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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定于1926年1月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鲍罗庭在派遣代表团赴苏一事上发挥了主要作用。1925年10月2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秘书朱和中、李文范，以及副官杜成志一行乘俄国轮船赴苏联。
胡汉民的出使很像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到苏联：他们都要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重大问题商之于共产国际。胡汉民是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的。不过他同鲍罗庭日益恶化的关系等种种因素使他没有在国民党政坛上升迁，国民政府酝酿成立时，众人都以为胡汉民威望超过汪精卫，理应成为政府主席，但是鲍罗庭和汪精卫一番运作，胡汉民当了外交部长。所以胡的出使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神秘成分。
不过，就像两年多以前到此的蒋介石一样，胡汉民在莫斯科期间，居然也被归入左派行列，连斯大林也这样认为。胡汉民与共产国际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交涉，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维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和三民主义，他针锋相对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明确表露出对跨党中共党员的不满和取中共而代之的想法，甚至咄咄逼人地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在左派的光环下，胡汉民还同斯大林会谈过，他几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其访苏之行。
从胡汉民提出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一事看，他是失败者，败在了共产国际手上。再加上他回国途中因国内发生“三二O”事件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受阻，他从苏联之行得到的几乎是负面印象。
胡汉民“被放逐”的原因
在赴苏时，胡慨叹自己的处境道：“稚子牵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他愤愤于“酡人叔子太荒唐”，以“楚囚”屈原自比，似乎遭到流放。这里自有原因。
事实上，鲍罗庭与胡汉民从1923年底就开始不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讨论到土地农民问题时，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秋白为一方，同鲍罗庭、瞿秋白为另一方进行了激烈争论，双方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等与鲍罗庭争执不下，不能接受后者把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的观点，而主张笼统地以“农民”冠之。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农村的阶级斗争可言。鲍罗庭认为这些国民党人思想“混乱”，为克服之，他同宣言起草者们用了15小时进行讨论，鲍罗庭步步相逼，若不进行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没收地主土地，那么土地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悬案。胡汉民等带着它到了广州。事实上他们并不孤立。1924年1月初中共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也认为眼下还不能马上大张旗鼓没收土地，李大钊则索性说，大会文件可以不提土地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最后载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依然是孙中山的思想：用和平的方法组织农民，逐渐发展经济，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关于立即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主张受到抵制。难怪鲍罗庭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这是鲍胡的“前嫌”。胡的“被放逐”还有另外说法， 蒋介石称这是汪精卫受鲍罗庭和中共煽惑并受中共压力，籍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名义，离粤出国。鲍罗庭本人也并不否认，胡汉民被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广东的政权好像就统一了。
以上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反正胡汉民体面地离开了广东。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国民党将在1926年1月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为胡汉民写的介绍信中说，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就有意派员赴俄，各领导均不得脱身，“兹者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胡的身份是“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等要职”；至于胡的使命，信称胡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者，乃“为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胡汉民的职权范围很广泛，汪精卫说“本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这与1923年蒋介石率团访苏时，与共产国际讨论国民党一大文件的使命有相似之处。
胡汉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6年1月举行的第六次扩大全会，这是鲍罗庭的主意。不过在斯大林眼睛里胡汉民还是“左派”。 所以才有10月18日在莫斯科火车站给予胡汉民一行的优厚礼遇。继蒋介石之后，这是国民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二个代表团。
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遭斯大林婉拒
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三个问题：一、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二、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意在于用三民主义统一国民党的步伐，希望党纲中做明确规定，否则党内各执一端，不可能有统一的策略。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胡的用词“统一”值得注意，潜台词是用党纲制约中共言行。三、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
