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亦称为“应当”，是人类生活中常用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学者思想家提出“应当如何如何”的命题，也曾引起许多争论。从古以来，关于应当如何如何，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说应当如何如何，以何为据呢？所谓当然的准则应如何确定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当然之则教人应该如何如何，有一定的严肃性，是不是先验的原则呢？我认为不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先验的原则。当然之则可以说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人们生活是群居生活，古代思想家已有见于此。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而在人与人之间难免斗争。“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同上，《礼论》）为了止乱弭争，于是制定了道德准则。荀子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同上，《性恶》）这里“习伪故”可改为“习变故”。荀子讲“性恶”，所谓伪指人为。但“伪”字“约定俗成”的含义是虚假。以伪字表示人为是不适宜的。但是荀子认为礼义是“积思虑”而设定的，这是正确的。
　　道德准则是人根据历史经验而制定的，但也不是没有内在的根据。孟子讲良知良能，是一种先验论，不合乎事实。但孟子肯定人有恻隐之心，却是有一定理由的。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能也有少数人不肯救将入于井的孺子，但大多数人是有恻隐之心的。这是当然之则的内在依据。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庄子对于儒家所讲的道德原则持怀疑态度。《庄子，秋水篇》中假设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北海若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于是河伯问道：“然则我们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答：“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白化。”这完全否定了何为何不为的选择。河伯又问：“然则何贵于道耶？”北海若答：“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福祸，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最后还是要“察乎安危，谨于去就”。所谓“辞受趣舍”还是不可避免的。
　　“辞受取舍”在一定条件之下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就中加以选择，这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点。
　　遵循当然之则，正是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自觉。（原标题《论当然》，有删减。）
　　编辑/独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