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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0年4月8日
采访地点：吴建民同志住所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理论界对珠海特区定位和发展战略的质疑
1、欧大军（以下简称欧）：上个世纪以来，理论界有人提出珠海特区首任政府提出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并指出这是失败的教训。请问你知道此事吗？
吴健民（以下简称吴）：我知道此事。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理论专家撰写的《珠海经济特区好》一书。该书第二章《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就》中说：创办特区初期，“人们围绕着办特区的方针提出过多种不同的思路，如要办成‘出口加工区’、‘工、农、渔、服务业的特区’，以及‘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等等，并确定了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还有《求是》杂志1996年第19期发表的《特区建设要有长远观点》一文，该文说：“珠海特区创办初期，由于主攻方向不明确，产业重点不突出，发展不尽如人意。失误和挫折使我们认识到中央赋予特区的任务，是要有效地实现‘四个引进’，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道路。”
2、欧：珠海是一座城市，又是经济特区，创办初期首先面临的是确定城市定位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当时珠海真是确定了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吗？
吴：不是的。
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珠海市委领导班子从来没有提过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更没有确定过所谓“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
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出的50号文第一次提出的“试办出口特区”。50号文还说“在发展步骤上，要先搞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事业等，逐步积累资金，再兴办加工程度高的项目。”讲的是“发展步骤”，而不是“发展战略”。
1980年3月30日中央发出的41号文件也提出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特区建设“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先上那些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在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同时，有条件的，要逐步发展住宅、旅游等事业”。 这里中央讲的也是“发展步骤”，而不是“发展战略”。
至于说“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确定了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从来没有确定这个发展战略，这是有案可查的。
3、欧：既然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珠海市委领导班子从来就没有提过 “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但为什么会有人要这样讲呢？其原因是什么？
吴：这个问题我是反复思考过的。
一是作者没有查阅第一手档案材料。《珠海经济特区好》一书的作者是聘请的专家、学者，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珠海经济特区调研团”的名义写书，完全可以到珠海档案馆，查查档案，看看会议记录，也可以到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当年珠海市委向省委报送的每季度的综合报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二是作者没有访问当年的常委等同志。照理写作这么重要的专著，也可以访问当年参加常委会议的同志，如欧培、曾德锋、高勋、李根深、李洲、牛清臣、罗知等弄清真相。至于我在广州，也没有任何专家、学者来了解这些历史情况，所以，仅靠听后来者汇报，偏听偏信了后来者的观点，所以出现史实错误就难免了。
二、珠海经济特区的创办
欧：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你是珠海经济特区的主要创办者之一。请你谈谈珠海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
吴： 1978年9月，我在珠岛宾馆参加第四届省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天上午，我吃完早餐，走出门口，迎面而来的是省委常委、省农办主任薛光军同志，他对我说：“老吴，我正要找你谈谈。”
接着他就将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广东省的省辖市，作为边防城市进行外贸基地建设等事详细告诉我，并说：“省委已决定成立这两个市。珠海的人选，熟悉你的人都推荐你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我说：“两地建市的事，我也听说了。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任务重，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
后来他还用开解的口气说：“省委就是要我先同你吹吹风，征求你的意见，不是马上就定。我看你在省计委的职务仍可挂着，下去干它两年看看。如不愿意继续干，那就给人家开个头，两年后仍回省里来。”
此事来得很突然，我至少也要同家里商量一下。我回来后就跟老伴说了。她很有感触地说：“真是好牵承（关照提携之意——潮语）啊，都因为你这头牛好驶。土改无夜无日拼生拼死往农村里蹲，累死了有谁管？整队来了，说你是‘地主思想’，却是往死里整。‘包产到船’这个责任制，罪有多大？你一个人下放农村当社员，全家都跟你到英德去受苦……”。
在此之前，我曾在省农业厅主管过渔业工作，对珠海有一定了解。但当时中央对如何办出口基地的具体措施还不够明确。
1978年10月，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约我谈话。他说：“前段时间中央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经济考察。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因此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
“这方面的信息听到了一些。8月份，省计委张勋甫同志还邀我到宝安去看了看。我深感港澳就在这些地方的门口，充分利用这地理上的优势发展经济，建立出口基地，非常必要。此举甚善。”
“听说你在中南计委是搞农业的？”习仲勋问道。
“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谈下去。”
“仲勋同志，我1962年在中南局工作的时候，较早听到陈云同志关于建立商品粮基地的指示。当时，我们组织了有关基地建设的调查，时间约半年。最后搞了一个农业商品经济基地建设的规划。这种基地，不仅有商品粮基地、棉花基地、油粮基地，还有广东的糖蔗基地和热带作物基地等等。现在建立宝安、珠海为出口基地的这个设想，当然有中央外贸方面全盘的考虑。但是，并不影响我省其他基地建设的铺开。” 习老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说，“对的，对的。”
“宝安、珠海两地利用港澳的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多吸收一些技术来改造我们基地的生产力，这一着，我看，应该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保证。”我越说越来劲，“我是共产党员，省委的决定我不会拒绝的。就怕我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站起来，说：“这件事你没有做过，我也没有做过，大家都没有做过，所以不可能按老章法办事。你不要怕，如果有什么责任我习仲勋担起来，我相信你会大胆往前闯的。”
1979年1月23日，省委决定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实行省和佛山市双重领导，成立中共珠海市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麦庚安为副书记。珠海刚刚建市时，干部主要从佛山调来，一些从原有的干部中提拔上来。
1月底，我参加完省委召开的四届常委扩大会议后，便和老伴一起从广州到珠海，经过四次轮渡，带着一身灰尘来到了珠海。
我到珠海的第一件大事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2月13日至15日会议召开， 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1月13日广东省委关于将珠海县升格为珠海市的决定，我说：“国家进入改革新时期，珠海不仅由县改为省辖市，而且可能被定为特区。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珍惜改革机会，而不要再计较级别高低了。”
