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颖达是隋唐之际的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是孔子的后裔，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以儒学为宗本，兼取南学、北学的经学思想与学术成果，吸收道家及玄学天道自然，大道为本的思辨成果，提出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在经学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上多有创见。孔颖达所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是唐代情定的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科举取士的经义标准，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这部经学名著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和凝聚力；以天道自然论弱化天人感应论，基本完成了儒家哲学的转型；义疏兼具訓诂诠释、阐明义理和经世致用的成分，为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作了学术上的准备，因而在入学发展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这一学术贡献也奠定了孔颖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教学； 经学；诗经；阐释
　　孔颖达是一位教育家，他在唐高祖时期曾担任太学助教，后来晋升为太学博士。在唐太宗时期，相继担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忌酒，还曾兼任太子中允，太子右庶子。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孔颖达在阐释、发挥儒家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提出系统的经学教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
　　孔颖达的教育以经学为本，在哲学上，孔颖达主张以大道为本，在他看来，“道”是内涵丰富，层次众多的理论范畴，大凡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本源、规律、过程、原则，记忆具体的事例，最终都可归结为“道”，这种道即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涵盖了一切自然和人事的道理。因此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体悟道，认识道，通晓道，恪守道。道是教育与教化的最高依据，也是教育与教化的主要内容。孔颖达认为，人伦是天道与人理的纽带和桥梁，纲常伦理、尊卑等级符合自然之理，是天经地义的，而“三纲五常”体现了道的宗旨和要义。夫妇尊卑有别，则人性纯粹无邪；儿女孝顺，则父子相亲相爱；孝子为臣必然忠于君主；君臣之间相互礼敬，则朝廷中必然威严庄重；朝廷端正，则天下没有违法非礼之人。如此一来，人人都处在恰当的位置，各守本分，就会天下大治。因此，有关道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符合“天性自然”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道，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的总目标是“化民成俗”，把人民都教化成符合儒家道德的人。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孔颖达也是沿着这种思路去推演以“王道”来“教化其民”的治国之道的。在他看来，“王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教育的手段，维护伦理纲常、尊卑等级。因此，他主张君主“布五常之教”以教化天下。这就从大道为本的角度论证了教育与教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在教学方法上，孔颖达主张因材施教
　　教育者要从学生不同的素质和基础出发，有的放矢的进行有差别的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其一他主张“师当随才而与之”，即教师应当重视学生的个性特长和学习特点并据此进行教育。其二他主张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进行分段教育。他提出，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兴趣、习惯、精力等方面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教育者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根据人的年龄特征而施教。其三他主张劳逸结合，给学生充分消化知识的时间和机会，如果不按照学生的接受能力，一味的填鸭式教育只能使学生贪多嚼不烂，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反而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另外，孔颖达也十分重视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在他看来，教育过程是教育学的互动过程，提高教育成效，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启发式教学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思维能力。他也反对死记硬背，认为教师首先必须钻研和精通经义，这是教学的关键，也是能否做到启发式教学的关键，单凭一点死记硬背得来的学问是没有资格当老师的。孔颖达的这种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完善现代教学思想理论体系有重要的意义。
　　2、孔颖达一再强调经典与经学的重要性
　　他认为，儒家经典都出自圣人之手，《诗》、《书》、《礼》、《乐》等都是圣人制作以垂教后世的法典，这些法典各有优长，具有不同的教化作用，可以使人们具有不同的品格和行事方式。因此，“教学事重，不可暂废”。儒家经典时进行道德意识的培养和道德行为训练的教材，在实施“化民成俗”的社会教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这就将经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孔颖达将经学教育视为教育与教化的“大本”，他主张“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颖达的教育思想主要是经学教育思想，而经学教育的主旨是一种政治教育，即通过灌输儒家经典思想培训符合“圣人之道”的君主、官僚与庶民。
　　3、關于阐释方式，孔颖达是超越前人和有所突破的
　　“阐释”即使他对具体经义和语境的理解，也是把前人的视野融合的一种方法，他解《诗》的阐释方法是追本溯源，以经解经与解喻结合三种。所谓“追本溯源”主要是指通过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的考察来获取某一事物的本质，从上至下的阐释，从整体到局部。这种方法给人一种清晰地阐释脉络，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讲的，从《毛传》、《郑笺》的复杂现象中理出头绪来，寻找一种最合理的阐释方法。以经解经是把五经贯通起来相互对比、参照、证明，把历史哲学宗教融合在一起作较为全面地诠释，更好地使各种经达到融合。另外，孔颖达在阐释中或解或喻，把诗比作救世的良方，又用诗人救世来比喻诗人的匡时济世的责任和诗对社会的作用。将诗人匡谏之心比作医生之心，大夫的责任在救人，病人若有生还的机会，则需要用心救治，若不可救治，只能哀叹，表达哀叹之情。在孔颖达看来，诗人的责任也和医生一样，必须看清时事，了解时代的弊病，要有敏锐的时代责任感，要有匡时济世的怀抱和情志。正是通过这种恰当的“比喻”来阐释诗的功能和诗人的责任，使我们看来明白晓畅。
　　4、关于风雅颂名称和次第的解释上，孔颖达也有创新之见。
　　他认为，风雅颂三者都是：“取政教之名，以为作诗之目”。《诗经》的编次是按照教化需要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风雅颂的先后顺序是由教化展开的逻辑决定的。“风”可训为“风俗”、“风化”。各国的风俗不同，因而需要针对各国有不同的教化，于是把反映这些国家“风俗”、“风化”的诗歌成为“风”。“雅”训为“正”，“正”又与“政”可通。天子施教，可以使天下齐正。于是，反映天子政教情况的诗歌以其“齐正”的特征命名为“雅”。“颂”可解释为“容”、“形容”、“形状”，意为赞美盛德之形容。天子德被四方，道教周备，教化成功，告知于神明。于是，反映庆典，祭祀的诗歌命名为“颂”。由此可见，风诗为诸侯的政教，雅诗为天子的政教，颂诗为典礼之事，风雅颂由教化的阶段不同依次为序。在孔颖达看来，先风化人民，使之感悟，再使人民齐正，最后使其有包容之德，达到天下和谐的地步，这样教化就算大功告成了。
　　从以上对孔颖达思想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于经学的研究可以说细致入微，他的经学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后世，无论是他的教育思想还是他对《毛诗正义》独到的见解，都对当世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孔颖达.《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