首先，如何看待三民主义，胡汉民可谓搜索枯肠，动用了种种手法。并且在莫斯科的华文报纸《前进报》 发表长文《中国国民党的真解》，说明三民主义才是国民党的“正统”，不允许任何人曲解之。他反复强调“孙博士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他更巧妙地把孙中山推崇的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苏式共产主义相比较，甚至说这样做下去，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什么事都可以共的，从而把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定为 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所以载入国民党纲领的应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民生主义”（socialism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斐斯一厢情愿要争取胡汉民“左转”，设法“提升”胡汉民的认识水平，让他明白，国民党就应当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拉斐斯找来当时在共产国际充当翻译的袁庆云一起修改国民党党纲。胡汉民虚与委蛇。像蒋介石一样，他几次驳斥“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说法。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在共产国际引起争议，胡汉民说，不能凭这一点就断言国民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因为“节制资本不过是民生主义开始的一种方法，难道现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吗？”他极力辩解的是三民主义并不低于别的什么主义，甚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讲演时，看见壁上挂了一个俄文的标语“由孙文主义到列宁主义”，便指出其错处，建议易为‘由列宁主义到孙文主义’，结果是东道主“悄悄地把那条标语取下了”。 第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涉及的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国民党党纲是党的行动指南，胡汉民主张明确规定党的依靠力量，联合哪些阶层，对待中国各阶级的策略，以及斗争矛头所向。他与拉斐斯讨论党纲的内容时产生了一些共同点，即国民党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某些农民阶层。 但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二人观点迥异。拉斐斯苦口婆心向胡说明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必须领导一切，国民党要与之结成紧密的同盟，他建议把反对中国无产阶级者，本身就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这样的观点载入党纲，以划清国民党与资产阶级富有阶层之间的界限。但是胡没有同意，这一条也没有纳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至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拉斐斯认为应当把下述两点载入党纲：一、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 二、泛泛地说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同世界反帝斗争相联系，而不提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或红色工会国际的关系，以免“共产”等词汇吓跑小资产阶级，或使他们怀疑国民党赤化而脱离国民党。
国民党拟采取何种政治体制，是一个重要问题。显然，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和1923年1月、5月、11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关系的一系列文件，使拉斐斯看到，不能要求这个还没有“上升”到共产主义高度的政党在其党纲中载入立即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内容。胡汉民主张党纲明确规定，专制制度、议会制度、苏维埃制度都不适合于中国，只提人民专政、人民民主。因这种政权形式的基础比苏维埃广泛些。至于对待苏联，国民党应致力于建立中苏同盟，其党纲中仅仅说苏联是唯一对中国没有帝国主义野心并自愿放弃在华种种特权的国家就足够了。
胡汉民在阐述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时说，国民党不会没收私人财产，从而根本上否定了苏俄式剥夺政策，表明国民党不走苏式革命道路。他说铁路、银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应由国家掌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应当发挥作用。国民党对待外国企业的基本思想是，不仅不没收外国企业，而且要加以利用。
二人最后谈妥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12月11-12日举行）已经开幕，他立即向国内发报介绍情况，后来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没有采纳拉斐斯关于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国民革命运动领导者的极左观点。胡汉民坚持三民主义，虽身在国外，也还是被大会缺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第三，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旨在同中共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为此同拉斐斯多次交锋。胡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国民党应当是领导者。发生在1925年12月7日关于国民党党纲的讨论最具代表性。拉斐斯认为国民党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因此党纲要明确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共则不同，它的社会基础比国民党狭窄些，仅仅是无产阶级，但终极目标却远大得多， 要依靠无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胡汉民不愧为谈判高手，他根本不正面回应拉斐斯那番国共两党目标的远近或高低，他要么强调国民党代表包括工农阶级在内的全民利益，所以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基础；要么力图把国民党说成同样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更惶论领导。
拉斐斯听出了胡汉民的意图，一针见血点破胡的要害：“我们还是有很多模糊的东西，”如果照您的说法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否定它独立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党的存在对中国革命来说就有害无益，而将其解散就成为上策了。胡汉民反驳拉斐斯，称后者曲解他的话。胡辩称自己没有说解散中国共产党，接着摊出了底牌：国民党应当加入共产国际，胡在履行国民党开展国际宣传和建立国际联络的使命，力争在共产国际里面如果不取代中共那么至少也要与之平起平坐。
再接下来胡汉民语出惊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称中共跨党，对国民党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却根本不能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坦承一些所谓国民党“右派”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迳直告诉拉斐斯，这些人“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或者是他们赞成联俄但是“反共”。
胡原考虑的是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就能知道它里面的一切情形，就可以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里面，而不要斯大林暗中偷偷摸摸地搅。这样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内有自己的地位，就能对本党政策负责，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操纵与愚弄。事实上胡并非不知道此事不可行，秘书朱和中深谙这不过是胡的一个以攻为守的手腕。
为达到目的，胡汉民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利用鹬蚌相争的计策。他在莫斯科得知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事实上的执牛耳者斯大林观点并不一致，便乐得从中玩一把，先对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要求，见后者并没有拒绝，遂向其提交了一个文件，奢谈国民党与世界革命， 像当年蒋介石一样。