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市革命委员会驻香洲。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王全国代表广东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在单独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给深圳、珠海等地要划出搞试验的那块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做“特区”， “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并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办特区的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文件。
《规定》在第14部分“试办出口特区”中说，为了调动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规定》还指出，在出口特区，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出口特区的生产企业，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向国家缴纳税收，产品专门供应出口。
《规定》的第15部分“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中指出：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一结束，吴南生就跟我说：“省委已经初步确定在深圳、珠海办特区。希望你回去后作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
“这种特区不知是搞什么类型的？”我问。
“可能是一种出口工业区，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一时也说不出道理。”吴南生说。
“我想，不管怎样搞，最好是给特殊政策，使特区能够吸引到国外的最新技术，办一些暂时内地不能办的企业，形成一种经济技术的特殊区域。”我又说。
“你好好做些准备，到时我们再研究。”吴南生的态度表示很愿意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习仲勋一回到广州后，马上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中央批准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他强调按邓小平的要求“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还就广东如何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使大家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
5月中旬，谷牧同志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行调研，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
16日，谷牧一行视察珠海。上午，他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晚上，我和刘田夫等同志向谷牧作了汇报。谷牧说，目前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35万人，原来也很落后，有的是赌场，现在发展起来了。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
谷牧感慨万千地说，难道我们真的“象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确实是在‘睡觉’了”？
谷牧还说 ，现在办事环节太多、太慢。办一件事报批要一个月啊。“沙头角那里要搞个码头，批了几个月没有批下来。而港英那边将码头搞起来了。我们不用搞了。我们比资本主义的效率还慢，怎么行？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就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不讲效率。”
广东毗邻港澳，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但是，我们要在体制和政策上来一个大转变。特区就是要更加开放。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比各省更开放一点。
谷牧要求，如果没有把握，就先搞试点，通过广东的试点取得经验，特区搞坏了，就改过来。我们就想通过你们广东的试点取得经验。
我相信，到本世纪末，珠海、深圳同港澳会联结在一起，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你们是连接着祖国宽阔后方的咽喉，是港澳的后盾，现在是港澳郊区，将来发展起来要超过港澳，到本世纪末，要使港澳离了你们珠海、深圳就寸步难行。只要我们不“睡觉”，不发生“四人帮”事件，不受到大的破坏，到本世纪末保证可以赶超他们。现在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会是我们“这边风景独好”。现在是往那边跑的人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跑的人多。
谷牧强调，我们还要立些法，要搞投资法，使外国人感到在中国投资，安全、稳定，乐意来建厂。要保证他们有利可图。
9月22日，谷牧同志在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谈到特区立法问题，说：“你们搞特区，也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一要立法，二要有实际行动，拿样板来说话、宣传，不能光说不办。 谷牧还要求请搞社会科学的，搞经济的，搞政法的专家，以及港澳爱国人士等方面的力量来一起研究，立法。
6月6日，省委在给党中央、国务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同意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权力，先走一步，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要求广东省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经济特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的面积为6.81平方公里。该条例的颁布正式宣告珠海经济特区诞生了。
三、珠海经济特区的超前规划问题
1、欧：规划是政府制定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考量和行动方案，是珠海特区建设、发展的前提，请问政府制定发展规划之前是否有中央、省委做过指示？
吴：中央和省委非常重视。4月下旬，我在珠海市接到省外经委办公室吴勉同志的电话，他说：省里正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搞个加强引进和试办出口特区的规划，就是提出准备发展什么项目，包括发展为此服务的各有关行业的打算，也要估计到会碰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他希望珠海也在这方面考虑一下规划。这是我接到的要求珠海特区做规划最早的指示。谷牧5月16日在视察珠海市时指出，你们这个地方的规划，不仅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也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政治思想的体现。所以，搞旅游、加工不要只看到当前，还要看到将来。现在搞游业、加工、装配，将来发展工业，大有前途。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就提出：“特区的建设，要搞好总体规划。”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再次强调指出经济特区的建设，要认真搞好总规划，做到心中有数，打主动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珠海市市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着手全面进行特区建设的规划，结合全市的总体规划来进行。
2、欧：城市规划是对人类空间秩序的一种创造，是空间环境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创新活动，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请问当时珠海的人才状况如何？
吴：人才极端的贫乏。
我们说是要搞一个海滨花园城市，要规划出一个有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经济繁荣的经济特区。但是单指测绘地形图这一项，自己连一个懂测绘的技术人员也没有，靠外来支援的人力就要搞二百年才成。这话说出去，还不把人家的肚皮都笑破了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搞建市的总体规划中暴露出人才极端的贫乏。1979年的新年过后，对我的任命还未下来，王全国同志即通知我1月8日参加省府召开的研究深圳、珠海两市建设问题座谈会。趁座谈会这个机会，我同省建筑工程设计院挂上钩，请他们尽快组织帮助珠海的规划专家小组，到珠海去着手搞建市的总体建设规划。由于设计院长真诚的支持，规划班子很快就组成了，还邀聘了外省的一些有名专家。
