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周恩来向蒋发出和谈信号，曹聚仁秘密来京投石问路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退居台湾。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的礼炮，敲响了旧国民政府灭亡的丧钟。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大陆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于12月7日又把“国民政府”迁驻台湾，与大陆对峙，造成海峡两岸隔绝状态。
为最后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使祖国安全统一，12月中旬，毛泽东提出“武装解放台湾”的战略思想；12月31日，中央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大陆成立了以粟裕大将为总指挥的前线司令部，制定了跨海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云集东南沿海，随时准备渡海解放台湾。
台湾的局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的报纸已用“坐待毙命”来形容蒋介石的命运。用台湾著名作家江南的话来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台湾孤岛，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然而，战争的风暴并未袭击危殆中的台湾岛，却在朝鲜半岛登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因为抗美援朝，中国军事战略重心北移，而使毛泽东“武装解放台湾”的伟大战略搁浅。
1953年7月，朝鲜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海峡两岸的局势也趋向和缓。毛泽东为适应这种变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行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行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个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同年春，毛泽东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向台湾当局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章老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望珍重。”
毛泽东对这位国学大师的诗句极为赞赏，只把“南天”改为“南云”。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很明显，这是直接向台湾当局发出的和谈信号。
台湾当局对中共的和平呼吁虽然持消极态度，但为了真正摸清中共的意图，也做出一些谨慎的反应。
首先来北京投石问路的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著名资深记者、《正气日报》总编辑、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1956年7月，他以记者的身份由香港秘密抵达北京。
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向曹聚仁进一步阐述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路。曹聚仁试探性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空间有多少价值。周恩来坦诚表示：“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因为曹聚仁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周恩来希望他将此信息转告蒋氏父子。
这次宴会后，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重要新闻，第一次公开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二、蒋介石秘派特使赴京摸底，周恩来东兴楼宴请宋宜山
蒋介石根据章士钊的信和曹聚仁反馈的和谈信息，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57年春，决定派人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
为了留有余地，进退自如，蒋介石决定从岛外物色人选。
蒋介石约见了《香港时报》主编许孝炎，对许孝炎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去一趟，实际上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
许孝炎经过再三斟酌，提出3个人选，请蒋介石定夺。一是童冠贤，曾任“立法院长”；二是陈立文，曾任“立法院秘书长”；三是宋宜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现在香港，仍然挂着“立法委员”的头衔。蒋介石最后圈定由宋宜山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探听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平”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对策。
宋宜山被蒋介石选定赴京，原因有二：一是宋宜山对蒋介石一贯忠贞，可谓久经考验；二是宋宜山的兄弟宋希濂原是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在西南战役中被俘，此时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可以用探亲的名义前往大陆。
宋宜山本人也觉得过去受到蒋介石的栽培，现在是报效的时候，并希望回大陆探亲，特别是探视兄弟宋希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于1957年4月从香港启程，经广州抵达北京，被国务院安排住在北京有名的新橋饭店。
周恩来在著名的东兴楼饭庄宴请了宋宜山。周恩来说：“总的说来，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抗战后，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前来摸底的，并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只派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宋宜山传达如下几点意见：第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第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自治；第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为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领导；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海峡，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5月，宋宜山返回台湾，给蒋介石写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详细报告，汇报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会见的详情和中共的建议。最后他表示：“我认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
报告由《香港时报》主编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蒋介石一看火冒三丈，愤怒地说：“宋宜山被赤化了。”并命令宋宜山不许回台湾，以免影响他人。
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接受中共的建议，是与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分不开的。1957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就吊高了蒋介石的政治胃口，刺激了他“反攻大陆”的野心，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也由“确保台湾”转向“反攻大陆”。
三、炮击金门毛泽东惩罚美蒋，告台湾同胞书“联蒋拒美”
1958年7月，美、蒋制造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打击美、蒋嚣张气焰，毛泽东审时度势，纵观世界风云，下定决心炮击金门。
8月23日，福建前线司令员叶飞遵照毛泽东电示，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在2个小时内，福建前线炮兵共向金门密集发射4.5万发炮弹，摧毁了国民党金门守军许多阵地，击毙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有两名在阵地上的美国军事顾问也在烟火中丧生，只有司令官胡琏逃生。
8月24日，叶飞又下令对金门守军实行第二次联合打击，击伤国民党海军运输舰“中海”号，击沉“台生”号。金门海上运输线被我军炮火切断。
