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代报刊的诞生，为建构报刊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期间，通过设立“信箱”栏目，就社会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实现了近代报刊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
【关键词】《生活》周刊 邹韬奋 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提法，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二是参与者能独立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三是讨论的话题具有公共性。本文通过梳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栏目所形成的报刊公共领域，以试图总结建构报刊公共领域的经验。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诞生之初，便与各政党及利益集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还是维新派及革命派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很多时候体现的都是一己之私，而非社会公义。各派报纸以“大公无私”的姿态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但最后大多走不出谋私利而舍公理的窠臼。精英治国的传统更是剥夺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景象。表达意见的渠道掌握在权贵及士大夫阶层手中，普通民众少有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机会，报刊这一新兴的信息沟通的工具也多被党派所利用并为之服务，党同伐异的现象很普遍。报纸未能成为社会公器，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意识的萌发。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与社会转型，一直是采取从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在经历了对上层政治制度变革的一次次失败之后，士大夫阶层与新型知识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改造民众的思想上。在这种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爆发，随着民智得以启发，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具备了条件。1926年10月，31岁的邹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周刊主编的职位。《生活》周刊地处上海，其目标受众群体是当时上海有正当职业的“中产阶层”，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及工匠学徒等各个行当。这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或专业技能，有稳定的收入，关心时事。当这些人参与到报刊上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时，报刊就能为社会主流群体发声，引起广泛的共鸣，从而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条件和提供可能性。
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编辑工作时，一直力求保持《生活》周刊的独立性。在经济上，《生活》周刊不接受任何党派及利益集团的资助，不代表任何党派及利益集团发言。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报刊中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是刚开始以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为宗旨，秉持平等开放态度的《新青年》杂志，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渐失去和读者的商榷态度，而以一党的立场办刊，破坏了公共领域建构所必须的平等参与的条件。而《生活》周刊从创刊至1933年停刊，都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读者保持交流，始终保持其立场的公正性。邹韬奋曾提出“报格”的概念，“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报格”，并表明，“倘须屈伏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1927年，国民党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愈来愈紧，公共讨论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周刊仍然力图超越政治，坚持其报刊的独立性。这些都有利于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公共领域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公共意见空间的存在。报刊作为信息沟通的工具，可以成为公众提供意见表达的平台。《生活》周刊的“信箱”栏目，便是这一平台。“信箱”栏目设立后，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到1929年6月，增加到平均每日100多封”，“到1932年5月，最多时竟日收千封以上，每年收到的来信总数在两三万封”。1926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后，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亲自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后其所办刊物均有这一专栏。二卷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读者礼弘的一封来信，对如何办好刊物提出7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增加读者信箱专栏，韬奋在答复信中说“关于第四条，极端赞同，本期即其开端。”①读者信箱设立以后，广大读者踊跃投信参与到这一栏目。邹韬奋也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以期通过这一栏目实现《生活》周刊“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②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都不马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长期秉持这种服务大众的精神，“信箱”栏目才能一直关注民众的生活学习，关注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人民的生活状态。
《生活》周刊原是一份讨论青年职业教育的刊物，后来逐渐开始讨论时事及社会热点问题。随着刊物关注点的变化，读者信箱专栏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30年以后，读者信箱栏目开始针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连续发文，与读者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流，渐渐形成浓厚的讨论氛围。比如对民国初年社会风气渐渐开放背景下男女交往问题的讨论，“信箱”栏目就做了好几期的讨论，如6卷19期刊载的《丑态百出》、3卷44期的《“吾爱！”》、4卷31期的《快跟牢前面一辆女子的车子》等。这些来信大多讲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丑态百出》讲述某小学女教员Y女士才貌出众，她的一位泛泛之交的同事，借口倾慕于她，便擅自走入她的房间，跪地求爱并拼命要求和她接吻一次。③但邹韬奋在编辑回复这些来信时，常常是突破读者个人的小圈子，将这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小事放在时代与社会的大环境下，以通俗又有教益的语言加以讨论，如此来启发民众，引起共鸣。在谈论男女交往的问题时，《生活》周刊指出，“完美的社交行为须包含以下三件事：第一完成自己最高尚的人格，第二为他人求最高的幸福，第三为社会求最大的利益”。同时，要对“漫无限制的社交自由”加以约束，使其有“相当的道德观念及制裁为保障”。④《生活》周刊就是通过这样富有指导性的语言，从读者的小事联系到大的社会问题，再给读者以意见。邹韬奋常常在复信中指出，读者不应“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笔者认为，读者来信对邹韬奋及《生活》周刊来说不过是个引子，通过它引出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在报刊上形成舆论，使报刊成为民众讨论公共议题的场所，逐渐形成报刊公共领域才是其最终目的。
邹韬奋和《生活》周刊“信箱”栏目，是中国近代报刊建构公共领域的首次成功尝试。“信箱”栏目成功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报刊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不代表任何党派发声，只为社会公众代言；二是报刊始终秉持为民众服务的宗旨，解决民众最关切的问题；三是编者与读者间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四是在问题讨论中，编者始终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给读者以有益的建议。纵观当代中国报刊建构公共领域的成功范例，如《南方周末》评论版所建构的报刊公共领域，可以发现它与《生活》周刊“信箱”栏目有许多共同之处。《生活》周刊“信箱”栏目在建构报刊公共领域方面的虽然是个例，但其成功的经验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①《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幾点管见·编者附言》，《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
②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