我们在珠海马上设立了规划设计室。总体规划首先需要测绘出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但是珠海本身连一个测绘人员也找不到。笑话就发生了。省里参加规划工作的测绘部门干部说：“省测绘局已派来4个测绘人员，编成一组。工作的进度是，一个组完成一幅图，要10个工作日;每一平方公里的地形图，要绘20幅图，共花200个工作日。”
我的天啊！现在珠海找不到测绘人员，如果仅靠省里来的这个4人测绘组，珠海陆地面积364平方公里（指珠海全部），测绘图的任务要近二百年才能完成。
3、欧：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并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请问珠海经济特区起步阶段是如何解决人才困境的？珠海经济特区的超前规划有何反响？
吴：当然天无绝人之路，而路也是靠人走出来的。我们从高中毕业生没有升大学的找一批加以临时训练当帮手，再从部队转业的测绘人员找一批参加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按省设计院指引的门路，积极联系空中飞机摄影测绘，达成协议。提前完成任务。
自1979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的酝酿、测量、调查，然后进行反复讨论研究、修改，写出了方案，最后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评议，从人口规模、劳力平衡、经济区域、生产布局、城建设计、园林绿化、产业发展预测等方面加以论证、完善，终于制订出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报省府批准。并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具体制订珠海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因为有严谨的态度，走求实之路，真正从实际出发，因此实践起来，取得的效果，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谷牧表扬了好几次;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展览会珠海渔女的雕塑像摆在大门入口作为第一个典型;赵紫阳来看后回去通知钓鱼台国宾馆的经理专程来参观学习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国外游客在参观珠海的留言簿上写上许多对城市建设规划真挚赞扬之言。我们的规划提出建设一个南海之滨花园城市的方向。
四、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一）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
1、欧：一般来讲，经济特区创立以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发展定位、建市方针和发展战略问题，请问在这一块你们是怎样做的？ 吴：是的，珠海是经济特区，同时又是城市，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或说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方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珠海特区创办之初的农业和工业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
二是当时珠海的农业很落后。珠海原来是渔业县，几乎是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成一个经济特区的城市。其原来的经济基础确是十分落后。我听过一个朋友讲，早年他从广州坐公共汽车去珠海，在路上车坏了。而车要过四个渡口，误了到达珠海的时间，超过了下午五点钟，找饭店吃饭，却都关门了，找不到饭吃，只能在小店买饼干吃。可见当时的珠海这个渔村是很偏僻贫困的。
三是此时珠海的工业也极落后。特区的起点就是一个边境的贫困滞后的“渔村”，是一个澳门垃圾堆放制造严重污染的地方，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交通不方便的三等渔业县，基本建设较脆弱。1978年的珠海，连一家称得上现代技术的工厂都没有，有的都是零散的手工业作坊或小厂，工业年产值比渔农业产值还小，仅有3868万元。
四是珠海的投资环境很差。珠海落后的农业和工业也是投资环境差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当时党中央决定珠海办经济特区，主要是考虑珠海的区位优势，毗邻港澳，特别是毗邻澳门，便于吸引外资，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但珠海也有它的劣势，工业基础远远落后于内地工业发达省份和地区。
研究珠海的建市方针，还要从现实的优势出发。当时，珠海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一是地理优势。地连澳门，水接香港，有112个海岛围绕着港澳，海岸线与岛岸线共691公里，海湾众多。
二是幅员广大，待开发的面积大。海域近6000平方海里，陆地面积，包括海岛面积达654平方公里，如包括斗门则达l 430平方公里。
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有14万农村劳动力，3000技术渔民，还有兄弟县、市的广大后方后备劳动力。
四是整个政治局面稳定，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强。
五是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如沙石、玻璃砂、瓷土、云母，以及海洋渔业的丰富资源。南海石油的开发将更直接增强物质资源的优势。
六是风景资源丰富，景点众多，山光水色，引人入胜，具有开发旅游业优势。
七、这里还是广东省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发展前景可观。
掌握了这些优势，研究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珠海的发展战略就迎刃而解了。
2、欧：你所陈述的这些可以说是珠海的“市情”，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或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方针，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吴：珠海建市初期，市委曾认真地反复讨论过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并分析了珠海上述当年的实际情况和珠海要赶上开放新形势已拥有的及可营造的优势等问题。同时，统一了对建设特区城市应承认有过渡性这个认识。
开始，省委提出珠海的建市方针是以农业为主。珠海撤县改市的时候，最初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确曾提到“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报告后面还说明“重点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
1979年珠海市委多次讨论了这个方针，认为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方针，不宜提“重点发展农业”。因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一定要有相当比重的工业，从需要过渡的实际出发，我们提出工农业并举，抓农业的同时要抓工业，抓乡镇企业，还要强调对外经济活动，而这个方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比重也会发生变化的。工业发展以后，它反过来可以扶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因为农产品如果是原封不动的自然产品，就没有附加值。而加工后即有附加值。
我们在向习仲勋同志的一次综合工作汇报中解释了市在工业、渔业、农业三者的关系上，要花很大力气来协调处理好，应允许有一个过渡期，还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够确定以工业为主的建设发展方针。协调以上三者关系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抓开放后的对外经济交流，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1980年4月，市委写了一份给省委的综合报告，提出：“从一个小小的渔业县，到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基地的特区城市，作为过渡性的特征，渔农业仍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很自然的。然而，这是一个工作步骤的问题，不是建设方针的本身。如果一般地提以农业为重点，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的建设方针，是说不清楚的”。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什么“激烈的争论”，当年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表示同意市委报告的观点。
