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代表的是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而报刊可以说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本文主要是以黎烈文时期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为例，探讨近代中国报纸副刊公共领域构建的时代背景、构建过程以及失败原因。
【关键词】报纸副刊 公共领域 《自由谈》
所谓“公共领域”，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政治公共领域以公共领域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而报刊则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①其实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共领域的构建是与报刊分不开的，甚至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报纸的副刊自诞生以来，刊载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五四运动”之前，副刊被称作是“消遣、娱乐、色情、低俗、鸳鸯蝴蝶的乐园”。“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以四大副刊为代表的新式进步副刊。这一时期，《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在黎烈文的改革下焕然一新，一度成为了旧文学的重要阵地。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柯灵认为：副刊的黄金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最显辉煌的，就是转向左倾后的《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而《自由谈》对社会的渗透力“远胜于新文学”。
《申报》于1872年创办于上海，《自由谈》是它的副刊，因此《申报》也名噪一时。《自由谈》创办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兼顾“严肃活泼”的办报方针，使报纸变得活泼有趣些。所以在创办初期，它的内容大多是一些滑稽小品、小说、诗歌等等，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等栏目。之后《自由谈》又刊载了一批在当时颇负盛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作品，所以整个副刊版面都呈现出一种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靡靡之音，特别是周瘦鹃担任主编时这种风气更甚，他将大部分的版面都用来刊载“鸳鸯蝴蝶派”的文章。此外，《自由谈》上还大量连载章回小说，以及文坛掌故和谈情说爱的哀情小说。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自由谈》主要还是以文艺性和消闲性为基本特征的。
虽然《自由谈》作为报纸的副刊，是一种公共媒介，但是很显然，这一时期《自由谈》所刊登的内容还远没有涉及到关注国计民生的内容，它所刊登的也还多是文学作品，所以此时《自由谈》还尚未开始建构哈贝马斯所论述的“政治的公共领域”。
“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直接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的。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②而这一特色在《自由谈》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自由谈》的风格、内容与热血沸腾的时代潮流很不协调，长此下去很难赢得读者。《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忧愤于民族危机，决意革新《自由谈》，以“肩荷次社会先驱与推动时代之重责”。于是史量才找到了黎烈文，黎烈文参加过文学研究会，1932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思想倾向于民主进步。
1932年底，黎烈文应史量才的邀请担任《自由谈》的主编。他主编《自由谈》后，决意革新，倡导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之作。他一反前任主编周瘦娟的做法，在择稿的文体方面多侧重于杂文。同时他还多次呼吁投稿者多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面目焕然一新。另外，黎烈文还约请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而在这些作品中又以鲁迅的作品最为典型。
“鲁迅自1933年1月至5月中旬，平均每月给《自由谈》投寄八、九篇杂文，共发表了43篇文章，成为支持黎烈文改版《自由谈》最积极的撰稿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限，声援爱国行动，保护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由于这些短评针砭时弊，解剖社会，或谈困难，或谈民族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晦涩，但还是得到了青年学生与爱国人士的一致欢迎。”③据统计，1933至1934年期间，鲁迅为《自由谈》撰文143篇，他的文章彻底改变了《自由谈》的一贯风格。
与此同时，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一年半时间里，《自由谈》还在鲁迅、茅盾的主导下，与保守派和右派展开了多场论战，论战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关于小品文与“方巾气”的论争，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论争；有关于旧戏锣鼓的讨论，也有关于“艺术论”、“讽刺与幽默”的讨论等等。一时间《自由谈》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
“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④经黎烈文改革后的《自由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一时期《自由谈》上讨论的话题多是与时事紧密相关，并且上升到了国计民生的高度，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自由谈》这一公共舆论的载体上进行了大声疾呼，对政府和党派的一些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而这些讨论和批判也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影响。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一则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二则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也认为：中国的批评空间开创于20世纪2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此处他认为的《申报·自由谈》的批评空间，也就是公共空间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 但是《自由谈》的革新，很快引起了旧派文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它迂回曲折又尖锐泼辣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与社会时弊，已使国民党当局中的一些人不安，再加上《社会新闻》和《微言》周刊的造谣污蔑，反动派对《自由谈》的关注就更多了。国民党最初是企图以拉拢、软化的手法来改变《自由谈》的面貌，但是被史量才回绝了。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史量才才嘱咐黎烈文要注意文章的语气，不可过于激烈，黎烈文为了遮人耳目，在1933年 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刊出《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表面看来，《自由谈》是屈从了，版面上出现了较多政治色彩不强的文字。但是，鲁迅等革命作家并未因此停止斗争。鲁迅针对反对派的言论压迫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进步作家的文稿仍刊登在了《自由谈》上，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局势，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在隐晦曲折的话里巧藏了讽刺和批判。