胡汉民的要求最后由斯大林一锤定音。斯大林毕竟手腕高强，他对胡既有褒扬，称其为左派，说胡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上提出这个要求，又有拒绝，说恐怕右派未必赞成胡的提议。显然，斯大林担心苏联和第三国际公开卷入中国问题而引起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注意，最终弄巧成拙，事情反而不好办。胡汉民辩称：“我以为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该正正式式联络，断断不可用暗昧的手段……这种暗昧的手段无异是暗中去弄他……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一阵唇枪舌剑竟延续达六个小时。最后斯大林劝胡“凡事不能过于求速……且留他做一个缓冲；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请你保留半年！”胡同意了。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开幕式上，国民党代表胡汉民的贺词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2月24日他致函斯大林，对苏方给予的特别优待，感荷无似，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之荣，也是对国民党和四万万被压迫民族的关照。此信中再次提到国民党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保持经常性联络一事。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正式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其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盟友。肯定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不过不是正式成员，而是以同情党的名义。回信语调缓和，但胡汉民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日益明显成为中国解放运动领导者的中国国民党被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倘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帝国主义世界会动员所有反革命势力攻击广州政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中国人民反而不利。明显地，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信末尾毕竟给胡汉民留有一定希望，称如果国民党依然坚持其要求，还可以派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胡汉民于3月回国。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既没有以同情党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更没有再与之联系。
胡汉民在欢呼声中
结束访苏之行
在左派光环笼罩下胡汉民的出使似乎不无成就。首先，他听到了，共产国际承认当时国民党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另外，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或直接同斯大林会谈或通过信件与共产国际讨论重大问题。这样，胡汉民在莫斯科便名噪一时。在某些场合，他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著名印度共产党人罗易、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吴廷康平起平坐，无限风光地亮相媒体，俨然国际共产主义讲坛上的明星级活动家。
第二，他的言行让“红都”莫斯科的革命家们无可挑剔或指责，不管真心抑或假意，他歌颂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布资本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斯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等语句， 不仅投合了共产国际的巨头们，而且调门之高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代表蒋介石。
第三，胡的蹿红得利于《前进报》的出刊。该报不仅是最早报道胡汉民言行的中文刊物，而且以此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朱和中回忆道，胡的言行久为俄国人民群众所悦服。胡一出现，虽马车夫也认识，“且指为东方明星，于国民党之历史，革命之意义，如日月经天，不可掩闭”。 胡汉民参加“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活动时竟有一个标语称“中国国民党要知尔党内尚有一革命之分子”。 他几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其访苏之行的。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像当年把蒋介石当成左派一样，此次也错看了胡汉民这位左派。日后他成为激烈的反苏反共理论家，与这次访苏不无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胡汉民的出使很像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到苏联：他们都要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重大问题商之于共产国际。胡汉民是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的。不过他同鲍罗庭日益恶化的关系等种种因素使他没有在国民党政坛上升迁，国民政府酝酿成立时，众人都以为胡汉民威望超过汪精卫，理应成为政府主席，但是鲍罗庭和汪精卫一番运作，胡汉民当了外交部长。所以胡的出使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神秘成分。
不过，就像两年多以前到此的蒋介石一样，胡汉民在莫斯科期间，居然也被归入左派行列，连斯大林也这样认为。胡汉民与共产国际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交涉，在此期间他致力于维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和三民主义，他针锋相对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明确表露出对跨党中共党员的不满和取中共而代之的想法，甚至咄咄逼人地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在左派的光环下，胡汉民还同斯大林会谈过，他几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其访苏之行。
从胡汉民提出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一事看，他是失败者，败在了共产国际手上。再加上他回国途中因国内发生“三二O”事件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受阻，他从苏联之行得到的几乎是负面印象。
胡汉民“被放逐”的原因
在赴苏时，胡慨叹自己的处境道：“稚子牵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他愤愤于“酡人叔子太荒唐”，以“楚囚”屈原自比，似乎遭到流放。这里自有原因。
事实上，鲍罗庭与胡汉民从1923年底就开始不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讨论到土地农民问题时，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秋白为一方，同鲍罗庭、瞿秋白为另一方进行了激烈争论，双方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等与鲍罗庭争执不下，不能接受后者把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的观点，而主张笼统地以“农民”冠之。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什么农村的阶级斗争可言。鲍罗庭认为这些国民党人思想“混乱”，为克服之，他同宣言起草者们用了15小时进行讨论，鲍罗庭步步相逼，若不进行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没收地主土地，那么土地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成为悬案。胡汉民等带着它到了广州。事实上他们并不孤立。1924年1月初中共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也认为眼下还不能马上大张旗鼓没收土地，李大钊则索性说，大会文件可以不提土地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最后载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依然是孙中山的思想：用和平的方法组织农民，逐渐发展经济，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关于立即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主张受到抵制。难怪鲍罗庭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这是鲍胡的“前嫌”。胡的“被放逐”还有另外说法， 蒋介石称这是汪精卫受鲍罗庭和中共煽惑并受中共压力，籍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名义，离粤出国。鲍罗庭本人也并不否认，胡汉民被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广东的政权好像就统一了。