3、欧：作为一个珠海市的建市方针或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方针，能否提出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呢？
吴：我们研究过认为，也不能。我刚才讲了上述珠海当时的工农业状况，就是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真实记录。假如一开始就奢谈“以工业为主导”，那么，你说珠海的工业主导力量在哪里？
创立成为主导力量的现代化工业，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培养其内外部条件的。建市以至办特区之后，引进办加工业，这是按客观规律办的事。
我们不赞成一口否定来料加工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更多地创造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我认为，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地方，引进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不很高的来料加工工业，容易上马，也容易培养出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个历史作用不能否定。
4、欧：上述以农业为主或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都不适宜作为一个城市的建市方针，那么，什么才是珠海的建市方针呢？ 你们的最后抉择是怎么样的？
吴：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解放初期，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时提出做好墟镇工作。经济墟镇经济发展了，依附墟镇的乡镇企业随之也会发展，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促进城镇化进程。叶剑英的这个理论毫无疑问至今仍具重大意义。 在综合考虑了珠海的工农业优势、区位优势以及中央的政策等因素后，我们最后确定工农业并举，狠抓对外经济活动各种措施，以便逐步转到以工业为主的轨道上来。
根据珠海市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制定了珠海的建市方针。在1980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共珠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代表珠海市委初步阐述了珠海的建市方针，那就是：发挥优势，以对外经济工作为主，工农渔业齐发展，把珠海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它的性质是广东利用港澳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新兴重点城市。
（二）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欧：城市发展战略问题是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未来发展所作的重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决定全局的谋划和规划。它包括四个部分：战略愿景、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职能战略等。请问你们珠海经济特区发展战略的最后抉择是怎么样的？
吴：城市作为一个城市，上述发展战略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的。就农业抓农业，就渔业抓渔业，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决定让农村办工业，渔村也办工业，并与引进加工业结合起来，以进养出，以工促农、促渔。我们在制订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和建市方针的基础上，1980年底，制订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一）特区发展方向是建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旅游、商业、住宅、外贸和农、渔、牧业的综合性特区。
（二）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特事特办，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国营、集体、中外合营、外资独资以及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并存，在经济运转上以市场调节为主。
（三）实行外引内联并举的方针。
（四）在全国先走一步，争取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都有先进水平。
（五）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至于工业、旅游、商业及外贸、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业、农业、渔业、牧业，财政与金融，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人口、土地以及建设投资估算等等，都作出具体规划。
珠海经济特区制定的发展战略与党中央是一致的。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即第27号文，第4部分“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指出：“深圳、珠海的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欧：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请问你的性格对创办经济特区有何影响？
吴：我从1978年11月进入珠海县进行建市前的考察算起，到1984年3月离开珠海市，在珠海“开荒”5年多。这5年间，珠海市共引进外资项目689项，工农业产值也由1979年的8100万元发展到2个亿，如果加上斗门，就达到了5个亿。
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切记要从实际出发，创办经济特区，更要求坚持务实的作风。我到珠海半年后，在基层公社下面仍看到不少村的单位牌子写的是珠海县××××。许多干部的讲话，还是习惯于“我们珠海县……”。他们对改市不怎么理解，对待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沿用县的那老一套。总之，对于发展特区经济缺乏思想准备，更谈不上理性认识。
谈了这么多参加创办特区实践的感受，但是还有不少没有谈及的，或者没有详细介绍的。例如抓好特区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花园城市的具体策划;九洲港口这个重点的建设;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以及向海湾合理围垦土地等等。这些都是已总结出来的经验，都是自己亲身的体会，有些经历还受到不明不白的闷棍或暗箭，所以，感触至深。只好留待以后再介绍了。
有时我也常想问问自己：我属鸡，不属牛，为何偏偏揽着牛的命运？组织上常把我当做开荒牛使用：你看，当年，革命战争胜利，解放进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叫我去当潮安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在潮州这个“府城”去独当一面开拓，一切从头学起。1953年调我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工作，参加华南沿海的渔业合作化试点，跑遍沿海港口，学习渔业生产、研究生产责任制，确实都是开拓性新课题;现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号角吹响了，又让我走上特区“开荒牛”的队列中……
对于牛的命运，我是无怨无悔的。我愿意做“开荒牛”、“孺子牛”。
非常感谢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吴健民，珠海经济特区首任党委书记。1921年3月出生于广东惠来。1936年至1938年，在香港参加“九龙学生生活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任中共惠来县工委组织部长、潮普惠县委青年部长、潮澄饶中心县委书记、潮汕特委宣传部长兼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韩江地委副书记兼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政委。1949年至1953年，任潮汕地委委员兼潮安县委、潮州市委书记。1953年至1958年，任中南局处长，广东省水产厅副厅长。1958年至1961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英德县当养猪员。1961年底平反回中南局任农林局局长。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入狱4年，后转入干校劳动。1972年至1979年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兼任广东省社队局局长。1979年至1984年任珠海经济特区第一任党委书记。1984年后，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温故集》、《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等。
