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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在中山军民同仇敌忾，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之际，有一批中山籍青年带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中，或受党组织委派而去，或受进步思想和抗日洪流鼓舞自行前去；有的最终到达了目的地，有的则由于战局变化等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到延安，而是在半途加入新四军、八路军等革命部队，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各分校就读，或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抗战。他们殊途同归，以中山有志青年的名义，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驰骋沙场 英勇杀敌
赴延安的中山青年中，以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抗日宏志的，无疑是踏上战场、扛枪杀敌的那部分，这个群体并不大，而刘舒、方少穆、何镇浪、谭则敏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东区齐东村青年刘舒，1917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33年秋考入中山县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6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就读高中。在广州，他结识一批进步青年，经常参加“读书会”，研读进步读物，并目睹日舰水兵的横行霸道，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1937年9月，他与就读广雅中学的中山青年黄峰等9人共赴陕北“学打游击”。是年冬天，他们抵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随后，刘舒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该校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他与聂荣臻的弟弟同班，学习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曾经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何凯丰、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的授课。1938年3月毕业后，作为从600名学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30名学员之一，他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编入第三期第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同年5月底，“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遂奔赴山东敌后战场。他们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入山西、经河北，长途跋涉一千多公里，最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此后，刘舒历经大大小小的截击、伏击、爆破等战斗，在1939年一次保卫沂蒙山区人民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英年早逝。他是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而牺牲的华侨子弟。①
沙溪濠冲籍青年方少穆则在踏上战场接受战争洗礼后，逐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他出生于1915年，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即广雅中学），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学校的“救亡歌咏团”等活动，还聆听过叶剑英到该校发表的抗战救国演讲。1938年夏，他毅然离开学校奔赴延安，在历经土匪洗劫、反动派阻挠和饥寒交迫的考验后，终于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并在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下旬，从“抗大”提前毕业后，被派往四望山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四望山地处信阳、应山、罗山三县交界处，是抗战初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挺进支队的驻地，也是豫鄂边区的交通咽喉。在豫鄂边区，方少穆随部队多次与敌、顽作战，其中1940年春、夏该部两次痛击日军，毙敌8人，生俘19人，缴获枪支20多条。解放战争时期，方少穆参加了淮海战役以及淞沪战役解放大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某部军级副政委，后来离休居
上海。②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革命人生中，他先后四次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革命教导。
小榄的何镇浪是另一位北上后既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又奔赴战场的中山青年。不过他最终抵达的是山西太行山区，而非延安，他进入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时间是1938年底。抵达“抗大”分校前，他与另外两名中山籍青年历经香港、湛江、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西安、河南等省市曲折冒险，过潼关、渡黄河、经垣曲、登太行山，走过了堪比长征的艰苦征程。1939年9月，何镇浪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中，从此与军旅结缘。他曾参加1941年著名的太行山黄烟洞保卫战，此役与敌军血战八昼夜，成功保护了一个较大的兵工厂，战斗中与另一名战友李庄（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被敌人追击，从悬崖上跳下，正好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何镇浪继续南征北战，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打了金城反击战，1959年入藏平乱。戎马一生中，他四次负伤，屡立战功。后担任信阳陆军学校政委，离休后在广州定居。③
谭则敏，中山三区人，1935年秋在中山大学就读，1937年9月在广州参与了一段时期抗战工作后回小榄，任教于下基小学，1937年10月参与组织成立“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会”）。“青抗会”成员50多名，大多为三区的知识青年，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活动。1938年10月后，在抗日形势的发展与革命思潮影响下，“青抗会”部分成员毅然北上，寻找更为广阔的抗日战场，其中有谭则敏、古寿珠、郭旷良、李琼儿等。由于战局变化，他们没能如愿到达延安，起先在陶铸领导下的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参加战地服务，稍迟一些谭则敏到西安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解放战争胜利时，谭参与了北平、南京、重庆等重要城市的接管。④
学成返乡 敌后抗日
如果说奔赴祖国各地战场的中山青年的轨迹是辐射，另一批的轨迹则是聚焦。他们中有从广州赴延安的黄峰，也有中山地方党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的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这批青年从延安学到了抗日的本领，返乡后将所学所得发扬光大，传播开去，对珠三角敌后抗战产生了特殊作用。
