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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七年”因为受特殊政治历史语境影响，产生了一批艺术质量参差不齐的电影作品，而其中儿童电影更是最具代表性的产物，本文通过对少年儿童成长空间和模式的还原来分析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的艺术得失。
【关键词】十七年；儿童电影；艺术缺失
“十七年”电影在创作者巨大的艺术热情努力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少年儿童题材的电影也取得了许多成果，银幕上诞生了许多典型代表形象：海娃，嘎子，大兰、小兰，王葆……这些优秀的电影陪伴着几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度过童年，有些电影至今依然备受欢迎。“十七年”期间共创作少年儿童故事片39部。1整体风格不同于解放前聚焦于“苦儿弱母”的悲剧气氛，形态塑造上不再趋于对旧有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内部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话语实践表征。这具有政治意义的变迁，一方面由于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权稳定时期不适宜出现弱国愚民的影像表达，另一方面旧有创作观念因时代进步而一定程度改变。但正如托马斯•沙兹认为：“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2这一时期因为“双百”方针和“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提出，不可避免的将政治教化功能以及意识形态诉求折射于电影文本中。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按照电影所反映的精神可以分为“给予”儿童型，即从儿童本位出发，从少年儿童的角度关注儿童自身成长过程中生理和心理的成长轨迹，表现儿童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倾向，凸显出电影的娱乐和趣味性；一种是“关于”儿童型，即从非儿童本位出发，在成人观念作用下为少年儿童树立起一个成人化的儿童模范形象，主角如《鸡毛信》中的海娃，具有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魄力，俨然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凸显出电影的教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两种类型电影在“十七年”时期并存的现象体现在电影文本中首先表现在电影的空间想象和想象的电影空间，无论城市\农村，战争\现代环境下的孩子们，都以斗争、学习、梦境的“场域”作为成长空间。
1.主人公的成长空间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因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具有那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一方面，受当时苏联社会现实主义电影观念的影响，少年儿童电影的故事区间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战争年代的苏区、战地与和平年代的学校、工矿”3电影将少年儿童的成长空间直接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家建设生产空间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具有历史现实主义的政治寓言。因此，小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意识。在这想象的电影空间中的小主人公虽然成长道路和成长环境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战争的洗礼还是社会主义教育熏陶都让他们自觉脱离享乐主义和幼稚心理。特殊年代“拔白旗”和反右运动让创作者不得不考虑把儿童的成长区间作为时政背景下阶级斗争的备忘录，而少年儿童在一种政治书写的场景下必然流露出信仰上的被动接受。在这一时期的少年儿童电影中和其他电影一样都流露出强烈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色彩的影子。“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战争题材涵盖了解放前的中国革命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片中的小主人公以超出常人的智勇和革命信念，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奋斗。尤其是以解放战争题材电影居多更表明了阶级斗争色彩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对电影创作的影响。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少年儿童电影则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建设，从一些描写“大跃进”时期的电影如《红领巾的故事》、《人小志大》等可以看出，少年儿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国家生产建设，集体主义的色彩浓厚。
2.少年儿童的成长模式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的少年儿童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孩子型，即战争年代中的小英雄、小战士；其二是好孩子型，主要为儿童观众们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榜样。”4首先，作为红孩子型的少年儿童成长与战争年代，贫苦的生活和党的关怀以及英雄崇拜的特点决定了这类儿童成长过程中积极向革命靠拢的倾向。《鸡毛信》中海娃作为儿童团团长，父亲老赵是民兵队队长，这种父子之间身份互文绝非偶然，也正印证了革命传承精神。《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从小钦佩侦查连长老钟叔，在这种英雄崇拜的情节中，嘎子以奶奶被日军杀害为转折，参加革命营救偶像也证明了这种民族意识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少年儿童电影的共性，少年儿童的个性往往淹没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这种类型的儿童成长模式是让少年儿童直接由战争受害者转型为战争参与者。此类电影中的少年儿童不畏战争，通过对成人模范的模仿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游戏化。主要表现在其语言、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张嘎从一个顽童成长为小战士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最后主动交出枪，也成为革命斗争中千百个革命小英雄形象“脸谱化”代表的范例。
其次，作为好孩子型的少年儿童，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如火如荼以及新社会环境下的生存体验，造就了这时期少年儿童争做先进模范的成长模式。因为新社会的风气主要表现的是对新政权和新生活的歌颂，对人与人之间互助进步的赞扬。题材大多数发生在小学校园或者普通少先队员身上。《祖国的花朵》中，同学们为了帮助江林和杨永丽进步，让他们早日戴上红领巾，义务帮助照顾江林生病的妈妈，帮助脚烫伤的杨永丽补课。最后两位同学取得进步成长为合格的少先队员。集体主义互助精神感动着观众，积极进取的少先队员精神也激励着每个小观众。题材价值观引导简单直白易于小观众接受，也成功的讴歌了新时代道德风貌。《小足球队》中，队员路阳缺乏集体精神，喜欢表现个人，最后再教练和同学的帮助下改正缺点，成长为一名具有团队精神的运动员。这些影片中，主人公都是“思想落后”的同学，故事的激励事件设立在他人的改造和自身的成长上，榜样的力量让孩子们在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学到了处理问题的方法，每个人都获得了成长。
结语：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带领我们重回战火纷飞的战场，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为年轻观众提供了学习的标本，经典的人物形象和电影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然流传。同时，电影通过客观记录时代变迁也成为反观历史的镜像。总体而言，“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的感情是真挚的，创作理念是热情的，它为今后中国少年儿童电影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M]，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李道新.《空间的电影想象和想象的电影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电影的文化特质及观念转型》[J]，当代电影，2011年10期