采访地点：吴建民同志住所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理论界对珠海特区定位和发展战略的质疑
1、欧大军（以下简称欧）：上个世纪以来，理论界有人提出珠海特区首任政府提出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并指出这是失败的教训。请问你知道此事吗？
吴健民（以下简称吴）：我知道此事。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理论专家撰写的《珠海经济特区好》一书。该书第二章《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就》中说：创办特区初期，“人们围绕着办特区的方针提出过多种不同的思路，如要办成‘出口加工区’、‘工、农、渔、服务业的特区’，以及‘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等等，并确定了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还有《求是》杂志1996年第19期发表的《特区建设要有长远观点》一文，该文说：“珠海特区创办初期，由于主攻方向不明确，产业重点不突出，发展不尽如人意。失误和挫折使我们认识到中央赋予特区的任务，是要有效地实现‘四个引进’，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道路。”
2、欧：珠海是一座城市，又是经济特区，创办初期首先面临的是确定城市定位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当时珠海真是确定了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吗？
吴：不是的。
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珠海市委领导班子从来没有提过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更没有确定过所谓“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
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出的50号文第一次提出的“试办出口特区”。50号文还说“在发展步骤上，要先搞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事业等，逐步积累资金，再兴办加工程度高的项目。”讲的是“发展步骤”，而不是“发展战略”。
1980年3月30日中央发出的41号文件也提出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特区建设“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先上那些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在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同时，有条件的，要逐步发展住宅、旅游等事业”。 这里中央讲的也是“发展步骤”，而不是“发展战略”。
至于说“以旅游业为主的特区”，“确定了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从来没有确定这个发展战略，这是有案可查的。
3、欧：既然试办特区初期的第一届珠海市委领导班子从来就没有提过 “以发展旅游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但为什么会有人要这样讲呢？其原因是什么？
吴：这个问题我是反复思考过的。
一是作者没有查阅第一手档案材料。《珠海经济特区好》一书的作者是聘请的专家、学者，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珠海经济特区调研团”的名义写书，完全可以到珠海档案馆，查查档案，看看会议记录，也可以到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当年珠海市委向省委报送的每季度的综合报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二是作者没有访问当年的常委等同志。照理写作这么重要的专著，也可以访问当年参加常委会议的同志，如欧培、曾德锋、高勋、李根深、李洲、牛清臣、罗知等弄清真相。至于我在广州，也没有任何专家、学者来了解这些历史情况，所以，仅靠听后来者汇报，偏听偏信了后来者的观点，所以出现史实错误就难免了。
二、珠海经济特区的创办
欧：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你是珠海经济特区的主要创办者之一。请你谈谈珠海经济特区的创办过程。
吴： 1978年9月，我在珠岛宾馆参加第四届省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一天上午，我吃完早餐，走出门口，迎面而来的是省委常委、省农办主任薛光军同志，他对我说：“老吴，我正要找你谈谈。”
接着他就将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广东省的省辖市，作为边防城市进行外贸基地建设等事详细告诉我，并说：“省委已决定成立这两个市。珠海的人选，熟悉你的人都推荐你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我说：“两地建市的事，我也听说了。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任务重，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
后来他还用开解的口气说：“省委就是要我先同你吹吹风，征求你的意见，不是马上就定。我看你在省计委的职务仍可挂着，下去干它两年看看。如不愿意继续干，那就给人家开个头，两年后仍回省里来。”
此事来得很突然，我至少也要同家里商量一下。我回来后就跟老伴说了。她很有感触地说：“真是好牵承（关照提携之意——潮语）啊，都因为你这头牛好驶。土改无夜无日拼生拼死往农村里蹲，累死了有谁管？整队来了，说你是‘地主思想’，却是往死里整。‘包产到船’这个责任制，罪有多大？你一个人下放农村当社员，全家都跟你到英德去受苦……”。
在此之前，我曾在省农业厅主管过渔业工作，对珠海有一定了解。但当时中央对如何办出口基地的具体措施还不够明确。
1978年10月，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约我谈话。他说：“前段时间中央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经济考察。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因此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
“这方面的信息听到了一些。8月份，省计委张勋甫同志还邀我到宝安去看了看。我深感港澳就在这些地方的门口，充分利用这地理上的优势发展经济，建立出口基地，非常必要。此举甚善。”
“听说你在中南计委是搞农业的？”习仲勋问道。
“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谈下去。”
“仲勋同志，我1962年在中南局工作的时候，较早听到陈云同志关于建立商品粮基地的指示。当时，我们组织了有关基地建设的调查，时间约半年。最后搞了一个农业商品经济基地建设的规划。这种基地，不仅有商品粮基地、棉花基地、油粮基地，还有广东的糖蔗基地和热带作物基地等等。现在建立宝安、珠海为出口基地的这个设想，当然有中央外贸方面全盘的考虑。但是，并不影响我省其他基地建设的铺开。” 习老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说，“对的，对的。”
“宝安、珠海两地利用港澳的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多吸收一些技术来改造我们基地的生产力，这一着，我看，应该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保证。”我越说越来劲，“我是共产党员，省委的决定我不会拒绝的。就怕我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站起来，说：“这件事你没有做过，我也没有做过，大家都没有做过，所以不可能按老章法办事。你不要怕，如果有什么责任我习仲勋担起来，我相信你会大胆往前闯的。”
1979年1月23日，省委决定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实行省和佛山市双重领导，成立中共珠海市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麦庚安为副书记。珠海刚刚建市时，干部主要从佛山调来，一些从原有的干部中提拔上来。
1月底，我参加完省委召开的四届常委扩大会议后，便和老伴一起从广州到珠海，经过四次轮渡，带着一身灰尘来到了珠海。
我到珠海的第一件大事是召开三级干部大会，2月13日至15日会议召开， 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1月13日广东省委关于将珠海县升格为珠海市的决定，我说：“国家进入改革新时期，珠海不仅由县改为省辖市，而且可能被定为特区。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责任重大，珍惜改革机会，而不要再计较级别高低了。”
