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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经典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通过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从史料本身出发，摆脱了西方学界原有的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偏见，提炼出“延安道路”这一概念，尝试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进而提出“延安道路”对第三世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不但当时就为学界所瞩目，对后世学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具启发意义，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关键词】延安道路；马克·赛尔登；中国革命
裴宜理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中国革命遗产中的大量因素确实促进了当前的成功。”①在现代化不断前行的今天，不断审视中国革命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策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明证。马克·赛尔登目光如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敏锐观察到a了这一点。他将位于“世界边缘地带”②的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实践总结为“延安道路”，并暗示这一道路对当下和未来，对中国和第三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尽管初版于1971年，距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但依然是研究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目。此书问世时就已得到学界的认可，《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和《纽约时报》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评价此书的突出成就。它打破了麦卡锡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与偏见，对如“现代化引发革命说”、“苏联输入革命说”和“民族危机导致革命说”等等观点提出了挑战。
马克·赛尔登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将陕甘宁边区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了系统考察，既具体描述了县级甚至县级以下的微观层面，又试图透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整体。此书尝试对中国革命的“元问题”进行了回答，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面对这一宏观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组织能力、社会经济条件、国内外环境等等各方面进行过解释。作者以边区的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的结合为切入点，对此进行了解答。
塞尔登将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称之为“延安道路”，内容包括：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广泛动员民众为目标的 “群众路线”、以解放被压迫民众和重建乡村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变革、旨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团结性的“整风运动”、以生产自救和以组织群众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等等。总的来说，“延安道路”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③
班国瑞曾评价，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开创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④董国强则称赞此书“是第二代西方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和近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⑤
二
赛尔登把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边区的逐渐形成到1941年。在此期间，执行的是激进的土地政策。作者认为，在长征途中，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议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逐渐调整当地原来的土改方针，政策逐渐转向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之间战斗中止，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政权建设的探索。由于此时根据地的财政由国民党供给加上外界援助，根据地内部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总体上比较平稳。
第二阶段从1941-1942年到1947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援助，并对根据地实行金钱和物资的封锁，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内部贫瘠、外援断绝的绝境之下，中共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延安道路”。
封锁、战争摩擦和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根据地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和货币的全面超发，面对通货膨胀的扩大，短期最见效的方法就是扩大税收。虽然征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富农，但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中农和贫农的负担急剧加重。新民主主义及统一战线的一些理论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批评。“边区的第二次革命呼之欲出”。
“第二次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是延安整风。“整风运动雄心勃勃，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和改造的机会”①。通过文件学习、个人检查、小组互动等方式。找到了解决个人冲突、矛盾、政策上的争论以及党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的方法。使 “一些不协调的因素融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②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统一了思想。
与此同时，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具体政策也在执行。一是精兵简政。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县区转到基层乡镇，原来的纵线垂直变双重领导，县级部门改由县委县政府主管，基层的灵活性明显增强。二是“下乡”运动。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被送到乡村，弥合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三是减租减息。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自耕农成为了村庄的主力。四是基于传统互助方式的合作化运动。重新组织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五是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改善了根据地经济和边区财政。六是大众教育运动。转变了农村的精神风貌。
三
赛尔登特别指出，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方式实施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中共的一大创举，它是传统的“土地革命”方式以外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合理有效途径。通过“延安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和乡村社会改革有效结合，这种有效结合正是“延安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 “‘延安道路’体现着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③作为一个对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人文和理论关怀的学者，赛尔登认为这种贡献绝不局限于“世界边缘地带”的陕甘宁，而是对整个第三世界都有深远意义。
赛尔登提出的“延安道路”这一命题，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随着改革开放后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一些学者对其观点发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1995年，此书再版时，赛尔登以三万字的后记对近年来的中国革命研究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检讨”。他坚持自己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并就延安模式的适用范围、群众路线、延安整风中出现的问题、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等几个问题批判性地评价了原版，并提出自己著作未解决的疑问，“既然当初有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特别是增强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的地位这一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农民构成战时革命势力的核心并在很多方面受惠于中共在战时所制定的纲领，为什么他们在毛泽东晚年依靠政治动员所开展的集体化运动中会备尝艰辛？”④等等。
黄宗智对此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他认为客观性现实（社会、经济因素）和表达性现实（文化宣传、意识形态因素）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背离。“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⑤。与此相对，“延安道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中共客观性现实（民主活动、经济发展等）与其表达性现实（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社会经济政策）的相一致。赛尔登正是注意到了两者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两者的背离。
