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在中国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早已萌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批评了“四人帮”把普遍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的极左错误，批评了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实施高度集中管理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模式，重点强调了两条。
　　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幸福。李洪林在1979年4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的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他在1989年6月出版的《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说：“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在这本书中，李洪林解释了他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对外开放。
　　二是发展民主。李洪林在1979年6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说：“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虽然李洪林的文章也有当时历史的局限，但他表述的以上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了中國理论界。
　　王若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王若水在1980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在1983年1月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说，人道主义就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为主旨和目标的观念和哲学。王若水反驳了中国极左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和指责，他要求抛弃“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和特权，并且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人主义哲学。
　　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人类劳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王若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制，保障人民行使对官员的罢免权。
　　王若水在《1921年》一文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批评苏联的专政实验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王若水在另一篇文章《民主引论》中说：“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
　　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 “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经济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王若水这些理论主张，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