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市革命委员会驻香洲。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王全国代表广东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在单独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给深圳、珠海等地要划出搞试验的那块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做“特区”， “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并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办特区的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文件。
《规定》在第14部分“试办出口特区”中说，为了调动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规定》还指出，在出口特区，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出口特区的生产企业，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向国家缴纳税收，产品专门供应出口。
《规定》的第15部分“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中指出：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一结束，吴南生就跟我说：“省委已经初步确定在深圳、珠海办特区。希望你回去后作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
“这种特区不知是搞什么类型的？”我问。
“可能是一种出口工业区，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一时也说不出道理。”吴南生说。
“我想，不管怎样搞，最好是给特殊政策，使特区能够吸引到国外的最新技术，办一些暂时内地不能办的企业，形成一种经济技术的特殊区域。”我又说。
“你好好做些准备，到时我们再研究。”吴南生的态度表示很愿意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习仲勋一回到广州后，马上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中央批准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他强调按邓小平的要求“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还就广东如何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使大家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
5月中旬，谷牧同志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进行调研，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
16日，谷牧一行视察珠海。上午，他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晚上，我和刘田夫等同志向谷牧作了汇报。谷牧说，目前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35万人，原来也很落后，有的是赌场，现在发展起来了。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
谷牧感慨万千地说，难道我们真的“象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确实是在‘睡觉’了”？
谷牧还说 ，现在办事环节太多、太慢。办一件事报批要一个月啊。“沙头角那里要搞个码头，批了几个月没有批下来。而港英那边将码头搞起来了。我们不用搞了。我们比资本主义的效率还慢，怎么行？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就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不讲效率。”
广东毗邻港澳，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但是，我们要在体制和政策上来一个大转变。特区就是要更加开放。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比各省更开放一点。
谷牧要求，如果没有把握，就先搞试点，通过广东的试点取得经验，特区搞坏了，就改过来。我们就想通过你们广东的试点取得经验。
我相信，到本世纪末，珠海、深圳同港澳会联结在一起，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你们是连接着祖国宽阔后方的咽喉，是港澳的后盾，现在是港澳郊区，将来发展起来要超过港澳，到本世纪末，要使港澳离了你们珠海、深圳就寸步难行。只要我们不“睡觉”，不发生“四人帮”事件，不受到大的破坏，到本世纪末保证可以赶超他们。现在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会是我们“这边风景独好”。现在是往那边跑的人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跑的人多。
谷牧强调，我们还要立些法，要搞投资法，使外国人感到在中国投资，安全、稳定，乐意来建厂。要保证他们有利可图。
9月22日，谷牧同志在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谈到特区立法问题，说：“你们搞特区，也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一要立法，二要有实际行动，拿样板来说话、宣传，不能光说不办。 谷牧还要求请搞社会科学的，搞经济的，搞政法的专家，以及港澳爱国人士等方面的力量来一起研究，立法。
6月6日，省委在给党中央、国务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同意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权力，先走一步，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要求广东省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经济特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的面积为6.81平方公里。该条例的颁布正式宣告珠海经济特区诞生了。
三、珠海经济特区的超前规划问题
1、欧：规划是政府制定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考量和行动方案，是珠海特区建设、发展的前提，请问政府制定发展规划之前是否有中央、省委做过指示？
吴：中央和省委非常重视。4月下旬，我在珠海市接到省外经委办公室吴勉同志的电话，他说：省里正根据中央的指示，着手搞个加强引进和试办出口特区的规划，就是提出准备发展什么项目，包括发展为此服务的各有关行业的打算，也要估计到会碰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他希望珠海也在这方面考虑一下规划。这是我接到的要求珠海特区做规划最早的指示。谷牧5月16日在视察珠海市时指出，你们这个地方的规划，不仅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也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政治思想的体现。所以，搞旅游、加工不要只看到当前，还要看到将来。现在搞游业、加工、装配，将来发展工业，大有前途。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就提出：“特区的建设，要搞好总体规划。”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再次强调指出经济特区的建设，要认真搞好总规划，做到心中有数，打主动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珠海市市委组织了一个班子，着手全面进行特区建设的规划，结合全市的总体规划来进行。
2、欧：城市规划是对人类空间秩序的一种创造，是空间环境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创新活动，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请问当时珠海的人才状况如何？
吴：人才极端的贫乏。
我们说是要搞一个海滨花园城市，要规划出一个有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经济繁荣的经济特区。但是单指测绘地形图这一项，自己连一个懂测绘的技术人员也没有，靠外来支援的人力就要搞二百年才成。这话说出去，还不把人家的肚皮都笑破了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搞建市的总体规划中暴露出人才极端的贫乏。1979年的新年过后，对我的任命还未下来，王全国同志即通知我1月8日参加省府召开的研究深圳、珠海两市建设问题座谈会。趁座谈会这个机会，我同省建筑工程设计院挂上钩，请他们尽快组织帮助珠海的规划专家小组，到珠海去着手搞建市的总体建设规划。由于设计院长真诚的支持，规划班子很快就组成了，还邀聘了外省的一些有名专家。