台湾海峡隆隆的炮声，震惊了台北的蒋介石和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他们一时摸不清毛泽东的底牌。
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台湾提供导弹和登陆艇，做好对中国大陆目标实行核打击的准备。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他准备援引《台湾决议案》所赋予他的权力，介入台海危机。
9月7日，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公然派美舰为蒋军护航。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既可借美国之力恢复海上运输，又拖美国与中共直接对抗，从中渔利。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电示叶飞“照打不误”，但在策略上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毛泽东在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效力有多大，美国在台湾海峡介入到什么程度。
9月8日，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码头时，叶飞立即下令“开炮”，以密集火力集中攻击蒋舰和运输船队。美国舰队立即丢下蒋军舰船，撤至料罗湾以南5至12海里徘徊观望。蒋军舰失去保护，纷纷逃离。
9月30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就台湾局势发表谈话。他一方面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一方面又称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驻扎部队是“相当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美、蒋在金门、马祖弃守问题上的矛盾已公开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对金门实行“打而不登”和“封而不死”的新决策，并由打蒋转为“联蒋拒美”。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运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打蒋转为“联蒋拒美”。粉碎美国弃守“金、马”，“封锁海峡”， “孤立台湾”， “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阴谋。蒋介石也心领神会，拒绝了10月14日杜勒斯提出的撤出金、马沿海岛屿军队的要求。
毛泽东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同时，还请章士钊先生赴香港沟通海峡两岸和谈渠道。
10月，章士钊到达香港，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推测，港台许多报纸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關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届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互相访问、通邮、通电，然后再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称：“我们两党之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
在金门炮战期间，毛泽东还通过曹聚仁把“联蒋拒美”的政策传递给台湾当局。
曹聚仁一回到香港就大声疾呼：“国共这一对政治冤家，既会结婚同居，也曾离婚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事所必至。”
他还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独家新闻，透露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的消息，称毛泽东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周恩来是“旋转乾坤的人”。
为探听中共对台政策动向，蒋经国亲赴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北。
曹聚仁从1956年7月首赴北京，到1959年先后六次来大陆采访，每次都受到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与之会谈；他曾多次与台北方面秘密联系，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才华横溢，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根据在祖国内地的采访，他先后写成并出版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在海内外，特别在台湾产生强烈的反响。周恩来称他为“爱国人士”，他是在国共两党高层都能说上话的人。
曹聚仁抵达台北的第三天，蒋介石就由蒋经国陪同在日月潭接见了他。曹聚仁向蒋介石传递了中共对台政策未变的有关信息。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比他高了一筹。
四、章士钊三赴香港架设和平桥，陈立夫著文邀毛泽东周恩来赴台
通过三次海峡危机，毛泽东把对台政策从“武装解放台湾”调整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
1960年7月，毛泽东请章士钊先生再赴香港向台湾当局传递和谈信息。行前，7月17日，周恩来约章士钊谈话，他说：“曾啸天已回香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此二人是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谈话时，可以将以下意见透露出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可以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一个台湾山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更换掉好吗！但蒋介石大概要等到美蒋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章士钊二赴香港，通过秘密渠道转达了中共对台政策及有关信息。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毅然回国。这一举动给台湾当局极大震动，因为李宗仁曾是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1971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中被驱逐出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发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毛泽东抓住时机，发出“促蒋和谈”的指示，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72年下半年，为架设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之桥，章士钊再次动意去香港，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量。毛泽东得知章老有突赴香港的念头后，于1973年春决定派章士钊三赴香港，促进国共和谈。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送章老赴港。
5月中旬，章士钊抵达香港启德机场。92岁高龄的章老此行说是探望他在香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女士，实际上是肩负着国共和谈的重要使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在“文革”中断7年之久，又将架起大陆与台湾的和谈之桥。
章老似乎意识到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一次履行伟大使命，做最后一次拼搏。他到香港的第二天就安排会见各方故友，为祖国和平统一尽最后一点余力。然而，病魔并没有给他留下时间，到港不到一个半月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成为历史的遗憾。
1975年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谈心切，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来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路，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他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大陆的信息还没有反馈过去，蒋介石于同年4月5日清明节在台北溘然病逝。