但是几个月后，国民党又一次向史量才提出换人。史量才虽然深知《自由谈》的革新对《申报》所起的作用，但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为了保全《申报》，他不得不让张梓生代替黎烈文。1934年5月，黎烈文以“因事忙无暇兼顾”为由刊登了辞职启事。张梓生担任主编后，虽然继续了黎烈文的办刊方针，照常刊登鲁迅等作家的杂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任主编时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拓宽了范围，其斗争色彩也远不如过去那么强烈了。因此，《自由谈》的改革随着黎烈文的辞职也告一段落。
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干扰。由于中国长久处于封建社会中，言论自由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保证，公共领域也很难建构。到了近代中国，封建势力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还是会干扰社会舆论，只是在不同时期，干扰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使得公共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舆论的空间日趋狭窄。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申报》的‘自由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很显然，《自由谈》改革的失败也正是政治干扰影响的结果。
《自由谈》的改革反映了其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所作出的各种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可能并不是有意在构建一个公共领域，虽然最终改革也是以失败告终的，但这都使得公共领域的构建在当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一方面，“应该说，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一个概念，并不见得完全适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其较为宽泛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的含义”。⑤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历史传统，中国报刊所构建的公共领域显然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还是有所不同的，毕竟哈氏的论说观点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还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来理解和研究。□
参考文献
①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③周惠斌，《鲁迅鼎力扶掖黎烈文革新〈申报〉“自由谈”》，《联谊报》
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⑤许剑，《新闻媒体与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构建》，《新闻大学》，2003（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报纸副刊 公共领域 《自由谈》
所谓“公共领域”，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政治公共领域以公共领域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而报刊则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①其实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共领域的构建是与报刊分不开的，甚至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报纸的副刊自诞生以来，刊载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五四运动”之前，副刊被称作是“消遣、娱乐、色情、低俗、鸳鸯蝴蝶的乐园”。“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以四大副刊为代表的新式进步副刊。这一时期，《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在黎烈文的改革下焕然一新，一度成为了旧文学的重要阵地。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柯灵认为：副刊的黄金季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最显辉煌的，就是转向左倾后的《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而《自由谈》对社会的渗透力“远胜于新文学”。
《申报》于1872年创办于上海，《自由谈》是它的副刊，因此《申报》也名噪一时。《自由谈》创办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兼顾“严肃活泼”的办报方针，使报纸变得活泼有趣些。所以在创办初期，它的内容大多是一些滑稽小品、小说、诗歌等等，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等栏目。之后《自由谈》又刊载了一批在当时颇负盛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作品，所以整个副刊版面都呈现出一种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靡靡之音，特别是周瘦鹃担任主编时这种风气更甚，他将大部分的版面都用来刊载“鸳鸯蝴蝶派”的文章。此外，《自由谈》上还大量连载章回小说，以及文坛掌故和谈情说爱的哀情小说。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自由谈》主要还是以文艺性和消闲性为基本特征的。
虽然《自由谈》作为报纸的副刊，是一种公共媒介，但是很显然，这一时期《自由谈》所刊登的内容还远没有涉及到关注国计民生的内容，它所刊登的也还多是文学作品，所以此时《自由谈》还尚未开始建构哈贝马斯所论述的“政治的公共领域”。
“近代中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直接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的。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②而这一特色在《自由谈》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自由谈》的风格、内容与热血沸腾的时代潮流很不协调，长此下去很难赢得读者。《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忧愤于民族危机，决意革新《自由谈》，以“肩荷次社会先驱与推动时代之重责”。于是史量才找到了黎烈文，黎烈文参加过文学研究会，1932年从法国留学回国，思想倾向于民主进步。
