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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一批老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澤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澤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