我们在珠海马上设立了规划设计室。总体规划首先需要测绘出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但是珠海本身连一个测绘人员也找不到。笑话就发生了。省里参加规划工作的测绘部门干部说：“省测绘局已派来4个测绘人员，编成一组。工作的进度是，一个组完成一幅图，要10个工作日;每一平方公里的地形图，要绘20幅图，共花200个工作日。”
我的天啊！现在珠海找不到测绘人员，如果仅靠省里来的这个4人测绘组，珠海陆地面积364平方公里（指珠海全部），测绘图的任务要近二百年才能完成。
3、欧：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并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请问珠海经济特区起步阶段是如何解决人才困境的？珠海经济特区的超前规划有何反响？
吴：当然天无绝人之路，而路也是靠人走出来的。我们从高中毕业生没有升大学的找一批加以临时训练当帮手，再从部队转业的测绘人员找一批参加这项工作。更重要的是按省设计院指引的门路，积极联系空中飞机摄影测绘，达成协议。提前完成任务。
自1979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的酝酿、测量、调查，然后进行反复讨论研究、修改，写出了方案，最后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评议，从人口规模、劳力平衡、经济区域、生产布局、城建设计、园林绿化、产业发展预测等方面加以论证、完善，终于制订出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报省府批准。并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具体制订珠海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因为有严谨的态度，走求实之路，真正从实际出发，因此实践起来，取得的效果，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谷牧表扬了好几次;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展览会珠海渔女的雕塑像摆在大门入口作为第一个典型;赵紫阳来看后回去通知钓鱼台国宾馆的经理专程来参观学习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国外游客在参观珠海的留言簿上写上许多对城市建设规划真挚赞扬之言。我们的规划提出建设一个南海之滨花园城市的方向。
四、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一）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
1、欧：一般来讲，经济特区创立以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发展定位、建市方针和发展战略问题，请问在这一块你们是怎样做的？ 吴：是的，珠海是经济特区，同时又是城市，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或说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方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珠海特区创办之初的农业和工业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
二是当时珠海的农业很落后。珠海原来是渔业县，几乎是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成一个经济特区的城市。其原来的经济基础确是十分落后。我听过一个朋友讲，早年他从广州坐公共汽车去珠海，在路上车坏了。而车要过四个渡口，误了到达珠海的时间，超过了下午五点钟，找饭店吃饭，却都关门了，找不到饭吃，只能在小店买饼干吃。可见当时的珠海这个渔村是很偏僻贫困的。
三是此时珠海的工业也极落后。特区的起点就是一个边境的贫困滞后的“渔村”，是一个澳门垃圾堆放制造严重污染的地方，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交通不方便的三等渔业县，基本建设较脆弱。1978年的珠海，连一家称得上现代技术的工厂都没有，有的都是零散的手工业作坊或小厂，工业年产值比渔农业产值还小，仅有3868万元。
四是珠海的投资环境很差。珠海落后的农业和工业也是投资环境差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当时党中央决定珠海办经济特区，主要是考虑珠海的区位优势，毗邻港澳，特别是毗邻澳门，便于吸引外资，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但珠海也有它的劣势，工业基础远远落后于内地工业发达省份和地区。
研究珠海的建市方针，还要从现实的优势出发。当时，珠海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一是地理优势。地连澳门，水接香港，有112个海岛围绕着港澳，海岸线与岛岸线共691公里，海湾众多。
二是幅员广大，待开发的面积大。海域近6000平方海里，陆地面积，包括海岛面积达654平方公里，如包括斗门则达l 430平方公里。
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有14万农村劳动力，3000技术渔民，还有兄弟县、市的广大后方后备劳动力。
四是整个政治局面稳定，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强。
五是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如沙石、玻璃砂、瓷土、云母，以及海洋渔业的丰富资源。南海石油的开发将更直接增强物质资源的优势。
六是风景资源丰富，景点众多，山光水色，引人入胜，具有开发旅游业优势。
七、这里还是广东省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发展前景可观。
掌握了这些优势，研究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珠海的发展战略就迎刃而解了。
2、欧：你所陈述的这些可以说是珠海的“市情”，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珠海的建市方针或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方针，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吴：珠海建市初期，市委曾认真地反复讨论过珠海的建市方针问题，并分析了珠海上述当年的实际情况和珠海要赶上开放新形势已拥有的及可营造的优势等问题。同时，统一了对建设特区城市应承认有过渡性这个认识。
开始，省委提出珠海的建市方针是以农业为主。珠海撤县改市的时候，最初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确曾提到“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报告后面还说明“重点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
1979年珠海市委多次讨论了这个方针，认为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方针，不宜提“重点发展农业”。因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一定要有相当比重的工业，从需要过渡的实际出发，我们提出工农业并举，抓农业的同时要抓工业，抓乡镇企业，还要强调对外经济活动，而这个方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比重也会发生变化的。工业发展以后，它反过来可以扶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因为农产品如果是原封不动的自然产品，就没有附加值。而加工后即有附加值。
我们在向习仲勋同志的一次综合工作汇报中解释了市在工业、渔业、农业三者的关系上，要花很大力气来协调处理好，应允许有一个过渡期，还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够确定以工业为主的建设发展方针。协调以上三者关系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抓开放后的对外经济交流，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1980年4月，市委写了一份给省委的综合报告，提出：“从一个小小的渔业县，到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基地的特区城市，作为过渡性的特征，渔农业仍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很自然的。然而，这是一个工作步骤的问题，不是建设方针的本身。如果一般地提以农业为重点，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的建设方针，是说不清楚的”。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什么“激烈的争论”，当年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表示同意市委报告的观点。
3、欧：作为一个珠海市的建市方针或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方针，能否提出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呢？