1932年底，黎烈文应史量才的邀请担任《自由谈》的主编。他主编《自由谈》后，决意革新，倡导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之作。他一反前任主编周瘦娟的做法，在择稿的文体方面多侧重于杂文。同时他还多次呼吁投稿者多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面目焕然一新。另外，黎烈文还约请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而在这些作品中又以鲁迅的作品最为典型。
“鲁迅自1933年1月至5月中旬，平均每月给《自由谈》投寄八、九篇杂文，共发表了43篇文章，成为支持黎烈文改版《自由谈》最积极的撰稿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限，声援爱国行动，保护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由于这些短评针砭时弊，解剖社会，或谈困难，或谈民族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晦涩，但还是得到了青年学生与爱国人士的一致欢迎。”③据统计，1933至1934年期间，鲁迅为《自由谈》撰文143篇，他的文章彻底改变了《自由谈》的一贯风格。
与此同时，在黎烈文主持《自由谈》的一年半时间里，《自由谈》还在鲁迅、茅盾的主导下，与保守派和右派展开了多场论战，论战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关于小品文与“方巾气”的论争，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论争；有关于旧戏锣鼓的讨论，也有关于“艺术论”、“讽刺与幽默”的讨论等等。一时间《自由谈》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
“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④经黎烈文改革后的《自由谈》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一时期《自由谈》上讨论的话题多是与时事紧密相关，并且上升到了国计民生的高度，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自由谈》这一公共舆论的载体上进行了大声疾呼，对政府和党派的一些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而这些讨论和批判也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影响。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一则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二则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也认为：中国的批评空间开创于20世纪2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此处他认为的《申报·自由谈》的批评空间，也就是公共空间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 但是《自由谈》的革新，很快引起了旧派文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它迂回曲折又尖锐泼辣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与社会时弊，已使国民党当局中的一些人不安，再加上《社会新闻》和《微言》周刊的造谣污蔑，反动派对《自由谈》的关注就更多了。国民党最初是企图以拉拢、软化的手法来改变《自由谈》的面貌，但是被史量才回绝了。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史量才才嘱咐黎烈文要注意文章的语气，不可过于激烈，黎烈文为了遮人耳目，在1933年 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刊出《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从表面看来，《自由谈》是屈从了，版面上出现了较多政治色彩不强的文字。但是，鲁迅等革命作家并未因此停止斗争。鲁迅针对反对派的言论压迫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所以，鲁迅和其他左翼进步作家的文稿仍刊登在了《自由谈》上，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局势，改变了斗争的策略，在隐晦曲折的话里巧藏了讽刺和批判。
但是几个月后，国民党又一次向史量才提出换人。史量才虽然深知《自由谈》的革新对《申报》所起的作用，但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为了保全《申报》，他不得不让张梓生代替黎烈文。1934年5月，黎烈文以“因事忙无暇兼顾”为由刊登了辞职启事。张梓生担任主编后，虽然继续了黎烈文的办刊方针，照常刊登鲁迅等作家的杂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任主编时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拓宽了范围，其斗争色彩也远不如过去那么强烈了。因此，《自由谈》的改革随着黎烈文的辞职也告一段落。
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干扰。由于中国长久处于封建社会中，言论自由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保证，公共领域也很难建构。到了近代中国，封建势力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还是会干扰社会舆论，只是在不同时期，干扰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使得公共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舆论的空间日趋狭窄。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申报》的‘自由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很显然，《自由谈》改革的失败也正是政治干扰影响的结果。
《自由谈》的改革反映了其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所作出的各种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可能并不是有意在构建一个公共领域，虽然最终改革也是以失败告终的，但这都使得公共领域的构建在当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一方面，“应该说，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一个概念，并不见得完全适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其较为宽泛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的含义”。⑤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历史传统，中国报刊所构建的公共领域显然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还是有所不同的，毕竟哈氏的论说观点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还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来理解和研究。□
参考文献
①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③周惠斌，《鲁迅鼎力扶掖黎烈文革新〈申报〉“自由谈”》，《联谊报》
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⑤许剑，《新闻媒体与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构建》，《新闻大学》，2003（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