了电话。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里是烦忧热线，您有什么事请说！”
“我是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在丽泽桥西边一个建筑工地当瓦工，现在遇到了难题……”我把自己装成一个农民工。
“兄弟，有什么难题您说！”
我说：“我在工地干了整半年了，包工头除了预支点饭费，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最近，老家有急事，我想回去不干了，找包工頭结算工资，他说不到年底没法给钱。”
“您再找他好好说说，把家里的特殊情况告诉他。”
“我好好跟他说了，他就是不给……已经两天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再不给，晚上我准备拿刀子见他……”
“兄弟啊，他不给工资是他违反《劳动法》，你拿刀子找他，变成你犯法了，犯法的事情咱们千万不能做！”
“我一个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这都是让包工头给逼的。”
“兄弟，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您一定要冷静。咱们出来打工不容易，咱们的目的是要拿到工资，这是最重要的。我告诉您海淀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号码，他们是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您把情况向他们反映一下，兴许，他们会帮您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您也别着急，您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想想办法……”
这时，我向对方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问：“你就是陈军吧？”
“对！对！刚才我还真着急了。”
我说：“我是名作家，正在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的书，我想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当然，还想通过你了解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
陈军说：“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这个地方不大好找，要辛苦你了！”
果然是不好找。
陈军告诉我，先到北五环肖家河桥，然后掉头走圆明园西路，在农业大学门口红绿灯左转，看见中关村一小，再顺着它东门走100来米，看见一块菜地，差不多就到了。
左转右转，转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在一块菜地旁找到陈军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两间低矮的用废砖头和油毛毡搭成小屋，就是陈军父母、妻子和女儿一家5口的住处。
我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了？”
“98年就住这里了，有十来年了。”
我又问：“那两万多个热线电话，就是在这里接的？”
“是的。头几年还只有一间小屋呢，前年我结婚才又盖了一间。”陈军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菜地告诉我：“这片菜地马上就要收走盖楼房了，明年，我们连这样的小屋都住不上了。”
陈军取来一大摞电话原始记录簿，他说：“刚开始，我不知道要收集资料，来了电话也不记录，这几年，有些社会热心人士和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每次来了电话，都有录音，然后再整理记录下来。”
“从你接到的电话来看，跟你谈的主要都是些什么问题？”
陈军说：“我归归类，大概有这么一些问题：最多是法律方面的，比如怎么讨要拖欠工资，出了工伤事故怎么打官司；二是教育方面的，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打工子弟学校被强行拆除，公办学校又进不去，孩子没地方上学；第三是年轻人婚恋遇到难题，找不到对象的困惑和痛苦；其他还有医疗啊、就业啊、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
“从年龄看，是不是年轻人打进来的热线居多？”
“是的，80%以上是80后、90后。”
我又问：“当时怎么想到要开通这样一条热线？”
陈军说：“说起来也是很偶然的一些事启发了我。有一次，刚认识的一位打工兄弟向我抱怨被老板克扣工资，他当时很愤恨，觉得工资本来就低，还被克扣。我好言相劝了一番，让他再找老板谈谈，实在不行就跳槽。我也答应帮他找找，看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走的时候，他随口说了句：‘今天同你聊了聊，我心里舒坦多了。’我也挺感慨：我们这些农民工，离乡背井出来挣点钱，多不容易？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苦楚，同样需要有地方、有人倾诉。也是在那期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安徽一位女孩给一户人家当保姆，由于整天遭受雇主的歧视和谩骂，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一天，趁着雇主不在家，她一狠心，将雇主7个月大的儿子从12楼扔了下去。然后，自己到公安局自首……这些事，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安装一部热线电话，专门倾听农民工兄弟姐妹的声音，替他们排解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为他们指点迷津，给他们一些欢乐！”
陈军告诉我，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有许多烦恼和忧愁，为农民工兄弟姐妹排解心中的忧愁，实际上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和忧愁……
我们还是看一看陈军自己走过的打工路。