黄峰于1937年9月与刘舒等一同去延安。当时黄峰在广雅中学就读，受形势与进步思想影响，与同级的几名同学萌生奔赴延安的想法，刘舒得知后，专程找他要求同行。他们从广州出发，几经波折到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与刘舒不同的是，从“抗大”学成后，黄峰返回中山参加革命。回到家乡不久，就在县委指示下，以一区抗先队的名义，于1939年初组织举办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该班指导员，负责为学员们讲授“抗大”和“陕公”（陕北公学）的一套教学内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其重点。这个训练班有学员六、七十人，绝大多数结业后成为抗战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⑤
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5人则是由中山八区党组织分批选派，时间在1938年1月至5月，同年6至7月先后学成归来，为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⑥其中，邝叔明是1月到的延安，中山八区第一个女党员邝健玲则于春天抵达。八区区委依托这批青年党员，先后于1938年11月在小濠冲健民小学和1939年9月在月坑村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邝叔明、邝健玲作为主要授课者，为党员学员们讲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及党纪党纲、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等课程，大大提高了党员骨干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党的纪律性和革命素质，为中山八区的武装斗争作了坚实的人才准备。 战场以外 处处战场
还有一大批青年，北上后没有直接成为战场上的作战人员，也没有返回中山投身珠三角敌后战场，他们在战场以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却处处精心经营属于他们自己的“战场”，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了最坚固的民族抗战防线。这个群体人数众多，李凡夫、黄中坚、蔡尚雄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李凡夫，在抗战时期理论界和教育界是个闪亮的名字。1906年出生于四区濠头乡一个华侨家庭，原名郑赐祥。1926年至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回国，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33年夏北上到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临时党委）在上海成立，李凡夫任该支部临时党委书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转移到了延安，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延安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他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被当时公认为名教授之一。在延安，他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主要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担任“陕公”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为培养抗战干部作出突出贡献，仅在“陕公”两年内便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⑦
长洲青年黄中坚，原名黄祖雄，其父为当时长洲小学校长黄冷观（黄显成）。黄中坚出生书香门第，曾向名家学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北上抗日前，黄中坚在香港任教于中华中学，期间接受爱国和进步思想，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8年底，他与何镇浪共同北上，就读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由于表现突出，提前被调到民革通讯社任助理编辑，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新华日报》任编辑。《华北新华日报》于1938年由何云创办，是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1939年7月，在太行山南麓抗日根据地壶关县树掌镇芳岱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一次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残酷扫荡中，黄中坚与何云等40多位新闻工作者在转移时被日寇杀害。今天，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由杨尚昆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侧面由陆定一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背面刻有烈士姓名，黄中坚名列其中。
张家边乡青年蔡尚雄1938年6月开始北上，1939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期间成为中共党员，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获赠一部相机，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从此以照相机为武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拍摄抗日斗争的史实”。为了拍摄真实生动的事迹，“经常随八路军、游击队，探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在他的镜头里，有日寇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个碉堡，以及遭受日寇“烧、杀，抢”三光政策后的五台山区农村惨景，也有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壮举，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⑧
此外，小榄青年何耀椿1939年1月由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从香港赴延安，1940年12月抵达，安排至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担任制版部主任，曾制作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挂像。⑨溪角乡女青年刘展平于1938年7月从省女师毕业后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接受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朱德曾为其题词：“把全中国的妇女发动起来！”，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后，她奔赴抗日前线，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⑩
……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北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山热血儿女抗日的脚步，他们在中山、在广州、在全国各地，在正面战场、在敌后、在各条战线，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直至迎来抗战的胜利。
主要参考资料：
①参考黄峰：《刘舒烈士小传》。
②参考方少穆：《在与敌顽斗争中开辟四望山抗日根据地》、《领袖教导指引我前进的道路》。
③参考国平：《永不磨灭的光辉业绩—记几位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山同乡》。
④参考谭则刚：《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