毛泽东晚年在病榻上仍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带着未了的心愿于1976年9月9日与世长辞。周恩来则先他而去。他们留下的悬在心头未竟的事业，祖国统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桩。■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退居台湾。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开国大典的礼炮，敲响了旧国民政府灭亡的丧钟。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大陆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下，于12月7日又把“国民政府”迁驻台湾，与大陆对峙，造成海峡两岸隔绝状态。
为最后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使祖国安全统一，12月中旬，毛泽东提出“武装解放台湾”的战略思想；12月31日，中央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大陆成立了以粟裕大将为总指挥的前线司令部，制定了跨海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云集东南沿海，随时准备渡海解放台湾。
台湾的局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的报纸已用“坐待毙命”来形容蒋介石的命运。用台湾著名作家江南的话来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台湾孤岛，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然而，战争的风暴并未袭击危殆中的台湾岛，却在朝鲜半岛登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因为抗美援朝，中国军事战略重心北移，而使毛泽东“武装解放台湾”的伟大战略搁浅。
1953年7月，朝鲜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海峡两岸的局势也趋向和缓。毛泽东为适应这种变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行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行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个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
同年春，毛泽东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向台湾当局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章老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望珍重。”
毛泽东对这位国学大师的诗句极为赞赏，只把“南天”改为“南云”。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很明显，这是直接向台湾当局发出的和谈信号。
台湾当局对中共的和平呼吁虽然持消极态度，但为了真正摸清中共的意图，也做出一些谨慎的反应。
首先来北京投石问路的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著名资深记者、《正气日报》总编辑、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1956年7月，他以记者的身份由香港秘密抵达北京。
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向曹聚仁进一步阐述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路。曹聚仁试探性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空间有多少价值。周恩来坦诚表示：“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因为曹聚仁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周恩来希望他将此信息转告蒋氏父子。
这次宴会后，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重要新闻，第一次公开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二、蒋介石秘派特使赴京摸底，周恩来东兴楼宴请宋宜山
蒋介石根据章士钊的信和曹聚仁反馈的和谈信息，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57年春，决定派人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
为了留有余地，进退自如，蒋介石决定从岛外物色人选。
蒋介石约见了《香港时报》主编许孝炎，对许孝炎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去一趟，实际上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
许孝炎经过再三斟酌，提出3个人选，请蒋介石定夺。一是童冠贤，曾任“立法院长”；二是陈立文，曾任“立法院秘书长”；三是宋宜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现在香港，仍然挂着“立法委员”的头衔。蒋介石最后圈定由宋宜山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探听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平”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对策。
宋宜山被蒋介石选定赴京，原因有二：一是宋宜山对蒋介石一贯忠贞，可谓久经考验；二是宋宜山的兄弟宋希濂原是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在西南战役中被俘，此时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可以用探亲的名义前往大陆。
宋宜山本人也觉得过去受到蒋介石的栽培，现在是报效的时候，并希望回大陆探亲，特别是探视兄弟宋希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于1957年4月从香港启程，经广州抵达北京，被国务院安排住在北京有名的新橋饭店。
周恩来在著名的东兴楼饭庄宴请了宋宜山。周恩来说：“总的说来，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抗战后，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前来摸底的，并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只派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宋宜山传达如下几点意见：第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第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自治；第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为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领导；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海峡，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5月，宋宜山返回台湾，给蒋介石写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详细报告，汇报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会见的详情和中共的建议。最后他表示：“我认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
报告由《香港时报》主编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蒋介石一看火冒三丈，愤怒地说：“宋宜山被赤化了。”并命令宋宜山不许回台湾，以免影响他人。
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接受中共的建议，是与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分不开的。1957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就吊高了蒋介石的政治胃口，刺激了他“反攻大陆”的野心，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也由“确保台湾”转向“反攻大陆”。
三、炮击金门毛泽东惩罚美蒋，告台湾同胞书“联蒋拒美”
1958年7月，美、蒋制造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打击美、蒋嚣张气焰，毛泽东审时度势，纵观世界风云，下定决心炮击金门。
8月23日，福建前线司令员叶飞遵照毛泽东电示，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在2个小时内，福建前线炮兵共向金门密集发射4.5万发炮弹，摧毁了国民党金门守军许多阵地，击毙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有两名在阵地上的美国军事顾问也在烟火中丧生，只有司令官胡琏逃生。
8月24日，叶飞又下令对金门守军实行第二次联合打击，击伤国民党海军运输舰“中海”号，击沉“台生”号。金门海上运输线被我军炮火切断。
