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苏州市政府主办了一个围绕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术会议，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老领导来座谈，我应邀参加。在那个会上，我遇到了1958年主政苏州的那位老市长。我是苏州人，也一直关注苏州的人和事，所以我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我。当时这位老市长已经是82岁的耄耋老人，满头白发，见到我，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一脸愧疚地对我说：“阮老师，我很内疚，58年的时候是我坚持要拆掉古城墙，现在看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
　　关于苏州古城墙，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城头上出棺材——圆兜圆转”，意思是从一个地方出发，兜了一圈又兜回来了，用来讽刺别人做事白费力气。这句俗语说明，早先的苏州古城墙是圆的、环形的，保存也较为完整。苏州城墙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大将伍子胥提出“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立水陆门八，造大城”时差不多就已成规模，后经历朝历代多次整修，保存有大量的历史古迹。我是苏州人，小时候很贪玩，也很喜欢历史，常常去爬古城墙，可以说对古城墙很熟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城门楼都还在，比如说平门和阊门，但这些珍贵的古城墙，却大都毁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拆城风”。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跟随董鉴泓、金经昌、冯纪忠等教授学习，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了一段教授们奋力保护苏州古城墙的往事。
　　讲起这段护城往事，还要先从北京古城墙说起。1957年，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京的古城墙是重要历史建筑，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为此还做了一个保护方案，提出将古城墙留存下来做成一个环城的绿化带公园，但这个方案后来被上面否定了。当时提出的拆墙理由有三条：一是认为它妨碍了交通，制约了城市发展；二是认为它是封建的象征；第三，还因为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不拆，下一代也会拆。意思就是这个城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即使我们这一代人不拆，下一代人也会拆。就这样，北京的古城墙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拆的命运。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在当时引起了全国一片“拆城风”，很多地方纷纷效仿。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要拆除古城墙，发展城市交通，还专门邀请了包括同济大学教授在内的一批专家来研究苏州城市的发展规划问题。收到邀请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专门组织了冯纪忠、金经昌、陈从周、董鉴泓四位教授，连同当时正在同济大学讲学的苏联专家也一并前去，一起赶往苏州。围绕是否有必要拆除古城墙的问题，教授们与市政府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几个教授当时极力劝阻政府不要拆墙，提出了三条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苏州和北京情况不一样，北京城墙拆了，不一定意味着苏州也要跟着拆，况且，北京城墙的拆除是完全错误的；二是提出和北京城墙比起来，苏州城墙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更高的保护价值。北京城墙始建于元大都时期，而苏州城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同时，苏州城墙由于历经多个朝代修整，比北京城墙保存得更为完整，上面也保留了更多的历史古迹和文物，一旦拆除城墙，这些珍贵的古迹、文物也将一起消失；三是提出以发展交通为由拆除城墙是完全错误和没必要的，当时的欧洲很多城市都保留了古城墙，交通照样发展，在这方面如学习和借鉴欧洲的经验做法，保护城墙与发展交通是可以并举的。尽管教授们据理力争、极力劝说，但苏州市政府却不为所动，坚持要拆，一场本该愉快的专家咨询会，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连会前说好的宴请也取消了，气得几位教授连夜就赶回了上海。当时从苏州到上海的交通是极不方便的，光坐火车来回就得6个小时，且不说从火车站到市中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这样折腾下来，教授们回到同济时已经是半夜了。这场护城之争最终以教授们的无功而返而告终，很快，留存了两千多年的苏州古城墙被拆除，只留下了几座城门和几处遗迹。1999年苏州市全面整治城区环境时，在胥门地区意外发现了一段留存完整、长达385米的老城墙，这段老城墙因为一直被苏州自来水厂作为围墙在使用而幸免于难，在这段城墙里还完整留存着古胥门的门洞。在我的建议和规划下，如今这段劫后余生的城墙以废墟形式原样伫立在苏州城区里，也算是对上世纪50年代那段历史的一个警示。
　　这段往事还有一段颇让人回味的后话。苏州在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开始逐步重视起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工作，邀请我来为他们做规划，到1986年的时候，逐步形成了一个总体规划。
　　现如今，各地纷纷上演“造城”闹剧，如山西大同投资百亿号称要重现北魏“平城”风光、河南开封掷千亿打造古城要重现北宋“汴京”繁华，云南昆明重金再造“古滇国”……不一而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面前，苏州老市长面对我所说的这番愧疚之言也许更应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我看来，如今愈演愈烈的“造城风”，首先体现出一种“自赎”心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大力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推倒了很多的历史建筑，破坏了很多文物古迹，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很可惜、很后悔，如今这种大造“古城”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和自我救赎行为，但这种“自赎”观念，我认为是不成熟的。任何古迹和文物，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恢复，所谓的“重现古城风貌”，其实质都是造假行为。其次，这种造假风的背后，是错误的政绩观和唯GDP论在作怪。很多地方造假古董蔚然成风，其根本是想借机搞旅游开发、搞创收，带动GDP从而获得个人政绩。最后，在我看来，这种造假风还跟很多地方政府误解了我们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有关，以为发展和繁荣文化就是搞设施建设、做大工程；以为发展文化旅游就是造几个所谓的文化景点。这几十年来的许多事例说明，凡是造假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失败的，比如最近才曝出的西安阿房宫景区仅建成13年即被拆除的新闻，就是一个造假行为最终归于失败的典型例子。
　　我希望，关于苏州古城墙的这段陈年往事，能在当前普遍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引起人们的一些理性反思。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