③詹季成，《丑态百出》，《生活周刊》，第6卷，第19期
④《介绍费女士的几篇文章（上）》，《生活周刊》，第4卷，第13期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何健
责编：周蕾
【关键词】《生活》周刊 邹韬奋 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提法，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二是参与者能独立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三是讨论的话题具有公共性。本文通过梳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栏目所形成的报刊公共领域，以试图总结建构报刊公共领域的经验。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诞生之初，便与各政党及利益集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还是维新派及革命派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很多时候体现的都是一己之私，而非社会公义。各派报纸以“大公无私”的姿态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但最后大多走不出谋私利而舍公理的窠臼。精英治国的传统更是剥夺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景象。表达意见的渠道掌握在权贵及士大夫阶层手中，普通民众少有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机会，报刊这一新兴的信息沟通的工具也多被党派所利用并为之服务，党同伐异的现象很普遍。报纸未能成为社会公器，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意识的萌发。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与社会转型，一直是采取从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在经历了对上层政治制度变革的一次次失败之后，士大夫阶层与新型知识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改造民众的思想上。在这种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爆发，随着民智得以启发，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具备了条件。1926年10月，31岁的邹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周刊主编的职位。《生活》周刊地处上海，其目标受众群体是当时上海有正当职业的“中产阶层”，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及工匠学徒等各个行当。这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或专业技能，有稳定的收入，关心时事。当这些人参与到报刊上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时，报刊就能为社会主流群体发声，引起广泛的共鸣，从而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条件和提供可能性。
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编辑工作时，一直力求保持《生活》周刊的独立性。在经济上，《生活》周刊不接受任何党派及利益集团的资助，不代表任何党派及利益集团发言。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报刊中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是刚开始以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为宗旨，秉持平等开放态度的《新青年》杂志，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渐失去和读者的商榷态度，而以一党的立场办刊，破坏了公共领域建构所必须的平等参与的条件。而《生活》周刊从创刊至1933年停刊，都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读者保持交流，始终保持其立场的公正性。邹韬奋曾提出“报格”的概念，“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报格”，并表明，“倘须屈伏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1927年，国民党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愈来愈紧，公共讨论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周刊仍然力图超越政治，坚持其报刊的独立性。这些都有利于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公共领域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公共意见空间的存在。报刊作为信息沟通的工具，可以成为公众提供意见表达的平台。《生活》周刊的“信箱”栏目，便是这一平台。“信箱”栏目设立后，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到1929年6月，增加到平均每日100多封”，“到1932年5月，最多时竟日收千封以上，每年收到的来信总数在两三万封”。1926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后，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亲自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以后其所办刊物均有这一专栏。二卷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读者礼弘的一封来信，对如何办好刊物提出7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增加读者信箱专栏，韬奋在答复信中说“关于第四条，极端赞同，本期即其开端。”①读者信箱设立以后，广大读者踊跃投信参与到这一栏目。邹韬奋也投入了很大的心力，以期通过这一栏目实现《生活》周刊“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②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都不马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长期秉持这种服务大众的精神，“信箱”栏目才能一直关注民众的生活学习，关注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人民的生活状态。
《生活》周刊原是一份讨论青年职业教育的刊物，后来逐渐开始讨论时事及社会热点问题。随着刊物关注点的变化，读者信箱专栏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30年以后，读者信箱栏目开始针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连续发文，与读者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流，渐渐形成浓厚的讨论氛围。比如对民国初年社会风气渐渐开放背景下男女交往问题的讨论，“信箱”栏目就做了好几期的讨论，如6卷19期刊载的《丑态百出》、3卷44期的《“吾爱！”》、4卷31期的《快跟牢前面一辆女子的车子》等。这些来信大多讲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丑态百出》讲述某小学女教员Y女士才貌出众，她的一位泛泛之交的同事，借口倾慕于她，便擅自走入她的房间，跪地求爱并拼命要求和她接吻一次。③但邹韬奋在编辑回复这些来信时，常常是突破读者个人的小圈子，将这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小事放在时代与社会的大环境下，以通俗又有教益的语言加以讨论，如此来启发民众，引起共鸣。在谈论男女交往的问题时，《生活》周刊指出，“完美的社交行为须包含以下三件事：第一完成自己最高尚的人格，第二为他人求最高的幸福，第三为社会求最大的利益”。同时，要对“漫无限制的社交自由”加以约束，使其有“相当的道德观念及制裁为保障”。④《生活》周刊就是通过这样富有指导性的语言，从读者的小事联系到大的社会问题，再给读者以意见。邹韬奋常常在复信中指出，读者不应“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笔者认为，读者来信对邹韬奋及《生活》周刊来说不过是个引子，通过它引出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在报刊上形成舆论，使报刊成为民众讨论公共议题的场所，逐渐形成报刊公共领域才是其最终目的。
邹韬奋和《生活》周刊“信箱”栏目，是中国近代报刊建构公共领域的首次成功尝试。“信箱”栏目成功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报刊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不代表任何党派发声，只为社会公众代言；二是报刊始终秉持为民众服务的宗旨，解决民众最关切的问题；三是编者与读者间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四是在问题讨论中，编者始终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给读者以有益的建议。纵观当代中国报刊建构公共领域的成功范例，如《南方周末》评论版所建构的报刊公共领域，可以发现它与《生活》周刊“信箱”栏目有许多共同之处。《生活》周刊“信箱”栏目在建构报刊公共领域方面的虽然是个例，但其成功的经验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①《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幾点管见·编者附言》，《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
②邹韬奋，《我们的立场》，《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
③詹季成，《丑态百出》，《生活周刊》，第6卷，第19期
④《介绍费女士的几篇文章（上）》，《生活周刊》，第4卷，第13期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实习编辑：何健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