陈军是河北张家口张北县沙沟乡丁家良村人。家乡属于坝上地区，干旱、严寒、贫困……伴随着陈军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高中上了一学期，家里实在交不起学杂费，陈军不得不辍学。在学校陈军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特别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甚至还做过作家梦，这次辍学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家帮助父母种了半年地，1989年过了春节，不到19岁的陈军，跟着几位老乡进京，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陈军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北京南站下的火车，当时天还刚蒙蒙亮。老家的一个包工头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带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一个地方下车，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问他还有多远，他说不远，还有一里多地吧，一直到11点才到，大家都觉得北京的一里多地真够远的。说是北京，那个地方已经是北京的远郊区了。去的是私人开的一个砖瓦厂，每天是挖泥和打坯，干了一个多月，对方连一分钱也没给。包工头与老板干了一架，当地人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包工头见势不妙，当夜带着我们溜了。我们又转场到石家庄郊区的一家砖厂。厂子不景气，干干停停，还是发不出工资。这样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我们坚持不住了，快过年时，我们几个老乡只好空手回家了。”
回想这一年的打工经历，陈军觉得既愤懑又无奈。然而，当地政府的官员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他认为有必要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他开始走村串户进行调查，并结合自己的打工经历，写出了一份近万字的《丁家良村农村工调查报告》，上交乡政府。因为当时对于农民工有名目繁多的称呼，他用了“农村工”这个称呼。 在报告中，陈军呼吁各级政府要多为农村工提供服务，农村工要学习一些技能。建议成立农民信息服务部，为农民和外出的农村工服务。乡里领导开始很重视，希望陈军来办这样的服务部，后来，由于缺少资金等问题，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陈军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工生涯，在石家庄差不多呆了5年。他做过小买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安装过铝合金窗户。最苦恼的是工资总是被拖欠。这期间，城市搞整治，他还被遣送回老家一次。他觉得当农民命真苦！
1996年，他又一次来到北京。
他的妹妹和妹夫已经在北京好几年了，父母也跟着女儿、女婿在肖家河百旺市场卖菜。
陈军也摆了个菜摊，一天忙到晚却挣不了几个钱。
7月，听说肖家河村一个村民要把一块菜地转租出去。陈军跑去一看，菜地的面积是两亩三分，除了交两万元的转租费，每年还得再给生产队交2000元地租钱。陈军和父母算了算，如果好好种，还是可以挣钱的。他向妹妹和几个老乡借了些钱，凑足两万元，交了转租费。
从此，陈军开始了“总也干不完活”的日子。老乡们说他每天起得比太阳还早，睡得比月亮还晚。他与父母辛勤劳作了4年，才把两万元的转租费给还了。
陈军在学校时就喜欢看书、写作，再忙再累，他也坚持业余写作的习惯，记日记，写杂感，还写过小说。因此，菜地旁那间小屋的灯光总是熄灭得最晚最晚……
那时候，肖家河一带已经有社工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经常为农民工开展一些活动，比如送书上门、法律咨询、“三农”问题讲座等。有一次，他去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讲座。温铁军的开场白就是：“说实话，我研究了一二十年的‘三农’问题，至今，对许多问题仍然说不清楚，仍然感到困惑，仍然找不到解決问题的办法……比如，我国近几年来，每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都在1000亿元以上，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还有，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却少而又少……”
一个堂堂的“三农”专家，对这些问题都感到困惑，陈军所困惑的问题就更多了……
一些社会学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在肖家河社区，为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农友之家”。每到周末，陈军都要挤时间去那里参加活动。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打工者朋友。有一次，见大家为社会的不公在唉声叹气之时，他站了起来，说：“干部有一个焦裕禄；工人有‘铁人’王进喜；我们的子弟兵有家喻户晓的雷锋；就连公交系统也有一个李素丽。可占总人数近80%的农民却没有一个榜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树为榜样吧！榜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希望与力量，意味着可以鼓舞中国农民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
2003年10月25日，烦忧热线正式开通。陈军印了200张宣传单，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肖家河社区四处散发。宣传单上写着：
一个普通的农民想对全国的农民说，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征途中，农民肯定会遇到困惑、烦恼，甚至于失败，请不要气馁、不要回头：010-62829859烦忧热线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你。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他愿和你们一起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第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光“喂、喂”两声就挂断了。
第二个电话通了，对方问了句“这里是烦忧热线吗”，陈军赶忙回答：“是的是的，你有什么问题吗？”对方不再说什么，又给挂断了。
第三个电话是一个姑娘打来的，她说自己是山西长治的，高中毕业以后就来北京打工，已经6年了。在一家酒楼先是端盘子，后来当了领班。3年前，认识了一个搞建筑的小包工头，两人谈了3年的恋爱，小包工头一直说要娶她，可上个星期，他突然提出要断绝关系，现在连手机号码都换了，人根本找不着……说着说着，姑娘失声痛哭……陈军一阵好言相劝，姑娘慢慢不哭了，陈军最后说：“姑娘，天下好青年多的是，那个小包工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爱之处，你一定要想得开一些，将来，你一定会遇到意中人，你一定会幸福的……”