[4]凌燕.中国儿童题材影片的非儿童本位取向分析[J]，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关键词】十七年；儿童电影；艺术缺失
“十七年”电影在创作者巨大的艺术热情努力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少年儿童题材的电影也取得了许多成果，银幕上诞生了许多典型代表形象：海娃，嘎子，大兰、小兰，王葆……这些优秀的电影陪伴着几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度过童年，有些电影至今依然备受欢迎。“十七年”期间共创作少年儿童故事片39部。1整体风格不同于解放前聚焦于“苦儿弱母”的悲剧气氛，形态塑造上不再趋于对旧有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内部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话语实践表征。这具有政治意义的变迁，一方面由于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和政权稳定时期不适宜出现弱国愚民的影像表达，另一方面旧有创作观念因时代进步而一定程度改变。但正如托马斯•沙兹认为：“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2这一时期因为“双百”方针和“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提出，不可避免的将政治教化功能以及意识形态诉求折射于电影文本中。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按照电影所反映的精神可以分为“给予”儿童型，即从儿童本位出发，从少年儿童的角度关注儿童自身成长过程中生理和心理的成长轨迹，表现儿童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倾向，凸显出电影的娱乐和趣味性；一种是“关于”儿童型，即从非儿童本位出发，在成人观念作用下为少年儿童树立起一个成人化的儿童模范形象，主角如《鸡毛信》中的海娃，具有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魄力，俨然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凸显出电影的教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两种类型电影在“十七年”时期并存的现象体现在电影文本中首先表现在电影的空间想象和想象的电影空间，无论城市\农村，战争\现代环境下的孩子们，都以斗争、学习、梦境的“场域”作为成长空间。
1.主人公的成长空间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因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具有那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一方面，受当时苏联社会现实主义电影观念的影响，少年儿童电影的故事区间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战争年代的苏区、战地与和平年代的学校、工矿”3电影将少年儿童的成长空间直接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家建设生产空间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种具有历史现实主义的政治寓言。因此，小主人公的成长道路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意识。在这想象的电影空间中的小主人公虽然成长道路和成长环境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战争的洗礼还是社会主义教育熏陶都让他们自觉脱离享乐主义和幼稚心理。特殊年代“拔白旗”和反右运动让创作者不得不考虑把儿童的成长区间作为时政背景下阶级斗争的备忘录，而少年儿童在一种政治书写的场景下必然流露出信仰上的被动接受。在这一时期的少年儿童电影中和其他电影一样都流露出强烈的社会规范和政治色彩的影子。“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战争题材涵盖了解放前的中国革命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片中的小主人公以超出常人的智勇和革命信念，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奋斗。尤其是以解放战争题材电影居多更表明了阶级斗争色彩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对电影创作的影响。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少年儿童电影则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建设，从一些描写“大跃进”时期的电影如《红领巾的故事》、《人小志大》等可以看出，少年儿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积极参与国家生产建设，集体主义的色彩浓厚。
2.少年儿童的成长模式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的少年儿童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孩子型，即战争年代中的小英雄、小战士；其二是好孩子型，主要为儿童观众们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榜样。”4首先，作为红孩子型的少年儿童成长与战争年代，贫苦的生活和党的关怀以及英雄崇拜的特点决定了这类儿童成长过程中积极向革命靠拢的倾向。《鸡毛信》中海娃作为儿童团团长，父亲老赵是民兵队队长，这种父子之间身份互文绝非偶然，也正印证了革命传承精神。《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从小钦佩侦查连长老钟叔，在这种英雄崇拜的情节中，嘎子以奶奶被日军杀害为转折，参加革命营救偶像也证明了这种民族意识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少年儿童电影的共性，少年儿童的个性往往淹没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这种类型的儿童成长模式是让少年儿童直接由战争受害者转型为战争参与者。此类电影中的少年儿童不畏战争，通过对成人模范的模仿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游戏化。主要表现在其语言、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张嘎从一个顽童成长为小战士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最后主动交出枪，也成为革命斗争中千百个革命小英雄形象“脸谱化”代表的范例。
其次，作为好孩子型的少年儿童，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如火如荼以及新社会环境下的生存体验，造就了这时期少年儿童争做先进模范的成长模式。因为新社会的风气主要表现的是对新政权和新生活的歌颂，对人与人之间互助进步的赞扬。题材大多数发生在小学校园或者普通少先队员身上。《祖国的花朵》中，同学们为了帮助江林和杨永丽进步，让他们早日戴上红领巾，义务帮助照顾江林生病的妈妈，帮助脚烫伤的杨永丽补课。最后两位同学取得进步成长为合格的少先队员。集体主义互助精神感动着观众，积极进取的少先队员精神也激励着每个小观众。题材价值观引导简单直白易于小观众接受，也成功的讴歌了新时代道德风貌。《小足球队》中，队员路阳缺乏集体精神，喜欢表现个人，最后再教练和同学的帮助下改正缺点，成长为一名具有团队精神的运动员。这些影片中，主人公都是“思想落后”的同学，故事的激励事件设立在他人的改造和自身的成长上，榜样的力量让孩子们在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学到了处理问题的方法，每个人都获得了成长。
结语：
“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带领我们重回战火纷飞的战场，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为年轻观众提供了学习的标本，经典的人物形象和电影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然流传。同时，电影通过客观记录时代变迁也成为反观历史的镜像。总体而言，“十七年”少年儿童电影的感情是真挚的，创作理念是热情的，它为今后中国少年儿童电影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M]，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李道新.《空间的电影想象和想象的电影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电影的文化特质及观念转型》[J]，当代电影，2011年10期
[4]凌燕.中国儿童题材影片的非儿童本位取向分析[J]，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