⑤参考黄峰：《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
⑥《中国共产党斗门历史（1919—1978）》，中共斗门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⑦参考李炽康：《李凡夫同志传略》；叶芳：《风雨沧桑李凡夫》。
⑧参考蔡尚雄：《我的经历和摄影征程》。
⑨参考何耀椿：《我们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制印挂像》。
⑩参考刘展平：《从中山到延安》。
驰骋沙场 英勇杀敌
赴延安的中山青年中，以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抗日宏志的，无疑是踏上战场、扛枪杀敌的那部分，这个群体并不大，而刘舒、方少穆、何镇浪、谭则敏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东区齐东村青年刘舒，1917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33年秋考入中山县立中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6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就读高中。在广州，他结识一批进步青年，经常参加“读书会”，研读进步读物，并目睹日舰水兵的横行霸道，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激发。1937年9月，他与就读广雅中学的中山青年黄峰等9人共赴陕北“学打游击”。是年冬天，他们抵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随后，刘舒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该校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他与聂荣臻的弟弟同班，学习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曾经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何凯丰、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的授课。1938年3月毕业后，作为从600名学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30名学员之一，他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编入第三期第三大队（知识青年大队）。同年5月底，“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遂奔赴山东敌后战场。他们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入山西、经河北，长途跋涉一千多公里，最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此后，刘舒历经大大小小的截击、伏击、爆破等战斗，在1939年一次保卫沂蒙山区人民的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英年早逝。他是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而牺牲的华侨子弟。①
沙溪濠冲籍青年方少穆则在踏上战场接受战争洗礼后，逐步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他出生于1915年，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即广雅中学），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学校的“救亡歌咏团”等活动，还聆听过叶剑英到该校发表的抗战救国演讲。1938年夏，他毅然离开学校奔赴延安，在历经土匪洗劫、反动派阻挠和饥寒交迫的考验后，终于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并在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下旬，从“抗大”提前毕业后，被派往四望山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四望山地处信阳、应山、罗山三县交界处，是抗战初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挺进支队的驻地，也是豫鄂边区的交通咽喉。在豫鄂边区，方少穆随部队多次与敌、顽作战，其中1940年春、夏该部两次痛击日军，毙敌8人，生俘19人，缴获枪支20多条。解放战争时期，方少穆参加了淮海战役以及淞沪战役解放大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某部军级副政委，后来离休居
上海。②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革命人生中，他先后四次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革命教导。
小榄的何镇浪是另一位北上后既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又奔赴战场的中山青年。不过他最终抵达的是山西太行山区，而非延安，他进入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时间是1938年底。抵达“抗大”分校前，他与另外两名中山籍青年历经香港、湛江、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西安、河南等省市曲折冒险，过潼关、渡黄河、经垣曲、登太行山，走过了堪比长征的艰苦征程。1939年9月，何镇浪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中，从此与军旅结缘。他曾参加1941年著名的太行山黄烟洞保卫战，此役与敌军血战八昼夜，成功保护了一个较大的兵工厂，战斗中与另一名战友李庄（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被敌人追击，从悬崖上跳下，正好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何镇浪继续南征北战，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打了金城反击战，1959年入藏平乱。戎马一生中，他四次负伤，屡立战功。后担任信阳陆军学校政委，离休后在广州定居。③
谭则敏，中山三区人，1935年秋在中山大学就读，1937年9月在广州参与了一段时期抗战工作后回小榄，任教于下基小学，1937年10月参与组织成立“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会”）。“青抗会”成员50多名，大多为三区的知识青年，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活动。1938年10月后，在抗日形势的发展与革命思潮影响下，“青抗会”部分成员毅然北上，寻找更为广阔的抗日战场，其中有谭则敏、古寿珠、郭旷良、李琼儿等。由于战局变化，他们没能如愿到达延安，起先在陶铸领导下的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参加战地服务，稍迟一些谭则敏到西安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解放战争胜利时，谭参与了北平、南京、重庆等重要城市的接管。④
学成返乡 敌后抗日
如果说奔赴祖国各地战场的中山青年的轨迹是辐射，另一批的轨迹则是聚焦。他们中有从广州赴延安的黄峰，也有中山地方党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的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这批青年从延安学到了抗日的本领，返乡后将所学所得发扬光大，传播开去，对珠三角敌后抗战产生了特殊作用。
黄峰于1937年9月与刘舒等一同去延安。当时黄峰在广雅中学就读，受形势与进步思想影响，与同级的几名同学萌生奔赴延安的想法，刘舒得知后，专程找他要求同行。他们从广州出发，几经波折到达延安，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与刘舒不同的是，从“抗大”学成后，黄峰返回中山参加革命。回到家乡不久，就在县委指示下，以一区抗先队的名义，于1939年初组织举办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该班指导员，负责为学员们讲授“抗大”和“陕公”（陕北公学）的一套教学内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其重点。这个训练班有学员六、七十人，绝大多数结业后成为抗战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⑤