以上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反正胡汉民体面地离开了广东。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国民党将在1926年1月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为胡汉民写的介绍信中说，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就有意派员赴俄，各领导均不得脱身，“兹者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胡的身份是“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等要职”；至于胡的使命，信称胡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者，乃“为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胡汉民的职权范围很广泛，汪精卫说“本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这与1923年蒋介石率团访苏时，与共产国际讨论国民党一大文件的使命有相似之处。
胡汉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6年1月举行的第六次扩大全会，这是鲍罗庭的主意。不过在斯大林眼睛里胡汉民还是“左派”。 所以才有10月18日在莫斯科火车站给予胡汉民一行的优厚礼遇。继蒋介石之后，这是国民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二个代表团。
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遭斯大林婉拒
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三个问题：一、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二、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意在于用三民主义统一国民党的步伐，希望党纲中做明确规定，否则党内各执一端，不可能有统一的策略。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胡的用词“统一”值得注意，潜台词是用党纲制约中共言行。三、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
首先，如何看待三民主义，胡汉民可谓搜索枯肠，动用了种种手法。并且在莫斯科的华文报纸《前进报》 发表长文《中国国民党的真解》，说明三民主义才是国民党的“正统”，不允许任何人曲解之。他反复强调“孙博士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他更巧妙地把孙中山推崇的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苏式共产主义相比较，甚至说这样做下去，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什么事都可以共的，从而把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定为 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所以载入国民党纲领的应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民生主义”（socialism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斐斯一厢情愿要争取胡汉民“左转”，设法“提升”胡汉民的认识水平，让他明白，国民党就应当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拉斐斯找来当时在共产国际充当翻译的袁庆云一起修改国民党党纲。胡汉民虚与委蛇。像蒋介石一样，他几次驳斥“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说法。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在共产国际引起争议，胡汉民说，不能凭这一点就断言国民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因为“节制资本不过是民生主义开始的一种方法，难道现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吗？”他极力辩解的是三民主义并不低于别的什么主义，甚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讲演时，看见壁上挂了一个俄文的标语“由孙文主义到列宁主义”，便指出其错处，建议易为‘由列宁主义到孙文主义’，结果是东道主“悄悄地把那条标语取下了”。 第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涉及的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国民党党纲是党的行动指南，胡汉民主张明确规定党的依靠力量，联合哪些阶层，对待中国各阶级的策略，以及斗争矛头所向。他与拉斐斯讨论党纲的内容时产生了一些共同点，即国民党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某些农民阶层。 但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二人观点迥异。拉斐斯苦口婆心向胡说明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必须领导一切，国民党要与之结成紧密的同盟，他建议把反对中国无产阶级者，本身就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这样的观点载入党纲，以划清国民党与资产阶级富有阶层之间的界限。但是胡没有同意，这一条也没有纳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至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拉斐斯认为应当把下述两点载入党纲：一、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 二、泛泛地说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同世界反帝斗争相联系，而不提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或红色工会国际的关系，以免“共产”等词汇吓跑小资产阶级，或使他们怀疑国民党赤化而脱离国民党。
国民党拟采取何种政治体制，是一个重要问题。显然，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和1923年1月、5月、11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关系的一系列文件，使拉斐斯看到，不能要求这个还没有“上升”到共产主义高度的政党在其党纲中载入立即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内容。胡汉民主张党纲明确规定，专制制度、议会制度、苏维埃制度都不适合于中国，只提人民专政、人民民主。因这种政权形式的基础比苏维埃广泛些。至于对待苏联，国民党应致力于建立中苏同盟，其党纲中仅仅说苏联是唯一对中国没有帝国主义野心并自愿放弃在华种种特权的国家就足够了。
胡汉民在阐述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时说，国民党不会没收私人财产，从而根本上否定了苏俄式剥夺政策，表明国民党不走苏式革命道路。他说铁路、银行等国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应由国家掌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应当发挥作用。国民党对待外国企业的基本思想是，不仅不没收外国企业，而且要加以利用。