总之，《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并没有很强的理论气息，也没有使用华丽复杂的分析方法，甚至作者在材料选取和内容叙述上或多或少带有主观色彩。但此书能屹立在学界经典地位40多年，一是因为作者从史料出发，而不是理论或者观点先行；二是作者具有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勇气；三是作者的前瞻思维，该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不论对此后的延安研究还是转型中国都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延安道路；马克·赛尔登；中国革命
裴宜理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中国革命遗产中的大量因素确实促进了当前的成功。”①在现代化不断前行的今天，不断审视中国革命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策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明证。马克·赛尔登目光如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敏锐观察到a了这一点。他将位于“世界边缘地带”②的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实践总结为“延安道路”，并暗示这一道路对当下和未来，对中国和第三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尽管初版于1971年，距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但依然是研究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目。此书问世时就已得到学界的认可，《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和《纽约时报》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评价此书的突出成就。它打破了麦卡锡时代所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与偏见，对如“现代化引发革命说”、“苏联输入革命说”和“民族危机导致革命说”等等观点提出了挑战。
马克·赛尔登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将陕甘宁边区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了系统考察，既具体描述了县级甚至县级以下的微观层面，又试图透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整体。此书尝试对中国革命的“元问题”进行了回答，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面对这一宏观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组织能力、社会经济条件、国内外环境等等各方面进行过解释。作者以边区的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的结合为切入点，对此进行了解答。
塞尔登将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称之为“延安道路”，内容包括：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广泛动员民众为目标的 “群众路线”、以解放被压迫民众和重建乡村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变革、旨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团结性的“整风运动”、以生产自救和以组织群众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等等。总的来说，“延安道路”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③
班国瑞曾评价，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开创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④董国强则称赞此书“是第二代西方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和近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⑤
二
赛尔登把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边区的逐渐形成到1941年。在此期间，执行的是激进的土地政策。作者认为，在长征途中，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议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逐渐调整当地原来的土改方针，政策逐渐转向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之间战斗中止，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政权建设的探索。由于此时根据地的财政由国民党供给加上外界援助，根据地内部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总体上比较平稳。
第二阶段从1941-1942年到1947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援助，并对根据地实行金钱和物资的封锁，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内部贫瘠、外援断绝的绝境之下，中共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延安道路”。
封锁、战争摩擦和一连串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根据地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和货币的全面超发，面对通货膨胀的扩大，短期最见效的方法就是扩大税收。虽然征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富农，但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中农和贫农的负担急剧加重。新民主主义及统一战线的一些理论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批评。“边区的第二次革命呼之欲出”。
“第二次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是延安整风。“整风运动雄心勃勃，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和改造的机会”①。通过文件学习、个人检查、小组互动等方式。找到了解决个人冲突、矛盾、政策上的争论以及党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的方法。使 “一些不协调的因素融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②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统一了思想。
与此同时，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具体政策也在执行。一是精兵简政。政府工作的重心从县区转到基层乡镇，原来的纵线垂直变双重领导，县级部门改由县委县政府主管，基层的灵活性明显增强。二是“下乡”运动。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被送到乡村，弥合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三是减租减息。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自耕农成为了村庄的主力。四是基于传统互助方式的合作化运动。重新组织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五是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改善了根据地经济和边区财政。六是大众教育运动。转变了农村的精神风貌。
三
赛尔登特别指出，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方式实施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中共的一大创举，它是传统的“土地革命”方式以外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合理有效途径。通过“延安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和乡村社会改革有效结合，这种有效结合正是“延安道路”成功的关键所在。 “‘延安道路’体现着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③作为一个对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人文和理论关怀的学者，赛尔登认为这种贡献绝不局限于“世界边缘地带”的陕甘宁，而是对整个第三世界都有深远意义。
赛尔登提出的“延安道路”这一命题，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随着改革开放后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一些学者对其观点发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1995年，此书再版时，赛尔登以三万字的后记对近年来的中国革命研究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检讨”。他坚持自己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并就延安模式的适用范围、群众路线、延安整风中出现的问题、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等几个问题批判性地评价了原版，并提出自己著作未解决的疑问，“既然当初有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特别是增强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的地位这一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农民构成战时革命势力的核心并在很多方面受惠于中共在战时所制定的纲领，为什么他们在毛泽东晚年依靠政治动员所开展的集体化运动中会备尝艰辛？”④等等。
黄宗智对此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他认为客观性现实（社会、经济因素）和表达性现实（文化宣传、意识形态因素）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背离。“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⑤。与此相对，“延安道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中共客观性现实（民主活动、经济发展等）与其表达性现实（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社会经济政策）的相一致。赛尔登正是注意到了两者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两者的背离。
总之，《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并没有很强的理论气息，也没有使用华丽复杂的分析方法，甚至作者在材料选取和内容叙述上或多或少带有主观色彩。但此书能屹立在学界经典地位40多年，一是因为作者从史料出发，而不是理论或者观点先行；二是作者具有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勇气；三是作者的前瞻思维，该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不论对此后的延安研究还是转型中国都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