有一天，已经是半夜了，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你是烦忧热线吗？”
“是的，”陈军问，“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吗？”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结束生命了，死之前，我想同你聊聊……”
陈军一听急了，忙说：“兄弟啊，你千万别想不开，人生不顺心事十有八九，你心里有什么疙瘩，好好跟我说说。”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把所有的痛苦都给了我。我就一个儿子，前几年得了骨癌，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截肢手术，花了近10万元。我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医生原来说我儿子的病没问题了，谁会想到，最近又转移了，得赶紧做化疗……我手头是一分钱也没有了，今天跑到工地上去结算工资，老板已经欠了我将近一万元的工资了，可他说他也没钱，结算不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活了……”
陈军说：“你不活了，或许能够得到一时的解脱，可你的妻子怎么办？你可怜的儿子怎么办？再难，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想咱们先想办法把工资要回来……”
“能要回来吗？”对方问。
陈军说：“明天，我找一个熟悉的律师朋友跟你一起去，找老板好好谈谈，他要是不给，我们还可以找劳动仲裁部门，请他们帮忙。”
对方像是看到希望，情绪也好了一些，他说：“那我明天怎么去找你？”
陈军把自己住处的具体地址告诉了对方。
“谢谢你啦兄弟，没有你今天夜里我真可能寻了短见……”对方发自内心地说。
“不用谢，我明天等你！”
陈军出了一身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后来，每天的电话慢慢多了。有让帮助介绍工作的；
有让帮助讨要工资的；
有让帮助打官司的；
有回家没有路费想借钱的；
有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太寂寞了，想找个人倾诉心中的苦闷的……
对于农民工兄弟姐妹提出的一些问题，凡是自己能够解答的，他都给予认真的解答。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心中的苦闷，他都是好言相劝。当然，有很多问题他解答不了，有许多要求，他满足不了。 这期间，他利用每周二、四、六晚上时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课的旁听，为的是给自己“充电”，提高自己的能力。
通过志愿者的努力，烦忧热线不再是陈军的个人行为。2008年5月1日，“烦忧热线志愿组合”成立，同时注册为北京志愿者协会团体会员。它的一线接线员，仍然来自打工者群体，因为他们可以与打工者进行无障碍的交流。组织的管理则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组成，为热线提供专业支持和发展策划，对接线员进行访谈技巧、心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烦忧热线与别人的不同做法在于，热线完全由打工者自己创办、自己接听。他们的经历和语言弥补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心理与文化鸿沟，“我是陈军，刚刚卖菜回来”，短短的一句话拉近了打工者之间的距离，使被无数烦恼压抑的打工者找到了知音，就像唠家常一樣将痛苦倾泻而出。烦忧热线给打工者，特别是青年打工者提供了一个掏心窝的地方，让他们说出了内心的烦恼。倾听其实就是一种安慰，在倾听的同时给予劝导更是一种鼓励，这将让他们有信心去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陈军努力在为打工者们分忧解愁，而他自己也长期被烦忧困扰着。
1998年，他的妹妹因意外事故死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夜间，他无数次被睡在身边的母亲因思念女儿的哭泣声而惊醒。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他只能是在一首小诗里寄托自己的愿望：“如果让我永远变成一只喜鹊，我会在树上筑巢。白天出去找妹妹，晚上回到巢里眺望，假如我找不到，还有我的儿子、孙子，一定会找到……”
2008年底，陈军终于成家了，这时候他已经是个38岁的“老青年”了。
陈军的妻子李小凤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应聘到山西永济市一所中学当老师。有天中午，很偶然地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的一期有关烦忧热线的节目。她不相信现在这个社会居然有专门为别人解除烦忧的好心人。后来，她与陈军通了几次电话，几次到北京来看望陈军。她被陈军的为人和他的事业深深吸引住了。她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北京，加入了“烦忧热线志愿组合”的行列。再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在那间逼仄的小屋里，李小凤抱着女儿，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她说：“转租的地马上就要被收回去了，下一步我们一家老小不知道住哪儿？我们靠什么生活？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该如何去为别人分担烦忧？”
陈军却十分乐观，他劝慰妻子：“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与陈军的话题又落在新生代农民工上，陈军说：“这一代人，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城市人，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们又成不了城市人。当心理趋势与现实构成强烈的反差时，他们就可能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甚至于走上报复之路，这些年，80后、90后青年农民工犯罪率不断上升就是对我们的警告！”
小屋里的电话铃声响了，陈军拿起话筒，诚挚地说：“这里是烦忧热线，有什么事您请说……”
（摘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