二人最后谈妥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12月11-12日举行）已经开幕，他立即向国内发报介绍情况，后来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没有采纳拉斐斯关于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国民革命运动领导者的极左观点。胡汉民坚持三民主义，虽身在国外，也还是被大会缺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第三，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旨在同中共争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为此同拉斐斯多次交锋。胡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国民党应当是领导者。发生在1925年12月7日关于国民党党纲的讨论最具代表性。拉斐斯认为国民党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因此党纲要明确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共则不同，它的社会基础比国民党狭窄些，仅仅是无产阶级，但终极目标却远大得多， 要依靠无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胡汉民不愧为谈判高手，他根本不正面回应拉斐斯那番国共两党目标的远近或高低，他要么强调国民党代表包括工农阶级在内的全民利益，所以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基础；要么力图把国民党说成同样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更惶论领导。
拉斐斯听出了胡汉民的意图，一针见血点破胡的要害：“我们还是有很多模糊的东西，”如果照您的说法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否定它独立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党的存在对中国革命来说就有害无益，而将其解散就成为上策了。胡汉民反驳拉斐斯，称后者曲解他的话。胡辩称自己没有说解散中国共产党，接着摊出了底牌：国民党应当加入共产国际，胡在履行国民党开展国际宣传和建立国际联络的使命，力争在共产国际里面如果不取代中共那么至少也要与之平起平坐。
再接下来胡汉民语出惊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称中共跨党，对国民党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却根本不能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坦承一些所谓国民党“右派”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迳直告诉拉斐斯，这些人“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或者是他们赞成联俄但是“反共”。
胡原考虑的是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就能知道它里面的一切情形，就可以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里面，而不要斯大林暗中偷偷摸摸地搅。这样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内有自己的地位，就能对本党政策负责，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操纵与愚弄。事实上胡并非不知道此事不可行，秘书朱和中深谙这不过是胡的一个以攻为守的手腕。
为达到目的，胡汉民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利用鹬蚌相争的计策。他在莫斯科得知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事实上的执牛耳者斯大林观点并不一致，便乐得从中玩一把，先对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要求，见后者并没有拒绝，遂向其提交了一个文件，奢谈国民党与世界革命， 像当年蒋介石一样。
胡汉民的要求最后由斯大林一锤定音。斯大林毕竟手腕高强，他对胡既有褒扬，称其为左派，说胡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上提出这个要求，又有拒绝，说恐怕右派未必赞成胡的提议。显然，斯大林担心苏联和第三国际公开卷入中国问题而引起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注意，最终弄巧成拙，事情反而不好办。胡汉民辩称：“我以为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该正正式式联络，断断不可用暗昧的手段……这种暗昧的手段无异是暗中去弄他……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一阵唇枪舌剑竟延续达六个小时。最后斯大林劝胡“凡事不能过于求速……且留他做一个缓冲；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请你保留半年！”胡同意了。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开幕式上，国民党代表胡汉民的贺词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2月24日他致函斯大林，对苏方给予的特别优待，感荷无似，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之荣，也是对国民党和四万万被压迫民族的关照。此信中再次提到国民党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保持经常性联络一事。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正式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其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盟友。肯定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不过不是正式成员，而是以同情党的名义。回信语调缓和，但胡汉民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日益明显成为中国解放运动领导者的中国国民党被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倘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帝国主义世界会动员所有反革命势力攻击广州政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中国人民反而不利。明显地，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信末尾毕竟给胡汉民留有一定希望，称如果国民党依然坚持其要求，还可以派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胡汉民于3月回国。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既没有以同情党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更没有再与之联系。
胡汉民在欢呼声中
结束访苏之行
在左派光环笼罩下胡汉民的出使似乎不无成就。首先，他听到了，共产国际承认当时国民党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另外，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或直接同斯大林会谈或通过信件与共产国际讨论重大问题。这样，胡汉民在莫斯科便名噪一时。在某些场合，他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著名印度共产党人罗易、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吴廷康平起平坐，无限风光地亮相媒体，俨然国际共产主义讲坛上的明星级活动家。
第二，他的言行让“红都”莫斯科的革命家们无可挑剔或指责，不管真心抑或假意，他歌颂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布资本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斯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等语句， 不仅投合了共产国际的巨头们，而且调门之高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代表蒋介石。
第三，胡的蹿红得利于《前进报》的出刊。该报不仅是最早报道胡汉民言行的中文刊物，而且以此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朱和中回忆道，胡的言行久为俄国人民群众所悦服。胡一出现，虽马车夫也认识，“且指为东方明星，于国民党之历史，革命之意义，如日月经天，不可掩闭”。 胡汉民参加“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活动时竟有一个标语称“中国国民党要知尔党内尚有一革命之分子”。 他几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其访苏之行的。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像当年把蒋介石当成左派一样，此次也错看了胡汉民这位左派。日后他成为激烈的反苏反共理论家，与这次访苏不无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