吴：我们研究过认为，也不能。我刚才讲了上述珠海当时的工农业状况，就是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真实记录。假如一开始就奢谈“以工业为主导”，那么，你说珠海的工业主导力量在哪里？
创立成为主导力量的现代化工业，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培养其内外部条件的。建市以至办特区之后，引进办加工业，这是按客观规律办的事。
我们不赞成一口否定来料加工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更多地创造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我认为，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地方，引进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不很高的来料加工工业，容易上马，也容易培养出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个历史作用不能否定。
4、欧：上述以农业为主或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都不适宜作为一个城市的建市方针，那么，什么才是珠海的建市方针呢？ 你们的最后抉择是怎么样的？
吴：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
解放初期，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时提出做好墟镇工作。经济墟镇经济发展了，依附墟镇的乡镇企业随之也会发展，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促进城镇化进程。叶剑英的这个理论毫无疑问至今仍具重大意义。 在综合考虑了珠海的工农业优势、区位优势以及中央的政策等因素后，我们最后确定工农业并举，狠抓对外经济活动各种措施，以便逐步转到以工业为主的轨道上来。
根据珠海市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制定了珠海的建市方针。在1980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共珠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代表珠海市委初步阐述了珠海的建市方针，那就是：发挥优势，以对外经济工作为主，工农渔业齐发展，把珠海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它的性质是广东利用港澳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新兴重点城市。
（二）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
欧：城市发展战略问题是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未来发展所作的重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决定全局的谋划和规划。它包括四个部分：战略愿景、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职能战略等。请问你们珠海经济特区发展战略的最后抉择是怎么样的？
吴：城市作为一个城市，上述发展战略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的。就农业抓农业，就渔业抓渔业，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决定让农村办工业，渔村也办工业，并与引进加工业结合起来，以进养出，以工促农、促渔。我们在制订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和建市方针的基础上，1980年底，制订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一）特区发展方向是建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旅游、商业、住宅、外贸和农、渔、牧业的综合性特区。
（二）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特事特办，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国营、集体、中外合营、外资独资以及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并存，在经济运转上以市场调节为主。
（三）实行外引内联并举的方针。
（四）在全国先走一步，争取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都有先进水平。
（五）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至于工业、旅游、商业及外贸、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业、农业、渔业、牧业，财政与金融，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人口、土地以及建设投资估算等等，都作出具体规划。
珠海经济特区制定的发展战略与党中央是一致的。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即第27号文，第4部分“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指出：“深圳、珠海的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欧：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请问你的性格对创办经济特区有何影响？
吴：我从1978年11月进入珠海县进行建市前的考察算起，到1984年3月离开珠海市，在珠海“开荒”5年多。这5年间，珠海市共引进外资项目689项，工农业产值也由1979年的8100万元发展到2个亿，如果加上斗门，就达到了5个亿。
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切记要从实际出发，创办经济特区，更要求坚持务实的作风。我到珠海半年后，在基层公社下面仍看到不少村的单位牌子写的是珠海县××××。许多干部的讲话，还是习惯于“我们珠海县……”。他们对改市不怎么理解，对待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沿用县的那老一套。总之，对于发展特区经济缺乏思想准备，更谈不上理性认识。
谈了这么多参加创办特区实践的感受，但是还有不少没有谈及的，或者没有详细介绍的。例如抓好特区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花园城市的具体策划;九洲港口这个重点的建设;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以及向海湾合理围垦土地等等。这些都是已总结出来的经验，都是自己亲身的体会，有些经历还受到不明不白的闷棍或暗箭，所以，感触至深。只好留待以后再介绍了。
有时我也常想问问自己：我属鸡，不属牛，为何偏偏揽着牛的命运？组织上常把我当做开荒牛使用：你看，当年，革命战争胜利，解放进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叫我去当潮安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在潮州这个“府城”去独当一面开拓，一切从头学起。1953年调我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工作，参加华南沿海的渔业合作化试点，跑遍沿海港口，学习渔业生产、研究生产责任制，确实都是开拓性新课题;现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号角吹响了，又让我走上特区“开荒牛”的队列中……
对于牛的命运，我是无怨无悔的。我愿意做“开荒牛”、“孺子牛”。
非常感谢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吴健民，珠海经济特区首任党委书记。1921年3月出生于广东惠来。1936年至1938年，在香港参加“九龙学生生活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任中共惠来县工委组织部长、潮普惠县委青年部长、潮澄饶中心县委书记、潮汕特委宣传部长兼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韩江地委副书记兼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政委。1949年至1953年，任潮汕地委委员兼潮安县委、潮州市委书记。1953年至1958年，任中南局处长，广东省水产厅副厅长。1958年至1961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英德县当养猪员。1961年底平反回中南局任农林局局长。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入狱4年，后转入干校劳动。1972年至1979年任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兼任广东省社队局局长。1979年至1984年任珠海经济特区第一任党委书记。1984年后，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温故集》、《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