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革”，看起来书禁甚严，几乎所有图书都被打为“封资修”加以查禁，甚至化为纸浆。但谁也没想到，这场横扫 “封资修”的“大革命”，恰恰变成了一场“封资修”的大普及。
　　这场“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除毛泽东和他信任的少数人，“革命”之初，从上到下原有的各级领导、各级机构都不知道这“革命”如何进行。 “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不好公开说“不知道”，只好婉言：“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时，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至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势下被绑上“战车”的。林彪知道多少，大可存疑。一切都由毛泽东这位“退居二线”的领袖一手操纵。在第一线工作的，从中央到地方，因无从预测“革命”的走势，动辄得罪，几乎统统被打倒——这看来是毛所预期的。于是，各种自发成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便大行其道。被领袖煽乎起来的“造反派”，虽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其实也望不到，同样不知怎样做，便根据“两报一刊”的文章或“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口头讲话，半蒙半猜，各行其是：批斗反动权威，批斗各级干部，批斗他们认为的一切“牛鬼蛇神”：剃阴阳头，泼墨水，挂牌，抄家，设“牛棚”，刑讯，进而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夺取公章，宣布夺权——就像阿Q所理解的“革命”一样，“手执钢鞭将你打”，“我要什么就是什么”。这看来也是毛所预期的，他就是要在这个混乱中看一看哪些人可靠，哪些人则否。
　　一切秩序都破坏了——据说这叫“革命的秩序好得很”——一切禁忌都归于失灵。若就读书而言，过去的什么“禁书”，什么“级别”，什么“内部”，也一概作废——“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记得“文革”初期，因一位同学在华东局工作，曾在他那里看过劫后的图书室。“灰皮书”、“黄皮书”，当时所谓“内部发行”者，大体都不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线装《金瓶梅词话》，零零落落只剩下几册，大约是匆促劫掠后散落的遗存。这些书后来在青年学生中颇多流传。譬如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 便在大学生中风传一时。希特勒怎样依靠“群众政治”上台，被津津有味地私下传播。“小将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难言之矣，只能说，公开的极有限的阅读与私下的无遮拦的阅读，构成了“文革”时期一种特殊的阅读状况。这同“文革”前高层的无遮拦阅读与低层的极有限阅读，相映成趣。所以，在整个“文革”中虽然一直在高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阅读领域看，也仅是场面话了。
　　我在被关“单间”的时候，因为要“闭门思过”，桌面上始终放着四卷合订本《毛泽东选集》，但因实在觉得厌气，在工宣队员和“革命群众”都去开会的时候，不免从被子里拿出另一些书——如《唐宋名家词选》之类——来解闷儿。革命“小将们”虽然开会时要领读《毛主席语录》，批斗时要高呼《毛主席语录》，但从他们平时的交谈中却不难知道他们传看的是另一些设法弄来的书籍。
　　“文革”中的读书，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倡导者每每一时反对某种现象，一时又自己践行曾经反对过的现象。举例而言，“文革”前期，是坚决反对“影射”的。于是到处抓“影射”，《海瑞罢官》是影射，《燕山夜话》是影射，《三家村札记》也是影射，连带着各省报刊上的杂文专栏几乎都被指为影射，“挖”出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三家村”、“四家店”。我的一位朋友徐震，翻乐府诗翻出了一句“公无渡河，公竞渡河”，于是用了“公今度”作笔名，这时也被指为要“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整得呜呼哀哉。甚至刚刚当了“文革小组顾问”，成了中国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一眨眼，又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的杂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也变成了“影射”“黑话”的大超市了。不但大人物或小名家，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笔记本也都在监控之列。在我还没有被关单间的时候，工宣队一位师傅忽然来找我，拿了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些诗词，既不说谁是笔记本的主人，也不说此人有什么背景，更不许问，就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此事颇令我踌躇。诗无达诂，求之过深，可能入人以罪；含糊了事，又可能被指为包庇。所幸一看，全是常见的唐诗宋词，这才松了一口气，告诉工宣队，何诗何词为何时何人所作，不过抄录而已，就此交差，而工宣队师傅也终于吐露，是一家工厂审查一个青工，看不懂这些劳什子，以为有什么“影射”或“黑话”，拿到大学来“鉴定”的。此虽小事，也足见那时风气。
　　按说，经过这番整肃，神经已经异常过敏，应当再不敢“影射”以投罗网了吧，但是不然，到了“文革”后期，当初大批别人“影射”的，自己却大搞起“影射”。
　　“文革”后期，同读书相关的事，最著名的大约是“评法批儒”与“评《水浒》”了。“批儒”有毛老人家“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诗句为据；评《水浒》也有他的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些话一出来，立即被演绎成了一场场运动。“评法批儒”名为批林，其实谁都明白是要批周，而评《水浒》，反所谓“投降派”，矛头指向则是从新起用不久的“邓大人”。那时京沪两地写作组的各种文章早已锋芒毕露，只是谁都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这是赤裸裸的影射。如果毛泽东即有此意，那么是毛泽东带头搞影射，但据说毛泽东晚年，视力不佳，就是为他印的大字本，看来也很吃力。要人帮他读古代辞赋、小说之类，身边护士难任其职，于是特请北京大学一位教师为他读。据那位教师说，上面那两段“指示”就是在听读之际的随口评论，并不觉得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果真如此，那就是发动评《水浒》那批人在大搞影射，而这批人正是文革初大批别人影射的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滑稽。
　　仔细想想，农民革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非毛泽东的发明，因为斯大林和鲁迅都有类似的见解在前，而毛泽东对小说的评论也大多喜欢同阶级斗争拉关系，如《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之类。这些评论，随意性甚大。若按评《水浒》的逻辑，是否也可以说《西游记》“好就好在投降”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又被观音菩萨招安，保着唐僧，对自己过去的兄弟大打出手。是不是也算“修正主义”不好说，但至少是“叛徒哲学”吧，但毛泽东却在“今日欢呼孙大圣”呢。看来，评《水浒》也只是一种影射而已。这种影射是毛的本意还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借力，我等凡人就很难讲得清了。
　　读书的事，有时也会弄得这样鬼影憧憧。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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