邝健玲、邝叔明、徐瑞、林启琛、林奕保等5人则是由中山八区党组织分批选派，时间在1938年1月至5月，同年6至7月先后学成归来，为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⑥其中，邝叔明是1月到的延安，中山八区第一个女党员邝健玲则于春天抵达。八区区委依托这批青年党员，先后于1938年11月在小濠冲健民小学和1939年9月在月坑村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邝叔明、邝健玲作为主要授课者，为党员学员们讲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及党纪党纲、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等课程，大大提高了党员骨干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党的纪律性和革命素质，为中山八区的武装斗争作了坚实的人才准备。 战场以外 处处战场
还有一大批青年，北上后没有直接成为战场上的作战人员，也没有返回中山投身珠三角敌后战场，他们在战场以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却处处精心经营属于他们自己的“战场”，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了最坚固的民族抗战防线。这个群体人数众多，李凡夫、黄中坚、蔡尚雄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李凡夫，在抗战时期理论界和教育界是个闪亮的名字。1906年出生于四区濠头乡一个华侨家庭，原名郑赐祥。1926年至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弃学回国，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1933年夏北上到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加入共产党，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党团书记，1937年初，中共文化支部（后改为临时党委）在上海成立，李凡夫任该支部临时党委书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转移到了延安，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延安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他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授，被当时公认为名教授之一。在延安，他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主要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担任“陕公”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为培养抗战干部作出突出贡献，仅在“陕公”两年内便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⑦
长洲青年黄中坚，原名黄祖雄，其父为当时长洲小学校长黄冷观（黄显成）。黄中坚出生书香门第，曾向名家学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北上抗日前，黄中坚在香港任教于中华中学，期间接受爱国和进步思想，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8年底，他与何镇浪共同北上，就读晋东南“抗大”一分校。由于表现突出，提前被调到民革通讯社任助理编辑，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新华日报》任编辑。《华北新华日报》于1938年由何云创办，是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1939年7月，在太行山南麓抗日根据地壶关县树掌镇芳岱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一次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残酷扫荡中，黄中坚与何云等40多位新闻工作者在转移时被日寇杀害。今天，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由杨尚昆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侧面由陆定一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背面刻有烈士姓名，黄中坚名列其中。
张家边乡青年蔡尚雄1938年6月开始北上，1939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期间成为中共党员，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获赠一部相机，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从此以照相机为武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拍摄抗日斗争的史实”。为了拍摄真实生动的事迹，“经常随八路军、游击队，探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在他的镜头里，有日寇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个碉堡，以及遭受日寇“烧、杀，抢”三光政策后的五台山区农村惨景，也有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壮举，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⑧
此外，小榄青年何耀椿1939年1月由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从香港赴延安，1940年12月抵达，安排至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担任制版部主任，曾制作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挂像。⑨溪角乡女青年刘展平于1938年7月从省女师毕业后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接受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朱德曾为其题词：“把全中国的妇女发动起来！”，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后，她奔赴抗日前线，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⑩
……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北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山热血儿女抗日的脚步，他们在中山、在广州、在全国各地，在正面战场、在敌后、在各条战线，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直至迎来抗战的胜利。
主要参考资料：
①参考黄峰：《刘舒烈士小传》。
②参考方少穆：《在与敌顽斗争中开辟四望山抗日根据地》、《领袖教导指引我前进的道路》。
③参考国平：《永不磨灭的光辉业绩—记几位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山同乡》。
④参考谭则刚：《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
⑤参考黄峰：《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
⑥《中国共产党斗门历史（1919—1978）》，中共斗门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⑦参考李炽康：《李凡夫同志传略》；叶芳：《风雨沧桑李凡夫》。
⑧参考蔡尚雄：《我的经历和摄影征程》。
⑨参考何耀椿：《我们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制印挂像》。
⑩参考刘展平：《从中山到延安》。