台湾海峡隆隆的炮声，震惊了台北的蒋介石和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他们一时摸不清毛泽东的底牌。
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台湾提供导弹和登陆艇，做好对中国大陆目标实行核打击的准备。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他准备援引《台湾决议案》所赋予他的权力，介入台海危机。
9月7日，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公然派美舰为蒋军护航。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既可借美国之力恢复海上运输，又拖美国与中共直接对抗，从中渔利。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电示叶飞“照打不误”，但在策略上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毛泽东在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效力有多大，美国在台湾海峡介入到什么程度。
9月8日，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码头时，叶飞立即下令“开炮”，以密集火力集中攻击蒋舰和运输船队。美国舰队立即丢下蒋军舰船，撤至料罗湾以南5至12海里徘徊观望。蒋军舰失去保护，纷纷逃离。
9月30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就台湾局势发表谈话。他一方面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一方面又称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驻扎部队是“相当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美、蒋在金门、马祖弃守问题上的矛盾已公开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对金门实行“打而不登”和“封而不死”的新决策，并由打蒋转为“联蒋拒美”。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运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打蒋转为“联蒋拒美”。粉碎美国弃守“金、马”，“封锁海峡”， “孤立台湾”， “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阴谋。蒋介石也心领神会，拒绝了10月14日杜勒斯提出的撤出金、马沿海岛屿军队的要求。
毛泽东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同时，还请章士钊先生赴香港沟通海峡两岸和谈渠道。
10月，章士钊到达香港，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推测，港台许多报纸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關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届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互相访问、通邮、通电，然后再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称：“我们两党之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
在金门炮战期间，毛泽东还通过曹聚仁把“联蒋拒美”的政策传递给台湾当局。
曹聚仁一回到香港就大声疾呼：“国共这一对政治冤家，既会结婚同居，也曾离婚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事所必至。”
他还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独家新闻，透露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的消息，称毛泽东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周恩来是“旋转乾坤的人”。
为探听中共对台政策动向，蒋经国亲赴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北。
曹聚仁从1956年7月首赴北京，到1959年先后六次来大陆采访，每次都受到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与之会谈；他曾多次与台北方面秘密联系，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才华横溢，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根据在祖国内地的采访，他先后写成并出版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在海内外，特别在台湾产生强烈的反响。周恩来称他为“爱国人士”，他是在国共两党高层都能说上话的人。
曹聚仁抵达台北的第三天，蒋介石就由蒋经国陪同在日月潭接见了他。曹聚仁向蒋介石传递了中共对台政策未变的有关信息。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比他高了一筹。
四、章士钊三赴香港架设和平桥，陈立夫著文邀毛泽东周恩来赴台
通过三次海峡危机，毛泽东把对台政策从“武装解放台湾”调整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
1960年7月，毛泽东请章士钊先生再赴香港向台湾当局传递和谈信息。行前，7月17日，周恩来约章士钊谈话，他说：“曾啸天已回香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此二人是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谈话时，可以将以下意见透露出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可以有台湾之实（权和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一个台湾山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更换掉好吗！但蒋介石大概要等到美蒋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矛盾总是要爆发的。”
章士钊二赴香港，通过秘密渠道转达了中共对台政策及有关信息。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毅然回国。这一举动给台湾当局极大震动，因为李宗仁曾是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1971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中被驱逐出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发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毛泽东抓住时机，发出“促蒋和谈”的指示，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1972年下半年，为架设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之桥，章士钊再次动意去香港，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量。毛泽东得知章老有突赴香港的念头后，于1973年春决定派章士钊三赴香港，促进国共和谈。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送章老赴港。
5月中旬，章士钊抵达香港启德机场。92岁高龄的章老此行说是探望他在香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女士，实际上是肩负着国共和谈的重要使命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在“文革”中断7年之久，又将架起大陆与台湾的和谈之桥。
章老似乎意识到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一次履行伟大使命，做最后一次拼搏。他到香港的第二天就安排会见各方故友，为祖国和平统一尽最后一点余力。然而，病魔并没有给他留下时间，到港不到一个半月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成为历史的遗憾。
1975年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谈心切，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来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路，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他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大陆的信息还没有反馈过去，蒋介石于同年4月5日清明节在台北溘然病逝。
毛泽东晚年在病榻上仍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带着未了的心愿于1976年9月9日与世长辞。周恩来则先他而去。他们留下的悬在心头未竟的事业，祖国统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